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20 批判性國際關係理論：挑戰普遍性

作者｜華聞儀
簡介｜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
興趣｜政治理論
編輯｜施施、黃麒瑄

前言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並沒有更順利地達成統一，反而面臨更多差異性，這種差異性包含了理論、地理、哲學、方法論等各方面。西方傳統理論將西方、發達國家、男權、理性、普遍性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視角默認為中立和標準的理論，受到了來自西方內部和非西方地區理論的批判和挑戰：前者表現為後現代理論批判，後者表現為地區性理論的探索。這些對傳統理論的挑戰，為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提供了新的道路和潛力。

後現代理論的批判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從西方內部發源的後現代主義理論開始進入國際關係理論的領域，後現代主義試圖打破舊的統一性、整體性、普遍性，恢復人類倫理、思想、認同、倫理的地位。後現代國際關係理論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建構主義和女性主義理論。[1]

　　Smith（1997）總結道，後現代理論對國關理論的貢獻有以下四點：第一，相對於傳統的實證學者，後現代理論家對於身份認同有諸多討論；第二，後現代理論通過質疑傳統實證研究創造知識的基本方式，即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根本假設，將國際關係理論與其他社會科學理論聯繫在了一起；第三，後現代國關理論研究者意識到，傳統的理論並不是「中立」的解釋性理論，而是實際上排除了許多重要維度，如種族、倫理、性別等。後現代研究者並不是簡單將這些維度和國際關係聯繫在一起，如「倫理和國際關係」，而是認識和討論這些議題在國際關係之中的情況，即「國際關係中的倫理」；第四，後現代主義者認識到國際關係理論中權力和知識的關係，探究現有的所謂主流國際關係理論背後的權力和利益。[2]

1. 建構主義

　　以霍夫曼、考克斯、溫特等人為代表的建構主義理論認為，國際關係現實是一種社會建構，依賴於人的信仰和行為選擇，而不僅僅是人的理性。所以，人們所認同的規範和文化就非常重要。後結構主義學者如Epstein（2013）因此強調語言的作用，認為語言作為社會建構的媒介，在塑造「普遍性」認知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所以她指出，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發展應該回歸到語言，探究國際關係中的普遍性概念是如何形成的。[3]基於對文化、認同的強調，建構主義指出，西方的國關理論反映的僅僅是西方所選擇的意識形態，為西方的利益服務，而非一種普遍性的真理。因此，國際關係理論中多元化的方法論和認識論發展是可能的，也是應該的。[4]

　　但是，針對建構主義的批判也很豐富，比如米爾斯海默就指出，建構主義理論對於話語如何、為何改變的解釋不足，對於話語的興起和衰落的預見性不足。[5]

2. 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語境下的性別，指的不是生理性別，而是男女身份的複雜社會建構。自20世紀末起，女性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就從多個層面滲透進了國際關係這個學科。女性主義國關視角試圖揭開國關理論中性別維度的一面，而在其中最關鍵的是性別之間權力的概念。[6]

　　研究女性主義國關理論的現有文獻，有以下幾種。

　　第一，是討論國關理論根基中內在的性別偏見。女性主義學者認為，國關的理論基礎是男性視角定義的，圍繞男女二元對立的話語，將女性建構為「他者」。[7]針對這些問題，國關理論的女性主義探究觸及了以下三個領域：國際關係實踐的性別後果，國際舞台上的女性行為者，以及外交議題中廣泛的有關於性別的部分，如移民問題、國際性別分工、女性發展、作為人權的女性權利等。

　　第二，是討論固有的性別成見為現有國際體系的維持和運作提供了框架。比如Enloe的研究關注女性如何從根本上塑造國際關係體系，所謂的官方國際關係行為，包括戰爭、外交等，都依賴於現有的性別格局的支持。

　　第三，是討論圍繞著非國家行為體的國際女性主義。如Sylvester指出，女性主義的國關理論視角，對合作和互利有著不同的理解。女性主義國際關係更多的是一種人之間的，而非國家間的關係，跨國家的國際女性主義或婦女組織就是一種表現，這和現實主義對國際關係的理解有很大不同。[8]

　　對於性別與國際政治經濟的研究，也和女性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發展有緊密的聯繫。這方面研究關注的是女性在發展中扮演的角色，也探究國家作為男性權力、性別等級制度的再生產者如何阻礙了性別平等。在第三世界中，這樣的研究尤其容易發展，因為第三世界的國際關係首要是關於經濟議題的，比如貿易、發展援助、貧窮等，而這些議題需要女性主義的理論化補充。[9]

　　雖然女性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從反思主流的國關理論路徑，到提倡替代性的國關概念和視角，再到將女性置入國關話語體系等方面，都做出了有力的貢獻，但它對實際政策的影響力仍然不容樂觀。

女權主義

非西方理論的批判

1. 美國中心與西方中心

　　當代的國際關係理論，仍然是西方尤其是美國主導的。早在1969年，Hedley Bull就指出國際關係理論和研究方法被西方，尤其是英美所主導，因此，在這個亞洲和其他地區逐漸崛起、越來越非西方化的世界里，這些現有的理論和方法越來越難以對國際政治提供充足的解釋。[10]對於這種美國或西方中心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的探討，大致分為兩個方向，一個是探討美國的國際關係與其他國際關係，一個探討是西方國際關係與其他國際關係。

　　前者的討論聚焦於美國對國關理論的主導。美國科學研究的認識論根基，來源於邏輯實證主義和政治現實主義，且秉持著實用主義的思想，但這並不是唯一的一種研究方法和視角。[11]美國對國際關係研究的學術壟斷，在於其規定了一種特定的創造知識的視角，又進而建構出了一種特殊的、民族中心化的國際關係。這種討論中，與美國作參照的實際上是歐洲，而不是世界上其他地區。

　　而第二個方向的討論，則將英美國際關係一起算作「西方」主流國際關係，許多後殖民主義研究就屬於這個方向。這裡的「西方」概念，不再是一個特定的地理、領土概念，而是一種想象的統一，和殖民主義式的現代化是分不開的。[12]西方中心主義的國際關係建立在一個「西方歷史就是世界歷史」的假設上，[13]這種殖民主義知識壟斷其實與資本主義男權體系有著不可分割的結構性聯繫。[14]

　　有學者提出，西方產出的國際關係理論之所以不是真正的普遍性理論，是因為西方世界的研究產生出的是關於「好的生活」的理論，而對非西方世界的研究則仍然僅僅關於基本生存（關注戰爭、暴力衝突等議題）。因此，所謂的普遍性理論很多時候沒有觸碰到非西方世界的、並沒有那麼好的生活，沒有意識到個體的即是政治的，個體的即是國際的。[15]

2. 威斯特伐利亞敘事的局限性

　　在「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中，國際社會的演進和結構，都是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為核心的，這種歐洲中心主義的「威斯特伐利亞敘事」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批判。他們指出，威斯特伐利亞敘事包含著主權和世俗的原則，認為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創造」了一個與世界其他部分不同的國際社會，這種歐洲例外主義和二元分離，描述了一種應然「標準的文明」，即歐洲國家可以通過文化或者制度的演進解決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的問題，而非歐洲國家則缺乏這些特質，除非歐洲國家允許它們進入這個國際體系和被其中的規則社會化。這樣一來，國際社會就是一個應然意義上的等級結構，反映的是所謂國際關係里的自然分工。

　　當不同的社會作為案例被放入這個敘述中時，就會出現選擇性偏差，學者們會關注那些符合這個敘事的例子，而忽略證偽它的例子。這種選擇性偏差還伴隨著解讀性偏差，即根據一個國家在這個敘事中的地位來差異化地解讀其表現，比如將「自己人」的好的行為歸因為內部特徵，不好的行為歸因為外部條件，對「外人」則反過來。

　　這種敘事假定國際社會的發展是一個線性、穩定的過程，不願意包容全球不同地區系統的多樣性，也不願意承認國際社會這個概念本來就是充滿爭議的、政治化的，而帝國主義的權力在確立國際規範時有著巨大影響。目前國際社會的自由主義發展方式（政治寬容和宗教寬容），是植根於歐洲的歷史和價值觀中的，所以威斯特伐利亞敘事可以被看作一種意識形態工具，為西方對非西方國家的脅迫找到了藉口，要求非西方國家服從現有國際社會的規則。

　　威斯特伐利亞敘事既扭曲了現代國際體系的起源，又會導致對當代國際關係問題的錯誤判斷。突破這種敘事，擴展全球價值觀的內涵，有利於讓非西方國家融入國際體系，而不被西方國家主導、脅迫、看低。[16]

威斯特伐利亞和會

3. 地區性理論的嘗試

　　在國際關係理論仍然被西方的理論和方法主導的今天，許多學者都在致力於探究真正本土的政治、戰略傳統、觀念和實踐來發展本地的國關理論，為本地的歷史經驗和學術傳統爭取更廣泛的認可。但是，出於種種原因，非西方的理論的發展仍然非常有限。本文以中國、日本、英聯邦、伊斯蘭地區的本土化國關理論發展為例子，討論地區性理論的發展情況。

1）中國

　　隨著中國實力的逐漸崛起，中國本土的國際關係理論發展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從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開始有了獨立的國關學科，並空前大量地引進和學習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國際關係理論。1987年，「中國特色的國關理論」被首次提出，後又有「中國視角」、「中國化」、最近的「中國學派」等提法。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提法是「中國學派」，秦亞青對此做出了重要的論述。他認為，中國學派應該發源於中國本土的文化、歷史傳統和實踐經驗，但這最終是要超越本土傳統，借鑒現有的西方國關理論，來構造具有普適價值的中國學派理論。他認為中國國關最缺乏的是一個核心的理論問題，而美國和英國的國關理論發展就是它們各自獨特的核心問題所推動的。秦認為，中國如何和平地融入當今國際社會，是一個可以作為備選的核心問題。他提出，中國學派的理論來源有以下三種：傳統中國的「天下」世界觀和朝貢體系，現代化哲學和中國式革命，當代中國改革思想和融入國際體系的實踐。[17]

　　但是，這種本土化也引起了爭議，反對的聲音有以下幾種：首先，各類中國國關本土化的提法中，都沒有明確界定本土化的含義，這可能使人認為本土化就意味著只根據中國的國際經驗來解釋國際政治，而所謂中國特色又如何與新時代全球化和人類共同利益相調和？其次，國際關係理論的意義在於發現國際政治中的普適規律，所以「中國特色」在此處顯得矛盾。第三，這個提法帶有意識形態和政治色彩，這種為了強調中國特色而建構的理論功利性很強，被質疑缺少科學性。另外，也有學者在原則上支持國關理論的本土化，但他們認為目前中國國關研究的任務不應該是討論中國特色，而是應該更好地理解更先進的西方國關理論，從而能夠提出原創性的中國視角。[18]

2）日本

　　日本作為受到西方文化影響較大的亞洲國家，也試圖發展出自己獨特的國關理論。由於相比最主流的美國國關理論，英國學派是一個成功確立替代性理論的學派，所以日本國關學者在反思和重構自己的國關理論時，借鑒了英國學派的認識論視角。但是，但是，英國學派仍然有嚴重的歐洲中心主義問題。英國學派的歐洲中心主義不僅是選擇性偏差的問題（如果是的話，只需要擴展案例範圍就行了）。重要的是，英國學派描繪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將國際社會劃分成了創造規則和接受規則的兩種國家，再生產了一種應然的等級秩序，使得非西方國家相比於西方更加「劣等」。這樣的後果就是，沒有威斯特伐利亞式的經驗的地區性的系統被認為必然缺少某種參與國際社會的特質，因此不能像英國學派一樣產出「普適」的理論。而且，日本國關學者試圖通過與美國國關的間接比較，而非自我表達，來表現自己的獨特性和優勢。[19]

　　因此，Chen（2012）認為，日本的這種本地化發展的認識論基礎仍然是歐洲中心化的，而且實際上加強了，而非挑戰了威斯特伐利亞規範的應然性等級制度。但實際上，地方性理論的發展要挑戰而非僅僅進口、繼承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亞敘事，也不能將西方的理論和概念當作唯一的參照體系。日本學者乃至亞洲學者都該做的是，認識到國際社會多元的起源和制度化的結構，並向亞洲及更廣泛地區的其他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的本土化發展汲取經驗。[20]

3）伊斯蘭地區

　　伊斯蘭文明是對西方世俗化、歷史化、歐洲中心主義世界觀造成最持久挑戰的對手。宗教對國關理論的潛在貢獻是多方面的，包括宗教為決策者帶來的合法性，宗教的世界觀作為一種獨立的行為動機和民族身份來源，宗教性的非國家行為體作為政治動員的有力機構。[21]不過，與其說伊斯蘭文明是一套宗教話語，不如說是一種政治話語，是對西方現代化方式的挑戰。而且，伊斯蘭文明中有許多概念是無法在西方國關理論中找到對等概念的。比如，有學者從伊斯蘭文明中「社區（Umma）」等概念入手，來探索非西方話語對國際關係理論的貢獻。[22]

　　但是，目前多數有關伊斯蘭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都仍然是向西方、為西方表達的，也仍然在採用歐洲中心的歷史主義方法進行國關理論研究。伊斯蘭國家也已經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歐洲意義上的國際社會的元素（主權、國際法、外交慣例等），在這種基礎上發展的所謂的後殖民主義視角，最終再生產了他們原本想批判的歐洲中心主義霸權。[23]

4）英聯邦地區

　　除了傳統西方世界之外的國家，原本西方地區也發展出了更加批判性的學派，比如英聯邦學派。英聯邦的國際關係理論與傳統的英國學派不同的是，它有著強大的非國家行為體網絡，從專業機構、公民社會到私人企業，而這些主體正越來越多地分布在南方國家。另外，與英國學派無政府狀態的假設不同的是，英聯邦學派認為世界存在不同層次的有秩序的網絡，這反映了英聯邦內部的關係狀態，包含了許多跨國家的非正式合作以及政府間多樣的成員關係。

　　英聯邦的國際關係理論視角加強了後霸權時代的理念。它認為不管是舊的霸權（英國、歐洲）還是新的霸權（美國）都無法在學術和政治上滲透自己的權威。大多數英聯邦成員在冷戰後的聯合國里，都是中小國家，英聯邦學派的國際關係理論反映了英聯邦將富有的國家和貧窮弱小的國家聯合在一起並平等對待的狀態。另外，由於英聯邦的成員需要達到民主的標準，其本土學派也積極推動反殖民化，反種族隔離，反種族歧視，反原教旨主義，因而得以將多元化的成員聯合在一起，構建出多元文化、多元種族的話語。[24]

英聯邦國家

4. 非西方理論的出路

　　Shani（2008）指出，真正的後西方理論，應該不僅僅模仿現代西方的話語，而要從非西方傳統內部識別、發展出批判性的話語，積極試圖將被動的非西方地區從西方主導中解放出來，發掘更豐富的非西方文化傳統。[25]由於後殖民時代的非西方學術傳統，也是在殖民時代被西方所塑造和影響的，所以要真正發掘非西方的理論潛力，就要將前殖民時代的現實與當今後殖民時代的現實聯繫起來。[26]

　　所謂的地方性的替代性路徑，並不意味著鼓吹亞洲、非洲例外主義，也不意味著本土主義，而是要將國際關係重新定義為後西方化的國際關係。Chen（2012）提出，第三世界民族的國關學界應該達成政治上和學術上的同盟，認識到並重新爭取他們作為國際社會共同創造者的身份，他們所處的國際社會的起源不能、也不應該被簡單看作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否則國關整個學科就失去了各種文化起源帶來的哲學和認識論遺產。[27]

挑戰普遍性

　　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從宏大理論的互相辯論，走向後現代、地區性的批判性理論，實際上表徵著當代整個社會科學對普遍性的反思。過去的主流理論往往聲稱或默認自己是普適且中立的，而後現代和地方性的理論常常被視作「非主流」或邊緣。但是，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歐洲歷史不等於世界歷史，美國理論不等於普適理論，歐洲和美國也只是各種歷史文化傳統擁有者的其中一員。

　　這種認識的意義不局限於國際關係這一個學科的發展：對知識的生產和權力關係的反思，有助於突破殖民主義遺產和當代知識霸權；除此之外，這也是對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反思，從更宏觀的意義上審視了世界性的話語，所謂的「普遍」和「中立」更加相對化，更多地被認作一種（不再理所當然的）建構，而因此有了修正或者重構的可能。

　　然而，並不是說普遍性不值得追求，或者總是霸權的話語。將具體事件理論化、總結普遍的規律或因果關係，是社會科學的重要任務。但是，反思獲得普遍性的過程、警惕普遍性之下隱藏的偏向、認可和關注特殊性和地方性知識帶來的張力，才能夠追求真正的普遍性和中立性。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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