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一川
簡介｜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NSSR）研究生
興趣｜政治哲學、中國近現代政治與思想
引言
二零一六年的國際政治是不平靜的。從華盛頓到歐洲，諸多政治「黑天鵝」事件正迫使我們反思，世界歷史是否還會像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描繪的那樣走向終結？就在二十年前，這樣的懷疑還無從談起。在當時，伴隨著蘇聯解體一起垮掉的，是任何一種企圖超越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野心。然而，時空流轉，自人類進入新千年之後，西方世界所面臨的諸多困境，特別是其內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崩壞以及外部與伊斯蘭文明的衝突，都在逼迫著世人對這種黑格爾式的論斷進行重新評估。事實上，就在自由民主制大獲全勝的九十年代，美國政治觀察家法里德•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就曾對自由民主制度的前途作出過警告。在那篇刊載於《外交事務》雜誌的報告中，扎卡利亞指出，倘若西方的精英仍舊執著於向非西方世界推廣民主制度卻全然不顧及一種良好民主所要求的「自由沃土」，那麼西方所得到的，就只能是諸多「危險的」民主在全世界範圍內的興起。
在報告的開頭，扎卡利亞就澄清了兩個概念，分別是「民主」與「憲政自由主義」；前者主要指選舉與政府的組建，而後者則涉及政府的行動是否侵犯個人權利等問題。在他看來，目前世界的悲劇就在於，當民主政體正在世界各地得到組建之際，憲政自由主義卻不能保證永遠在場。如此一來導致的災難後果就是，經過選舉程序產生的政府，雖具有合法性，卻傾向於擴大行政職權，進而威脅到立法與司法兩部門的獨立性，並最終形成對公民自由的壓制。這在那些自由傳統並不深厚的國家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當最高執政者，憑借手中的政治權力與難以計數的經濟資源無情地打壓政治反對派時，人民這才驚恐地發現，一種「不自由」的民主正在興起。
與此相反，在那些第一批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內部，我們經常發現這樣的事實。即，在這些國家的政治文明演進史中，自由的傳統往往形成在前，民主政體的確立反而在後。這一點表現得最為明顯的即為英國。在這個國家於十九世紀進行議會改革之前，自大憲章運動以來的某些政治傳統一直在得到延續與尊重，這其中就包括權力制衡、法律的至高無上地位以及宗教寬容等內容。而很明顯，這些內容對於保障個體自由不受侵犯的目標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扎卡利亞甚至就此指出，曾經受到這種英國遺產影響的前殖民地地區，諸如香港，儘管並未採取一種徹底的民主制度，但憑借其健全的法制與充分保障的公民自由，也要比那些」不自由「的民主國家更加受歡迎。
▲ 有学者指出，英国的政治文明演进史，体现出一种“原生自发”特征
扎卡利亞還指出，事實上，這種對「民主」與「憲政自由主義」在概念內涵上的澄清，不僅有助於我們在現實維度理解各國政治現代化的特徵與困境，也有助於我們在理論維度重新認識一些政治哲學思考的真正內涵。一般觀念認為，康德在其晚年的政治寫作中曾提出「民主國家之間傾向於和平而非戰爭」的觀點。然而，扎卡利亞指出，一種更加細緻的文本閱讀表明，康德的「永久和平論」只適用於具有共和性質（republician），也即具備「憲政與自由主義結構」的國家，而非民主國家。換言之，只有在政治權力受到制衡的國家內部，政治領袖的野心才能得到有效約束，而整個國家也不會因為其個人的瘋狂而走向毀滅。由此再次確認，民主並不必然與憲政自由掛鈎。
那麼，這種民主與憲政自由主義之間的斷裂，在歷史上是否能找到它的起源呢？對此，扎卡利亞作出了暗示。他以美國與法國為例，指出這兩個國家事實上代表了現代政治演進過程中的兩條不同路徑。美國與英國更接近，在確立民主制度的同時，美國的建國一代更注重的是在一個社會中如何培育憲政自由傳統的問題。這其中最關鍵的一步，就是對多數人的權威進行限制。它反映出的乃是一種對人性的悲觀態度，即對擁有無限權力的多數的深刻不信任。與此相反，法國大革命儼然將「多數」推上了歷史舞台，但由於在大革命之前的舊制度世界里，自由的傳統已隨著封建貴族的式微而消失殆盡，因而革命者建立的共和國並未留下任何政治文明，反倒是「革命吞噬了它自己的兒女」。事情的悲哀之處還在於，許多非西方的後發國家大都追隨了法國的道路。
▲ 莎倫. R. 克勞斯在其代表作《自由主義與榮譽》中指出，在美國建國一代的政治構想中，存在著某些以捍衛憲政自由為宗旨的「貴族式」元素
結論
不同於那些自信且充滿優越感的西方人士，扎卡利亞在這份報告的結尾嚴肅地指出，是時候該西方人自己作出反省了。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里，西方都在不遺餘力地在世界範圍內推廣民主制度，特別是對「選舉」這件事抓住不放。然而，一如我們在歷史與現實中所見，當一個國家內部自由的傳統、法治的觀念與多元主義氛圍非常稀薄時，倉促之間確立的民主制度極易帶來災難性的後果。通過民主選舉取得最高權力的領導人，往往假借人民的名義，擴大自己的權力，成為「政治強人」，甚至最終破壞民主議事規則本身。這樣的後果，對於後發國家的政治現代化來說，事實上是起到了阻礙作用。然而，縱使看到這些，扎卡利亞給出的建議卻是極為模糊的。他的結論最終停留在「應在後發國家內部培育憲政自由精神」這種泛泛之論上。此外，他並沒有作更多的說明。
其實，當我們今天回顧這份發表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報告時，仍可以看出，即便像扎卡利亞這樣具有深刻反省意識的西方精英，在思考民主問題上仍存在很大的局限。民主的困境難道只是因為缺乏「憲政自由主義」的制度結構？難道沒有其他「非制度」方面的原因？譬如，在中國大陸這樣「帝國形態」的國家中，族群的分化是否構成了西式民主難以施展的原因？在伊斯蘭世界里，文明的衝突是否為自由民主的發揮預設了僵局？這些問題，都有待於進一步的思考。只能說，扎卡利亞的報告僅代表了一個方向上的反省。
參考閱讀
• Fareed Zakaria, ‘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76: 6 (November-December 1997), 22-43
• [美] 莎倫. R. 克勞斯著，《自由主義與榮譽》[M]，林垚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年
• [美] 漢娜. 阿倫特著，《論革命》[M]，陳周旺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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