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宇飛
簡介｜芝加哥大學
興趣｜早期現代政治哲學
編輯｜黃靜佳
一
在西方思想史上，「流浪者」（vagabond）是一個歷史悠久但又頗具現代精神氣質的主題。奧德修斯是西方文學中第一個流浪者的形象，經過十年漫長的漂泊，受海神波塞冬詛咒的奧德修斯終於回到故鄉伊塔卡（Ithaca），與妻子佩涅羅佩（Penelope）重逢。在《奧德賽》之後，流浪者的主題被長期遺忘了，直到但丁在《神曲》中以自身的地獄之行相當程度上重演了當年奧德修斯的漂泊經歷。在《地獄篇》中，荷馬史詩中的所有人物惟有奧德修斯在詩歌中出現並做了發言，但丁也將這位古代神話中的流浪者視為另一個自我。在但丁之後，流浪者成為了現代文學或現代思想中的經典母題，無論是塞萬提斯筆下的堂吉訶德，還是盧梭在《愛彌兒》續篇中刻畫的那位失去家庭和祖國的愛彌兒，都是無可爭議的流浪者形象。流浪似乎成為了現代人獨特精神氣質的象徵。這是一種無根的狀態，孤獨的個體身處廣大的世界之中，卻無處落腳，只得在天地間茫茫漫遊，就好像落葉在水中漂游，無所歸依。對於流浪者而言，一切過去的道路現在顯得不再可靠，而前路卻又失去了具體可期的方向。
伴隨流浪的是對過往生活價值和信念的懷疑，當堂吉訶德一覺醒來後發現既有的世界變得無比陌生時，他就必須離開他的屋子，去重新認識大變樣了的世界。當愛彌兒發現曾經被認為堅不可摧的愛情和生活信條都轟然崩塌時，他也同樣不能仍舊留在蘇菲身邊，只好踏上看不到終點的漂泊之旅：「過去的一切已經從我的記憶中消逝，廣闊的宇宙已經展現在我的眼前。」[1]流浪者往往伴隨著根深蒂固的困惑，而在困惑背後，則是對曾經支撐生活的所有信念的不信任感。這種不信任感天然地帶有強烈的哲學氣質：在現代哲學開端的地方，笛卡爾正是從對不信任感的反思中重建了全部認知的大廈，並為一度遭到懷疑的信念找到了堅實的根基。《第一哲學沈思集》中六天的沈思顯然是在有意模仿《創世記》開篇上帝完成的工作，重建認知大廈的努力相當於對心靈秩序和世界秩序都做了重新的安排。然而，即便是笛卡爾，對信念的懷疑也只佔據生命中六天的時間。笛卡爾需要重新為信念尋找可靠的基礎，正是因為人不能始終生活在懷疑之中，正好像流浪者終究需要為自己找到一個終點，作為可在其中棲居的家園。換句話說，流浪者的困惑狀態或哲學式的徹底懷疑並不能始終延續，也並不應該永遠陷溺其中。在懷疑之後，仍然需要實現對信念的重構，差別只在於這一重構應該以何種方式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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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浪的是對過往生活價值和信念的懷疑 |
二
在《射雕英雄傳》絕大部分的章回中，作為男主的郭靖從未陷入過任何深刻的懷疑。既有黃蓉的陪伴，又有師長的指點和護持，郭靖或許是金庸先生所有的武俠作品中成長軌跡最為順利的主人公。在武俠小說中，武功的高低是評價人物的基礎。雖然江南七怪這幾位郭靖最初的老師曾將他視為武學蠢材，但令讀者嘖嘖稱奇的是，在整部書中郭靖都始終在以飛快的速度進步：在丹陽子馬鈺的指點下，郭靖的武功迅速突破了瓶頸；得到洪七公傳授降龍十八掌後，他甚至能夠與梅超風或歐陽克等一流高手過招；而在全書結尾處，郭靖的功力與洪七公、黃藥師等五絕級別的大宗師相比，已只遜色一籌。這或許是金庸先生和讀者開的一個玩笑，縱觀金庸作品，我們幾乎找不到任何一位比郭靖資質更平庸的主人公，但偏偏也惟有郭靖以最快的速度成為了最頂尖的絕頂高手，這足以見得作者對這一人物格外的偏愛。
郭靖成長軌跡的格外順利並不意味著作者沒有為他安排足夠的挫折和磨礪。在武功逐步升級的過程中，郭靖也曾在與歐陽鋒的打鬥中遇險，並身受重傷。遍歷《射雕英雄傳》和《神雕俠侶》這兩部作品，這幾乎是郭靖在與敵人對戰時遭遇過的最重大的挫折。也正是在這次重傷之後，才引出了「密室療傷」的精彩橋段。在此之後，江南五怪在桃花島的慘死也曾對郭靖造成重大的打擊，其中的曲折和隱情更為全書後半部分的情節增加了無數的變數。毫無疑問，五位師父之死及緊隨其後的靖蓉分離足以稱得上是《射雕英雄傳》中最令人揪心的段落。
但無論是重傷，還是恩師之死，抑或與黃蓉長久的分別，都並不構成郭靖人生中真正的轉折時刻。對郭靖而言，這些打擊固然痛心，但卻從未動搖過他既有的人生信條，也不曾使得他對過去十多年的學武生涯產生過任何的反思或懷疑。更重要的是，即便經歷了種種磨煉乃至不幸，他的全部生活也始終擁有一個明確的方向。當黃蓉在身邊時，郭靖始終能夠享受二人世界的歡樂時光。當因為江南五怪之死而與黃蓉被迫分離時，他也從未失去過確定而可期的方向。這一方向或許是復仇的熱望，或許是澄清誤會後重新團聚的希望，或許是在蒙古軍中為成吉思汗建功立業的志向……這些林林總總的「方向」或「目標」構成了郭靖全部生活的意義所在，同時也充當了他過往人生中全部信念的支柱。他未曾真正走出過這一前反思的狀態，他也完全有理由停留在這一看似淳樸而單純的狀態之中。此時的郭靖仍然生活在他的「天真時代」，他從來沒有真正主動地選擇過自己的命運，他一切的行動都是在無數外力的作用下做出的。這一狀態構成了郭靖與楊過或蕭峰等其他金庸武俠小說男主之間的重要不同，也正是這樣的一種狀態使得讀者在閱讀《射雕英雄傳》時能夠獲得發自本能的親切感。《天龍八部》固然恢弘壯闊，其寫作的技法也比《射雕英雄傳》成熟許多，但無疑更多的讀者會選擇一遍又一遍地重讀後者，而非前者。我們由衷地懷念郭靖長久身處其中的前反思的「天真時代」，因為這是所有人都難以擺脫的思鄉情節。相比於金庸先生後期的《天龍八部》、《笑傲江湖》等作品，《射雕英雄傳》要來得遠遠更為樸素，同時也更為直接。這種樸素性和直接性是讀者閱讀《射雕英雄傳》時強烈代入感的重要來源，同時也是《射雕英雄傳》的力量所在。
然而，在小說的最後兩回中，郭靖幾乎延續了全書的前反思狀態被出乎意料地打破了。《射雕英雄傳》第三十九回的題目「是非善惡」固然是在裘千仞情急之下對眾人的質問中才被點出[1]，但其實也早已蘊含在了郭靖的困惑和迷茫之中：
學武是為了打人殺人，看來我過去二十年全都錯了，我勤勤懇懇的苦學苦練，到頭來只有害人。早知如此，我一點武藝不會反而更好。如不學武，那麼做甚麼呢？我這個人活在世上，到底是為甚麼？以後數十年中，該當怎樣？……接連數日，他白天吃不下飯，晚上睡不著覺，在曠野中躑躅來去，盡是思索這些事情。又想：「母親與眾位恩師一向教我為人該當重義守信，因此我雖愛極蓉兒，但始終不背大汗婚約，結果不但連累母親與蓉兒枉死，大汗、拖雷、華箏他們，心中又哪裡快樂了？江南七俠七位恩師與洪恩師都是俠義之士，竟沒一人能獲善果。歐陽鋒與裘千仞多行不義，卻又逍遙自在。世間到底有沒有天道天理？老天爺到底生不生眼睛？」長久以來辛勤練習武功的意義在郭靖心中打上了一個問號，而更致命的是，是非善惡的標準也在此刻遭到了懷疑。善行或惡行與善果或惡果之間似乎並沒有必然的關聯，那麼「人應做善行」這條最基本的道德標準也就變得搖搖欲墜了。武功說到底也不過是一門技藝，因而武功的高低也無非就是技藝的好壞。如果作為手段的技藝不能達成最終的目的，技藝的善不能達成目的的善，那麼技藝好壞或武功高低又有什麼要緊呢？換句話說，郭靖對習武的懷疑終究仍出自於他心中道德標準的動搖。對「是非善惡」的信念感是支撐郭靖全部生命的根基所在，當這一支柱遭遇到挑戰時，他對習武的信念感乃至對生命意義的信念感都會無可避免地受到嚴重的衝擊。從這個意義上講，郭靖此時對過去人生中所信奉的一切價值和信念的懷疑和反思，象徵著郭靖生命中「天真時代」的終結，同時也象徵著整部《射雕英雄傳》中「哲學時刻」的到來。更進一步說，這也是作為作者的金庸先生需要回答的重大難題：道德的善惡標準是否真的值得信任？郭靖是否可能重建他對道德的信念？如果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不僅僅是郭靖這一人物將失去全部的吸引力，甚至金庸全部的武俠體系也將面臨解體的危險。
當郭靖在陷入深刻懷疑的同時，他也成為了一個流浪者，他在曠野中漫無目的地前行，「他茫茫漫遊，不知該赴何處」。流浪者的形象似乎成為了一個隱喻，並擁有了多層意涵：此時的郭靖既是在物理意義上「不知該赴何處」，同時他對於未來的人生應該如何安排、應向何處寄託也一無所知，更重要的是，他也不知道過去人生中的信念應當如何得到安頓。他既是身體意義上的流浪者，同時也是心靈意義上無家可歸的孤兒。此時的郭靖確實已經成為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孤兒：母親為了讓自己避免忠孝的兩難抉擇而自戮，黃蓉被他誤認為喪命於流沙之中，教導自己習武和為人的五位恩師慘死桃花島，曾待之如父的成吉思汗不但強迫自己攻打祖國，還逼死了母親……孑然一身的郭靖於茫茫天地間已經找不到任何可與之相伴之人。無論從人倫上說，還是從道德信念上說，郭靖都被逼入到了最為極端的處境之中。這毫無疑問是郭靖一生中所遭遇到的最嚴重的一次心靈危機，同時也是整部《射雕英雄傳》的至暗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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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浪者的形象似乎成為了一個隱喻：既是在物理意義上「不知該赴何處」，對於未來的人生應該如何安排、應向何處寄託也一無所知，更重要的是，他也不知道過去人生中的信念應當如何得到安頓。 |
三
郭靖如何克服他的心靈危機，並重建道德信念？在第三十九回中，郭靖先與丘處機偶遇並傾訴了自己的困惑，緊接著在華山與黃蓉重逢，最後又得聞洪七公對裘千仞的訓斥，終於恍然大悟。這三段經歷構成了他走出危機的前後三步，但這三步對於郭靖究竟分別起到了什麼作用，卻並非那麼顯而易見。在一般的理解中，似乎洪七公大義凜然的一番說辭是促使郭靖醒悟的關鍵，甚至之後郭靖將畢生精力都投入保衛襄陽的大業，也被視為其直接的結果。然而，比較洪七公對裘千仞的訓斥與前文中丘處機對郭靖的教誨，就會發現其實洪七公的話他早已在丘處機處聽過一遍，不過當時他並沒有被說服。更不用說洪七公所講的這番道理「其實極是平易淺白」，本就不用旁人提點，他自己肯定早已想到過。因而，郭靖由不信服轉向信服，除了由於洪七公在他心中威信尤高外，還需要另找原因，才能解釋他在心態上的這一巨大轉折。
從第三十九回起，《射雕英雄傳》全書的情節進入到了最後收束的階段，因而對於整部書中提及的各個主要人物，作者都必須給出一個基本的交代。在與丘處機一起上華山之後，到洪七公、一燈大師諸人出場之前，郭靖不但和黃蓉重逢，也接連和歐陽鋒、周伯通、彭連虎一行人、乃至梁子翁等人物相遇。在丘處機被圍攻時，郭靖雖本應相助，但卻因陷溺於困惑和沈思之中而踟躕不定，最終竟獨自離開。此時的郭靖已不再願意充當積極的行動者，而只想做人生中的旁觀者。但「旁觀者」的幻象很快就被戳穿，當他人遇險時，固然可以輕易地抽身離開，然而當自己遇險時，卻難免本能性地回擊。在被梁子翁偷襲的生死攸關時刻，郭靖「再無余暇思索與人動武是否應當」，只得出手禦敵，於是梁子翁偷襲不成反受其害，葬身於華山的深谷之中。這一段情節在該回中起到的作用當然僅僅在於交代了梁子翁的下場，但對於我們理解郭靖的轉折而言，卻也並非毫無意義。困惑和懷疑始終是一種相當個人性的處境，甚至可以說是孤獨之人的特權，只有極端孤獨的人才有可能作為人生絕對意義上的旁觀者，放任自己始終處於這一狀態之中。當人主動或被迫離開「一個人」的狀態時，旁觀者的生活必然要讓位於行動者的生活，同時也就消除了困惑和懷疑的基礎。郭靖對梁子翁的本能性反擊所具有的象徵意義就在於，至少在武俠的世界中，旁觀者的理想是最為虛妄的，因而郭靖不可能永遠做一個孤獨的流浪者。換句話說，他必須在短暫的困惑之後，再次走出封閉的孤獨自我，重新進入到世界之中。
黃蓉的出現是重要的契機。在丘處機和洪七公的教誨之間，郭靖的處境和內心狀態發生了重大的轉變，而轉變的根源就在於他和黃蓉的重逢。只有在靖蓉重逢之後，郭靖才有可能真正接受丘處機或洪七公所講述的那一番「平易淺白」的道理。換句話說，道理只是種子，內心的處境才是種子能夠生根發芽的土壤。郭靖面臨的心靈危機得以被克服，其最根本的動力來源並不是洪七公大義凜然的說教，也不是丘處機苦口婆心的勸導，而是與黃蓉重逢後他全部生命處境的改變。這一改變甚至與黃蓉是否能真正理解郭靖的困惑和懷疑毫無關聯。當郭靖向黃蓉傾訴多日以來的種種思慮時，黃蓉的反應卻是：
黃蓉側過頭想了一陣，道：「唉，忘了也好。咱倆武功越練越強，心中卻越來越不快活，反不如小時候甚麼也不會，倒是沒牽沒掛，無憂無慮。」她哪想到一個人年紀大了，總有許多煩惱，有許多愁苦，與武功高低，殊不相干。對於從未切身體會過這一重大心靈危機的黃蓉來說，她並不能明白郭靖曾經深陷其中的困惑和懷疑是多麼的致命，因而她給出的回答既無比天真可愛，又無比幼稚。甚至可以認為，黃蓉在「道理」上能夠提供給郭靖的幫助，還遠遠不如郭靖不甚信服的丘處機。然而，她也並不需要在「道理」上幫助她的靖哥哥，她所能做和所需要做的僅僅是給予郭靖以愛和陪伴。僅僅是在獲得了黃蓉的愛和陪伴之後，郭靖才終於徹底走出了孤獨流浪者的狀態，開啓重建道德信念的工作。他不再是一個無根的人，他也不再無所歸依。如果說對道德信念的懷疑始於人倫關係的崩潰，那麼擺脫懷疑並重構信念的過程也同樣始於人倫關係的恢復。對郭靖而言，人倫關係而非乾癟的「道理」才是他真正的根基和生命力所在。由此生發開去，洪七公和郭靖之間的師徒關係也屬於他所在的人倫關係中的一環，郭靖對洪七公的由衷信服也未嘗不是他服膺於二人間師徒關係的表現。在人倫關係的重建中，郭靖徹底離開了「一個人」的孤獨處境，也很快克服了根深蒂固的困惑，為曾經一度被深刻懷疑的信念找到了更為堅實的基礎。
《射雕英雄傳》收束全書的最末兩回構成了對稱而均衡的結構。第三十九回刻畫了郭靖如何重新獲得一個「家」，第四十回則刻畫了他如何恢復與「國」之間的關係。第三十九回描述了他如何擺脫沈思者或旁觀者的狀態，第四十回則描述了他如何成為一個行動者。在第三十九回開頭處，丘處機在聽說蒙古軍即將南下時，建議應「趕快南下，好叫朝廷早日防備」，郭靖當時對是否應如此做尚且還非常懷疑。而在第四十回中，當接到華箏傳信後，他卻和黃蓉千里迢迢前往襄陽禦敵，甚至不惜做好了捐軀沙場的準備。如果說「家」意味著狹義的人倫關係，那麼「國」就意味著更為廣義的人倫關係，後者在相當程度上構成了前者的擴展。當郭靖重建了前者時，他也必然要重建後者。在守衛襄陽的事業中，郭靖找到了他後半生的寄託所在。家與國，黃蓉與襄陽，構成了郭靖全部生命中的兩根支柱。他們就像是兩只錨，使得郭靖永遠不再會像無根的落葉那樣無所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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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家」意味著狹義的人倫關係，那麼「國」就意味著更為廣義的人倫關係，後者在相當程度上構成了前者的擴展。 |
四
郭靖在《射雕英雄傳》第三十九回中遭遇的心靈危機有著相當鮮明的現代特徵，這也為這一回中的郭靖賦予了強烈的現代人精神氣質。對於一部時代背景設定在南宋的武俠小說而言，這當然是典型的「時代倒錯」（anachronism）。幾乎可以肯定，這並非作者的本意，而是其在構思和思考時筆端間的無意流露。金庸先生恐怕從來不曾設想過郭靖在此處的流浪者形象與現代西方文學中的流浪者母題有任何直接的關聯，同時他大概也並不太會認為郭靖曾經經歷過某種和笛卡爾式的「哲學時刻」。然而，恰恰是作者在寫作時的「無意流露」為我們提供瞭解釋上的空間。本文中所做的解讀固然不是金庸先生在創作時的原初想法，但《射雕英雄傳》最後兩回的文本也並沒有封閉做出這一解讀的可能性。畢竟，即便是《伊利亞特》或《哈姆雷特》之類的作品，在成百上千種解讀中，恐怕也未必有多少真正稱得上完全符合所謂「作者的本意」，但這並不妨礙這些解讀的成立。能夠做出各種不同取向的解讀，恰恰證明瞭文本內涵的豐富和深邃。
縱觀《射雕英雄傳》全書，郭靖的武功始終處於不斷提升的狀態之中，但他的心靈處境和對道德信念的認知只在第三十九回中發生過重大的轉變。從武功上說，郭靖在歐陽鋒的逼迫下方才真正領悟了《九陰真經》中的秘訣，並得以大成；從心性上說，郭靖也僅僅是在這次致命的心靈危機之後，才實現了精神上的大成。經歷了孤獨流浪者的生活，郭靖對過往一切的道德信念做了徹底的懷疑和反思，然後又重建了信念。與笛卡爾式的沈思一樣，這同樣是一次重構心靈秩序和世界秩序的努力。然而，與笛卡爾（或廣義來說的全部現代西方傳統）不同的是，金庸先生筆下的郭靖並不需要一個超越性的存在者來作為重建世界秩序的保證。恰恰相反，對於這一問題，金庸先生給出了一個相當具有東方色彩的解決方案：耽溺於封閉自我的沈思並不能幫助我們更好地克服精神上的根本困惑；只有回到「家」與「國」，也即回到廣泛的人倫關係中，我們才能在懷疑的廢墟上重建信念的根基，尋找到全部生命的寄託所在。
注釋
- 盧梭：《愛彌兒》，李平漚譯，商務印書館，2014，第778頁。
- 裘千仞仰天打個哈哈，說道：「若論動武，你們恃眾欺寡，我獨個兒不是對手。可是說到是非善惡，嘿嘿，裘千仞孤身在此，哪一位生平沒殺過人、沒犯過惡行的，就請上來動手。在下引頸就死，皺一皺眉頭的也不算好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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