No.160 政治極化的美國,正在拋棄基於「人民兩個身體」的妥協傳統|城與邦




作者|李海默
簡介|美國休斯敦大學政治系博士候選人
編輯|黃麒瑄


编者志


  本文短評Alin Fumurescu的《「妥協」概念與美國建國:人民兩個身體的追求》一書,作者從政治學的角度概述本書研究工作的位置,並短評近日旅美見聞所思。

  本文原載於《澎湃新聞》思想市場專欄,經作者同意轉載。


《「妥協」概念與美國建國:人民兩個身體的追求》



正文


  • Fumurescu, A. (2019). Compromise and the American Founding: The Quest for the People‘s Two Bod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umurescu, A. (2013). Compromise: A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中譯本,阿林.弗雷莫斯科:《妥協:政治與哲學的歷史》,啓蒙編譯所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6年。)

  關於美國政治極化現象,筆者曾有若干小文簡要介紹學界相關研究。政治極化加民粹主義風潮,從一個方面看使得特朗普非常容易用修辭術操縱民意和選情,從另一個方面看,則自內部(兩黨激烈黨爭,近似於零和遊戲)和外部(美國及其盟友關係)皆明顯削弱美國實力和影響力,新冠疫情全球延燒的大背景下,更是如此。

  在此,筆者想簡要介紹最近拜讀的休斯敦大學政治學系Alin Fumurescu教授2019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妥協」概念與美國建國:人民兩個身體的追求》(Compromise and the American Founding: The Quest for the People’s Two Bodies)一書,或許對我們思考和觀察美國當今的政治極化問題會提供一種別樣的視角和思路。

  Fumurescu教授曾於2013年榮膺美國政治科學學會列奧·施特勞斯獎(Strauss Award)。此書為Fumurescu教授已被譯為中文的《妥協:政治與哲學的歷史》(Compromise: A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history,2013。中譯本於2016年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發行)一書的姊妹篇。此書分析了十七世紀的英格蘭和法國有關「妥協」和「人民」概念的分歧理解,是如何在美國建國期間再次交織在一起的(儘管有時結果是以流血告終)。回顧美國建國的關鍵時刻,從最初的清教徒殖民地到十九世紀內戰開場,這本書提供了一系列精准剖析與解答。此書認為,美國人在不知不覺中將有關「人民」的兩種理解結合在一起:一是早期現代觀念,即由多數決模式所支配的個體集合;二是將人民視為有著內在階層區隔的,以及受追求共同利益的理性支配的法人團體的古典觀念。美國人於是能夠實施「人民兩個身體」的範式,而這二者之間的辯證法一旦被打破,其結果就會對美國政治產生重大影響。

《清教徒》(The Puritans by Edgar Bundy)

  關於美國早期政治思想史的書寫,「妥協」本就是個學術冷門題目,有限的既有學術討論也多集中於制憲會議有關政治制度設計的爭論和妥協,或和奴隸制存廢議題相關,因此,Fumurescu的切入點可說是很有新意。據Fumurescu蒐羅的政治思想史資料來看,美國政治思想史上的思潮向來隨著這兩種關於「人民」的不同理解,激蕩交疊而延續進展,並不見得特別要傾向於其中的哪一個,而完全輕忽了另外一個。對於我們今天試圖準確把握美國政治思想的獨特性格特質,這一觀察似乎頗有幫助。「人民的兩個身體」這一分析框架乍看起來頗似Kantorowicz的「國王兩個身體」(所謂「自然之體」和「政治之體」),實際卻別出心裁,自有另一番天地。

  Fumurescu指出,「人民的兩個身體」這一分析範式的妙用在於,能同時處理精英主義和平民主義這兩種思想層級,能避免二者的陷阱,同時取材二者之所長。而且實事求是地說,在政治學說思想史上,二元並立地理解「人民」,既將人民視為一群眾人的集結,又視之為法人團體性質的整全體,其實也是其來有自,源遠流長。

  在Fumurescu看來,清教徒傳統上對契約協定(covenant)即有著雙重面向的理解,一方面側重於個體同意加入新的政治實體,另一方面側重於加入後將順服於這一新政治體的指令,這兩個層面同時存在。清教徒傳統既認為個體有均等的創制性權力(constituent power),但同時又強調不同的人其政治能力是有很大的高下分別的。美國建國時代的清教徒對於「人民」這個概念有著兩重不同的理解維度:在水平層面,人人對於美國新政府的建立皆有互為平等的同意權,在垂直層面,他們則傾向於建立一種類似於精英政治的體制,並將日常政府的運轉信託於此種精英政治模式。當新的人民實體成立後,政治型契約(pactum subiectiones)就佔據最顯著位置,具體如何型塑政府結構,及政治事務之日常運轉,都將由政治精英負責操作。當精英政治的治理者認為多數決議的某些事項可能會失之偏頗,甚至有妨害於群體公益時,他們將不會輕易地做出妥協。清教徒先是在美國東北的新英格蘭地區樹立這種對新構人民實體的兩重理解維度,百餘年後傳揚至美國獨立戰爭,最終匯流入美國憲法和相關的整個憲政體制。

  在Fumurescu看來,美國的建國者們也很大程度沿襲了清教徒的思想傳統。一方面,他們並不那麼信任當人民聚攏成群時就一定能做出複雜而優質的政治決斷,另一方面,他們卻也願意相信眾人對政府的基本原則足以做出比較合宜的判定和衡量。

  Fumurescu也提到,當前美國愈演愈烈的政治極化現象,或多或少和人們普遍的缺乏妥協意願相關。人們在當代美國社會中對於其個體身份和群體身份的標籤認同皆深有不安定不確信之感,於是導致了人們對於其自我身份標籤有一種「過度保護和防衛」的姿態,進而使得人們彼此之間缺乏意願進行折中和妥協。從學術意義上講,政治極化和美國傳統的有關「人民兩個身體」的折中妥協式路徑,自然多有隔閡與衝撞。於是Fumurescu的潛台詞也就很清楚:若想超越和克服當今的美國政治極化現象,其中一個方法可能是回顧美國政治起始點處的基於「人民兩個身體」的妥協傳統。

清教徒傳統對契約的理解,有助於我們理解美國政治的極化的文化背景與可能出路


  從儒家政治文明的視角看,強調政治上妥協與和衷共濟,相忍為國,集思廣益,向來算是美德,因此也許我們並不難理解。

  站在今天美國新冠疫情大爆發的背景下觀察,筆者感覺到,美國建國時期的「人民兩個身體」的範式在今日碰到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當特朗普一面疏於嚴肅防疫,一面只顧選戰得分,一面力促盡速重開經濟,一面又不願承擔政治責任而盡力甩鍋各方時,美國的精英政治傳統多少是失效和失能的。特朗普著力於利用美國政治極化現象和民粹主義思潮,不講求真正的科學防疫觀念,但美國政府的公衛專家們卻也束手無策,無可奈何,只能寄望於年底總統大選的決斷。而以特朗普的甩鍋操作和鼓動民粹風潮,在年底大選的時候他又未必不能再次僥倖過關,繼續執掌中樞大位。換個角度說,只有公衛專家們盡力配合、遷就特朗普執政的基本論調,他們的主張才有可能部分地演化為公共政策得以推行,是以為了這樣的目標,他們也不得不遷就特朗普的論說,或至少不公開挑戰其論說,無論該論說多麼不合防疫科學的原理。以此觀之,筆者有時覺得今日之美國恰似一個高度發達的智慧體(泛指其學術科研部門),無助地被安放於一架蒙昧混沌、易受蠱惑而且肆意橫行的軀體上,而不復有原初「人民的兩個身體」的那種自洽性和內省反思能力。

  妥協與極化之間,民粹主義必然還是要負其責。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Nadia Urbinati教授在2019年刊出的《我即人民》(Me the Peopl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一書中曾指,當下時興的民粹主義政府過於依賴其領袖個人意志,總試圖將「非我其類」的人的合理利益亦盡數泯滅消除,其實無時無刻不在衝擊著憲政民主制度的固有秩序。只是這些一流知識分子深刻的反思,一般選民未必便能聽得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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