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華聞儀
簡介｜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
興趣｜政治理論
編輯｜黃麒瑄
隨著大數據時代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統計方法的發展，國際關係領域的研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本世紀的國際關係研究不再圍繞宏大理論之間的爭論來發展，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重視「科學」、實證的方法，尤其運用量化的工具來研究更加實際的問題，主流國際關係期刊上的量化研究越來越多，對理論本身的討論越來越少。[1]
當代國際關係研究是否已經不需要（元）理論和哲學假定？研究理論而非具體問題，是否意味著缺少現實意義？實證主義和量化方法是否讓理論顯得過時和無用？
理解當代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和意義，關係到當代國際關係在大數據時代的自身定位和發展方向，如何在向「科學」靠近的過程中兼顧「社會」的複雜性和多變性，在重視定性、定量的事實證據的同時保持抽象思維的深度，在利用先進統計方法的同時不忽視數據背後的理論假設，是國際關係乃至整個社會科學研究領域需要探討的問題。同時，探討理論研究的意義，與解決現實問題也有著緊密的聯繫。哪怕是最微觀的研究和政策建議，也需要背後的理論假設和方法論支撐。
2013年《歐洲國際關係》雜誌發行了一期特刊，專門討論「國際關係理論是否終結」這個問題，除此之外，國內外主流期刊的研究都對此問題有所涉獵，其討論的子問題大致有：（1）什麼是國際關係理論（包括什麼是理論，以及國際關係理論的多種分類）；（2）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現狀和評價；（3）國際關係理論相對於大數據、實證研究和解決現實問題的重要性，以及對國際關係理論發展前景的建議。
在討論國際關係理論之前，需要釐清討論對象的概念。
根據國際關係理論的奠基人Kenneth Waltz對理論的定義，理論不只是規律的集合，而是對規律的解釋。這種解釋需要辨認和定位研究對象中最重要的因素，將研究領域從紛繁的世界中抽象、隔離出來。而且他認為，理論的有用性比其反映現實的程度更重要。[2]
《歐洲國際關係》雜誌的三位編委成員在特刊的第一篇文章中，就試圖為此次討論建立概念基礎。他們沿著Waltz的思想，提出理論中各個環節的思想之間應當有邏輯、有清晰定義的關係；應該系統性地進行因果解釋。他們還指出，理論化的過程可以和經驗相悖，注重其有用性即可；而且，國際關係理論不一定要追求可推廣性（generalizability），因為國際關係中許多事件都是非常獨特的。[3]
然而，這樣的定義主要針對的是傳統的解釋性理論，國際關係（乃至社會科學）理論還存在新的可能性，包括：
批判性理論，辨認和批判一種社會情況，並研究其如何形成，這與解釋性理論（情況為何形成）並不矛盾，所以有許多理論兼顧了二者。規範性理論，解決「應該如何」的問題，提出道德論點。建構理論，將理論化的過程理論化，否認理論是對世界的客觀觀察，而是觀念的建構，Guzzini又稱其為本體理論，因其試圖將關鍵的基本概念理論化，如權力、國家、無政府狀態等。[4]像「鏡片」（lens）一樣的理論，不同的理論反映了根本上不同對待社會科學的視角和方式，所以並不能「像穿毛衣一樣」隨意改變自己的理論立場。不過，實證主義者不會贊成這種定義理論的方式，因為他們認為客觀的事實應該只允許一種正確的理論。[5]Guzzini又稱其為「元理論」（metatheory），為其他研究提供理論的基礎，包括對「有什麼」、「我們能知道什麼」和「理論元素如何與經驗一致」。[6]
另外，從理論試圖解釋的範圍來劃分，還可以分為宏觀理論、中層理論和微觀理論。宏觀理論構建了對國際關係的認識，中層理論解釋具體的政治領域，而微觀的實證研究則可以影響具體政策。[7]
上世紀的國際關係理論發展以四次「大辯論」為主線，但21世紀以來，弘大理論之間的爭論不再是該領域的主旋律，科學實證主義（尤其是量化方法）的國際關係學界的地位日趨主導，於是唱衰理論的論調開始出現。
國際關係理論是否已經終結？國內外不同學者給出了不同的闡釋。Dunne、Hansen和Wight認為，我們面臨的只是宏觀理論「大辯論」的終結，而不是國際關係理論本身的終結。國內學者也指出，「大辯論」的科學史敘事誤導人們以為國際關係不斷出現新範式是常態，但在目前國際關係事實並未超出現有理論的解釋範疇的情況下，這種托馬斯•庫恩式的科學革命期待是不合理的。[8]大辯論作為主流國際關係發展史敘事，還受到了其他諸多批判：首先，由於它過於簡化假設，難以反映現實；其次，辯論中的主要思想都是在美國學界提出後才獲得全世界的重視，強化了國際關係作為「美國的社會科學」的定位；第三，大辯論強調不同學派之間的爭論和對立，減少了互相借鑒的可能。[9]
劉豐指出，近二十年宏觀理論鮮再有創新是學科正常發而非衰落的現象，原因有以下幾個：首先，冷戰後國際環境沒有重大顛覆性變化，新理論發展的外部刺激較少；第二，理論創造的週期長，是非常正常的現象，而且原有的理論壓縮了新理論的發展空間；第三，從事理論研究的人員在科研群體中是極少數，其從事的工作原創性極高，邊際收益也極小。[10]
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理論創新不等同於宏大範式的更替，指出近年國際關係的理論發展路徑主要包括：
第一，地方性理論，主要指美國以外的國際關係學派，比如英國學派、哥本哈根學派、法國學派、中國學派等。[11]也有學者開始批判國際關係理論中實際上存在的「中心－邊緣」等差，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關心研究主流對世界南方國家的主導，而且這種等級制度還在學界不斷被再生產。[12]作為回應，Thakur指出國際關係主流有意地讓非洲沈默，並提出了多種非洲對國際關係理論的潛在貢獻的途徑。[13]
第二，中層和微觀理論，如聯盟與威脅理論、國際規範演化理論等，這些理論比宏觀理論更具有現實意義，讓國際關係理論更加精細和成熟。[14]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層理論研究可以拋棄宏觀理論，需要警惕的是，現今許多中層理論的研究並未對自身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假定給予足夠的重視。[15]
第三，理論的對話和綜合，表現為不同流派共同挖掘重要、基本的概念，或尋求交叉的空間。[16]有的學者認為，國際關係理論需要方法論上的統一，才能最終讓一種最準確的理論勝出，理論的「多元主義」（pluralism）只是達到最終統一的途徑；但也有學者認為，多元主義應該是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常態，一體化的多元主義（integrative pluralism）為國際關係這個複雜、多樣的學科，提供了多維的視角；這個學科的複雜性導致不同學派對最重要因素的判斷是不同的，但這種不同並不意味著這些理論不具有科學性。[17]韋伯指出，人類的現代知識總是片面的，而相對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主觀性（subjectivity）使得普遍知識的獲取更加困難。[18]因此，從不同切口認識世界，讓競爭性觀點互相討論，是對獲得社會科學知識的困難性的有益彌補。[19]不過，這種贊同理論互補的立場，容易讓人們隨意套用多種理論解釋一個問題。[20]如何進行理論溝通互補而不落入相對主義陷阱，是國際關係理論界共同的關切。[21]
第四，跨學科借鑒，尤其在行為主義革命後，很多國際關係理論借鑒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甚至自然科學的理論和概念，發展新的理論和視角。[22]比如女性主義視角是來源於政治哲學，後結構主義視角來源於文學理論等。[23]
胡令遠、王高陽認為，這些「另類」（alternative）的理論發展路徑，表現出國際關係理論更強的關懷意識和包容性，實用主義的轉向表明國際關係理論走向成熟。[24]然而，從《歐洲國際關係》特刊中可以看出，很多國外學者對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仍然較為擔憂。
Mearsheimer和Walt認為，目前國際關係學界片面看重驗證假設的實證方法，而不重視理論的引領作用。對方法的片面側重既不利於理論的發展，也不利於實證研究的完善。只注重方法實證研究也許可以通過統計工具做出準確的預測，但如果這個預測沒有充分的理由，也不是一個好的研究。[25]Guzzini則指出，目前國際關係理論被降格成了以實證理論和政治判斷為主，忽略了理論的反思性和獲得普遍知識的功能，冷落了規範性理論、本體論理論、元理論的重要性。[26]此特刊之外，也有不少學者加入了此討論，比如Jahn試圖將國際關係理論的政治關聯性理論化，他認為目前國際關係學界重視實用性，為政策導向的微觀研究犧牲了理論發展，這其實會損害此學科的政治關聯性，甚至影響國際關係作為現代科學的地位。[27]
當代國際關係理論的重要性，主要受到兩方面的挑戰：實證研究（尤其是量化研究）和解決現實問題的政策研究。
在社會科學日益向「科學」哲學和方法論靠攏的年代，「社會」的主觀性、多變性、複雜性往往容易被忽視。哪怕是當代統計學、大數據的發展程度，也不能讓數據本身說明所有問題，社會科學的理論指導意義並不會因為大數據時代的來臨而衰減。
Mearsheimer和Walt認為，理論研究的式微絕非因為實證和大數據可以替代其作用，而是研究者個人職業發展的利益讓他們尋求快速獲得成果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領域，以及國際關係作為一門學科要專業化發展，需要一套「客觀」（impersonal）的方法。但是，理論仍然應該在國際關係研究中佔據中心地位，它在實證分析中起著關鍵的指導性作用。第一，理論辨認出什麼是重要的，而抽象掉其他現實中存在的變量，這構成了實證研究的重要假定。第二，因果機制在現實中是不可觀測的，也不能通過統計方法得出，這就需要理論來為統計或事實追蹤的結果提供微觀基礎、做出解讀。[28]龐珣也指出，因果關係是演繹性質的，而數據挖掘本質上是歸納性質的。因此，數據不可以替代理論，而理論可以給數據提供簡潔的假設、控制替代解釋，來更好地解讀和評估實證的結果。而且，理論可以幫助實證研究選擇合適的模型，對變量間關係做出有理有據的方向性判斷。因此，雖然量化研究文章在主流期刊上的發表得越來越多，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國際關係問題都適合運用量化的方法，也不意味著量化研究不需要嚴謹的理論支撐。[29]
Mearsheimer和Walt進一步指出了國際關係領域側重數據的特殊問題：第一，國際關係的關鍵概念需要準確的定義和測量，缺少理論的測量方式很可能是誤導性的；第二，國際關係領域的數據質量普遍偏低，不同國家和機構的數據常常無法比較，而且國際關係的很多事件或案例是非常少見甚至不存在的。因此，理論在國際關係研究中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30]
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並不意味著脫離現實，因為學術研究對現實的作用在於其獲取普遍知識的能力。因此，讓科學知識有政治現實意義的途徑，正是使其與差異化、特殊化的現實政治的拉開距離，才能發展出一套普遍理性的話語。[31]理論的缺失不僅讓普遍知識的獲取更加困難，也讓其積累無法完成，因為理論可以為各種實證研究提供一個共同的框架，整合各個研究成果的理論意義，從而能夠指導現實。[32]
因此，《歐洲國際關係》特刊在開篇就明確，國際關係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學科，要被理論指導、有理論素養、有理論關切，才能擁有其韌性（resilience）。[33]
在認識到目前國際關係理論發展有一定問題的情況下，學者們提出了自己對理論發展前景的建議。比如，劉豐提出，應該區分理論研究（簡化框架）和政策研究（行動指導），在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尋找平衡，並且充分發掘社會科學的條件性和多因性以達到理論互補。[34]
站在更宏觀的視角上看，李義虎強調了本體論研究的重要性。他認為，理論的好壞取決於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之間整合程度的好壞，而其中本體論是最重要的，因為所有研究者都必須做出「國際體系是由什麼構成的,是怎樣形成結構的」等形而上的假定。他提出，「國際關係理論的本體論問題是在無政府狀態下,國際社會為什麼既是無政府的,又是有秩序的,而不是戰爭與和平、衝突與合作問題。」所以，國際關係理論應該重視無政府狀態的研究。[35]但是，盧凌宇卻認為，國際關係應該「消除國內政治和國際關係的分野，繞開‘無政府狀態’這個基本假定，運用外延更大的假定和概念來重構國際關係學」。[36]
國外的學者也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重新讓國際關係理論煥發生機的切入點。除了將理論和實證研究結合、重視因果關係機制的闡釋之外，還包括：從建構主義的角度，回到語言本身來研究國際關係理論；[37]從微觀行為體、普通人的角度研究其對國際關係的影響；[38]以東亞、非洲等非傳統主流地區為基礎發展新的國際關係理論；[39]從反對種族主義、性別主義等另類視角切入國際關係理論等。[40]這些非傳統研究視角，為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注入了新的活力。
2. 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影印本。
3. Dunne, T., Hansen, L. & Wight C. (2013). 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405-425
4. Guzzini, S. (2013) The en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Stages of Reflexivity and Modes of Theorizing.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521-541
5. Dunne, T., Hansen, L. & Wight C. (2013). 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405-425.
6. Guzzini, S. (2013) The en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Stages of Reflexivity and Modes of Theorizing.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521-541.
7. Jahn, B. (2017), Theorizing 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61, 64-77.
8. 劉豐：《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困境、進展與前景》，《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7年第1期，第23－42頁。
9. 胡令遠、王高陽：《國際關係理論正在走向終結嗎？》，《國際觀察》2015年第6期，第63－74頁。
10. 劉豐：《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困境、進展與前景》，《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第2017年第1期，第23－42頁。
11. Ibid.
12. Tickner, A. B. (2013) Core, Periphery and (neo)Imperial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627-646.
13. Thakur, V. (2015) Africa and the Theoretical Peace in I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9(3), 213-229.
14. Ibid.
15. Dunne, T., Hansen, L. & Wight C. (2013). 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405-425.
16. Ibid.
17. Ibid.
18. 馬克斯•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
19. Jahn, B. (2017), Theorizing 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61(1), 64-77.
20. 周方銀、王子昌：《三大主義式論文可以休矣——論國際關係理論的運用與綜合》，《國際政治科學》2009年第1期，第79－98頁。
21. Lake, D. A. (2013) Theory is Dead, Long Live Theory: The End of the Great Debates and the Rise of Eclectic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567-587.
22. 劉豐：《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困境、進展與前景》，《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第2017年第1期，第23－42頁。
23. Dunne, T., Hansen, L. & Wight, C. (2013). 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405-425
24. 胡令遠、王高陽：《國際關係理論正在走向終結嗎？》，《國際觀察》第2015年第6期，第63－74頁。
25. Mearsheimer, J. J. & Walt S. M. (2013). Leaving Theory Behind: Why Simplistic Hypothesis Testing is Bad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427-457.
26. Guzzini, S. (2013) The En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Stages of Reflexivity and Modes of Theorizing.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521-54.
27. Jahn, B. (2017), Theorizing 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61(1), 64-77.
28. Mearsheimer, J. J. & Walt S. M. (2013). Leaving Theory Behind: Why Simplistic Hypothesis Testing is Bad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427-457.
29. 龐珣：《國際關係研究的定量方法:定義、規則與操作》，《世界經濟與政治》第2014年第1期，第5－25頁。
30. Mearsheimer, J. J. & Walt S. M. (2013). Leaving Theory Behind: Why Simplistic Hypothesis Testing is Bad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427-457.
31. Jahn, B, (2017), Theorizing 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61(1), 64-77.
32. Mearsheimer, J. J. & Walt, S. M. (2013). Leaving Theory Behind: Why Simplistic Hypothesis Testing is Bad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427-457.
33. Dunne, T., Hansen, L. & Wight, C. (2013). 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405-425.
34. 劉豐：《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困境、進展與前景》，《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第2017年第1期，第23－42頁。
35. 李義虎：《本體論問題與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國際觀察》第2005年第1期，第16－21頁。
36. 盧凌宇：《研究問題與國際關係理論的「重要性」》，《世界經濟與政治》第2017年5期，第65－95。
37. Epstein, C. (2013). Constructivism or the eternal return of universal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y returning to language is vital to prolonging the owl’s fligh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499-519.
38. Sylvester, C. (2013). Experiencing the End and Afterliv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609-626.
39. Kohno, M. (2014) East Asi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14(1), 179-190.
40. Henderson, E. A. (2013). Hidden in Plain Sight: Rac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6(1), 71-92.
簡介｜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
興趣｜政治理論
編輯｜黃麒瑄
前言
隨著大數據時代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統計方法的發展，國際關係領域的研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本世紀的國際關係研究不再圍繞宏大理論之間的爭論來發展，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重視「科學」、實證的方法，尤其運用量化的工具來研究更加實際的問題，主流國際關係期刊上的量化研究越來越多，對理論本身的討論越來越少。[1]
當代國際關係研究是否已經不需要（元）理論和哲學假定？研究理論而非具體問題，是否意味著缺少現實意義？實證主義和量化方法是否讓理論顯得過時和無用？
理解當代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和意義，關係到當代國際關係在大數據時代的自身定位和發展方向，如何在向「科學」靠近的過程中兼顧「社會」的複雜性和多變性，在重視定性、定量的事實證據的同時保持抽象思維的深度，在利用先進統計方法的同時不忽視數據背後的理論假設，是國際關係乃至整個社會科學研究領域需要探討的問題。同時，探討理論研究的意義，與解決現實問題也有著緊密的聯繫。哪怕是最微觀的研究和政策建議，也需要背後的理論假設和方法論支撐。
2013年《歐洲國際關係》雜誌發行了一期特刊，專門討論「國際關係理論是否終結」這個問題，除此之外，國內外主流期刊的研究都對此問題有所涉獵，其討論的子問題大致有：（1）什麼是國際關係理論（包括什麼是理論，以及國際關係理論的多種分類）；（2）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現狀和評價；（3）國際關係理論相對於大數據、實證研究和解決現實問題的重要性，以及對國際關係理論發展前景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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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關系理論的奠基人Kenneth Waltz |
一、什麼是國際關係理論？
在討論國際關係理論之前，需要釐清討論對象的概念。
根據國際關係理論的奠基人Kenneth Waltz對理論的定義，理論不只是規律的集合，而是對規律的解釋。這種解釋需要辨認和定位研究對象中最重要的因素，將研究領域從紛繁的世界中抽象、隔離出來。而且他認為，理論的有用性比其反映現實的程度更重要。[2]
《歐洲國際關係》雜誌的三位編委成員在特刊的第一篇文章中，就試圖為此次討論建立概念基礎。他們沿著Waltz的思想，提出理論中各個環節的思想之間應當有邏輯、有清晰定義的關係；應該系統性地進行因果解釋。他們還指出，理論化的過程可以和經驗相悖，注重其有用性即可；而且，國際關係理論不一定要追求可推廣性（generalizability），因為國際關係中許多事件都是非常獨特的。[3]
然而，這樣的定義主要針對的是傳統的解釋性理論，國際關係（乃至社會科學）理論還存在新的可能性，包括：
批判性理論，辨認和批判一種社會情況，並研究其如何形成，這與解釋性理論（情況為何形成）並不矛盾，所以有許多理論兼顧了二者。規範性理論，解決「應該如何」的問題，提出道德論點。建構理論，將理論化的過程理論化，否認理論是對世界的客觀觀察，而是觀念的建構，Guzzini又稱其為本體理論，因其試圖將關鍵的基本概念理論化，如權力、國家、無政府狀態等。[4]像「鏡片」（lens）一樣的理論，不同的理論反映了根本上不同對待社會科學的視角和方式，所以並不能「像穿毛衣一樣」隨意改變自己的理論立場。不過，實證主義者不會贊成這種定義理論的方式，因為他們認為客觀的事實應該只允許一種正確的理論。[5]Guzzini又稱其為「元理論」（metatheory），為其他研究提供理論的基礎，包括對「有什麼」、「我們能知道什麼」和「理論元素如何與經驗一致」。[6]
另外，從理論試圖解釋的範圍來劃分，還可以分為宏觀理論、中層理論和微觀理論。宏觀理論構建了對國際關係的認識，中層理論解釋具體的政治領域，而微觀的實證研究則可以影響具體政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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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如棱鏡，反射出不同學者的視角與方法論 |
二、當代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現狀和評價
上世紀的國際關係理論發展以四次「大辯論」為主線，但21世紀以來，弘大理論之間的爭論不再是該領域的主旋律，科學實證主義（尤其是量化方法）的國際關係學界的地位日趨主導，於是唱衰理論的論調開始出現。
國際關係理論是否已經終結？國內外不同學者給出了不同的闡釋。Dunne、Hansen和Wight認為，我們面臨的只是宏觀理論「大辯論」的終結，而不是國際關係理論本身的終結。國內學者也指出，「大辯論」的科學史敘事誤導人們以為國際關係不斷出現新範式是常態，但在目前國際關係事實並未超出現有理論的解釋範疇的情況下，這種托馬斯•庫恩式的科學革命期待是不合理的。[8]大辯論作為主流國際關係發展史敘事，還受到了其他諸多批判：首先，由於它過於簡化假設，難以反映現實；其次，辯論中的主要思想都是在美國學界提出後才獲得全世界的重視，強化了國際關係作為「美國的社會科學」的定位；第三，大辯論強調不同學派之間的爭論和對立，減少了互相借鑒的可能。[9]
劉豐指出，近二十年宏觀理論鮮再有創新是學科正常發而非衰落的現象，原因有以下幾個：首先，冷戰後國際環境沒有重大顛覆性變化，新理論發展的外部刺激較少；第二，理論創造的週期長，是非常正常的現象，而且原有的理論壓縮了新理論的發展空間；第三，從事理論研究的人員在科研群體中是極少數，其從事的工作原創性極高，邊際收益也極小。[10]
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理論創新不等同於宏大範式的更替，指出近年國際關係的理論發展路徑主要包括：
第一，地方性理論，主要指美國以外的國際關係學派，比如英國學派、哥本哈根學派、法國學派、中國學派等。[11]也有學者開始批判國際關係理論中實際上存在的「中心－邊緣」等差，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關心研究主流對世界南方國家的主導，而且這種等級制度還在學界不斷被再生產。[12]作為回應，Thakur指出國際關係主流有意地讓非洲沈默，並提出了多種非洲對國際關係理論的潛在貢獻的途徑。[13]
第二，中層和微觀理論，如聯盟與威脅理論、國際規範演化理論等，這些理論比宏觀理論更具有現實意義，讓國際關係理論更加精細和成熟。[14]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層理論研究可以拋棄宏觀理論，需要警惕的是，現今許多中層理論的研究並未對自身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假定給予足夠的重視。[15]
第三，理論的對話和綜合，表現為不同流派共同挖掘重要、基本的概念，或尋求交叉的空間。[16]有的學者認為，國際關係理論需要方法論上的統一，才能最終讓一種最準確的理論勝出，理論的「多元主義」（pluralism）只是達到最終統一的途徑；但也有學者認為，多元主義應該是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常態，一體化的多元主義（integrative pluralism）為國際關係這個複雜、多樣的學科，提供了多維的視角；這個學科的複雜性導致不同學派對最重要因素的判斷是不同的，但這種不同並不意味著這些理論不具有科學性。[17]韋伯指出，人類的現代知識總是片面的，而相對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主觀性（subjectivity）使得普遍知識的獲取更加困難。[18]因此，從不同切口認識世界，讓競爭性觀點互相討論，是對獲得社會科學知識的困難性的有益彌補。[19]不過，這種贊同理論互補的立場，容易讓人們隨意套用多種理論解釋一個問題。[20]如何進行理論溝通互補而不落入相對主義陷阱，是國際關係理論界共同的關切。[21]
第四，跨學科借鑒，尤其在行為主義革命後，很多國際關係理論借鑒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甚至自然科學的理論和概念，發展新的理論和視角。[22]比如女性主義視角是來源於政治哲學，後結構主義視角來源於文學理論等。[23]
胡令遠、王高陽認為，這些「另類」（alternative）的理論發展路徑，表現出國際關係理論更強的關懷意識和包容性，實用主義的轉向表明國際關係理論走向成熟。[24]然而，從《歐洲國際關係》特刊中可以看出，很多國外學者對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仍然較為擔憂。
Mearsheimer和Walt認為，目前國際關係學界片面看重驗證假設的實證方法，而不重視理論的引領作用。對方法的片面側重既不利於理論的發展，也不利於實證研究的完善。只注重方法實證研究也許可以通過統計工具做出準確的預測，但如果這個預測沒有充分的理由，也不是一個好的研究。[25]Guzzini則指出，目前國際關係理論被降格成了以實證理論和政治判斷為主，忽略了理論的反思性和獲得普遍知識的功能，冷落了規範性理論、本體論理論、元理論的重要性。[26]此特刊之外，也有不少學者加入了此討論，比如Jahn試圖將國際關係理論的政治關聯性理論化，他認為目前國際關係學界重視實用性，為政策導向的微觀研究犧牲了理論發展，這其實會損害此學科的政治關聯性，甚至影響國際關係作為現代科學的地位。[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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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勾勒理論討論的方向，學者們也糾結不止 |
三、國際關係理論的重要性
當代國際關係理論的重要性，主要受到兩方面的挑戰：實證研究（尤其是量化研究）和解決現實問題的政策研究。
在社會科學日益向「科學」哲學和方法論靠攏的年代，「社會」的主觀性、多變性、複雜性往往容易被忽視。哪怕是當代統計學、大數據的發展程度，也不能讓數據本身說明所有問題，社會科學的理論指導意義並不會因為大數據時代的來臨而衰減。
Mearsheimer和Walt認為，理論研究的式微絕非因為實證和大數據可以替代其作用，而是研究者個人職業發展的利益讓他們尋求快速獲得成果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領域，以及國際關係作為一門學科要專業化發展，需要一套「客觀」（impersonal）的方法。但是，理論仍然應該在國際關係研究中佔據中心地位，它在實證分析中起著關鍵的指導性作用。第一，理論辨認出什麼是重要的，而抽象掉其他現實中存在的變量，這構成了實證研究的重要假定。第二，因果機制在現實中是不可觀測的，也不能通過統計方法得出，這就需要理論來為統計或事實追蹤的結果提供微觀基礎、做出解讀。[28]龐珣也指出，因果關係是演繹性質的，而數據挖掘本質上是歸納性質的。因此，數據不可以替代理論，而理論可以給數據提供簡潔的假設、控制替代解釋，來更好地解讀和評估實證的結果。而且，理論可以幫助實證研究選擇合適的模型，對變量間關係做出有理有據的方向性判斷。因此，雖然量化研究文章在主流期刊上的發表得越來越多，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國際關係問題都適合運用量化的方法，也不意味著量化研究不需要嚴謹的理論支撐。[29]
Mearsheimer和Walt進一步指出了國際關係領域側重數據的特殊問題：第一，國際關係的關鍵概念需要準確的定義和測量，缺少理論的測量方式很可能是誤導性的；第二，國際關係領域的數據質量普遍偏低，不同國家和機構的數據常常無法比較，而且國際關係的很多事件或案例是非常少見甚至不存在的。因此，理論在國際關係研究中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30]
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並不意味著脫離現實，因為學術研究對現實的作用在於其獲取普遍知識的能力。因此，讓科學知識有政治現實意義的途徑，正是使其與差異化、特殊化的現實政治的拉開距離，才能發展出一套普遍理性的話語。[31]理論的缺失不僅讓普遍知識的獲取更加困難，也讓其積累無法完成，因為理論可以為各種實證研究提供一個共同的框架，整合各個研究成果的理論意義，從而能夠指導現實。[32]
因此，《歐洲國際關係》特刊在開篇就明確，國際關係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學科，要被理論指導、有理論素養、有理論關切，才能擁有其韌性（resilience）。[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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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研究並不意味著脫離現實 |
四、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前景
在認識到目前國際關係理論發展有一定問題的情況下，學者們提出了自己對理論發展前景的建議。比如，劉豐提出，應該區分理論研究（簡化框架）和政策研究（行動指導），在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尋找平衡，並且充分發掘社會科學的條件性和多因性以達到理論互補。[34]
站在更宏觀的視角上看，李義虎強調了本體論研究的重要性。他認為，理論的好壞取決於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之間整合程度的好壞，而其中本體論是最重要的，因為所有研究者都必須做出「國際體系是由什麼構成的,是怎樣形成結構的」等形而上的假定。他提出，「國際關係理論的本體論問題是在無政府狀態下,國際社會為什麼既是無政府的,又是有秩序的,而不是戰爭與和平、衝突與合作問題。」所以，國際關係理論應該重視無政府狀態的研究。[35]但是，盧凌宇卻認為，國際關係應該「消除國內政治和國際關係的分野，繞開‘無政府狀態’這個基本假定，運用外延更大的假定和概念來重構國際關係學」。[36]
國外的學者也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重新讓國際關係理論煥發生機的切入點。除了將理論和實證研究結合、重視因果關係機制的闡釋之外，還包括：從建構主義的角度，回到語言本身來研究國際關係理論；[37]從微觀行為體、普通人的角度研究其對國際關係的影響；[38]以東亞、非洲等非傳統主流地區為基礎發展新的國際關係理論；[39]從反對種族主義、性別主義等另類視角切入國際關係理論等。[40]這些非傳統研究視角，為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注入了新的活力。
注釋
1. Dunne, T., Hansen, L. & Wight C. (2013). 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405-4252. 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影印本。
3. Dunne, T., Hansen, L. & Wight C. (2013). 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405-425
4. Guzzini, S. (2013) The en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Stages of Reflexivity and Modes of Theorizing.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521-541
5. Dunne, T., Hansen, L. & Wight C. (2013). 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405-425.
6. Guzzini, S. (2013) The en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Stages of Reflexivity and Modes of Theorizing.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521-541.
7. Jahn, B. (2017), Theorizing 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61, 64-77.
8. 劉豐：《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困境、進展與前景》，《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7年第1期，第23－42頁。
9. 胡令遠、王高陽：《國際關係理論正在走向終結嗎？》，《國際觀察》2015年第6期，第63－74頁。
10. 劉豐：《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困境、進展與前景》，《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第2017年第1期，第23－42頁。
11. Ibid.
12. Tickner, A. B. (2013) Core, Periphery and (neo)Imperial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627-646.
13. Thakur, V. (2015) Africa and the Theoretical Peace in I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9(3), 213-229.
14. Ibid.
15. Dunne, T., Hansen, L. & Wight C. (2013). 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405-425.
16. Ibid.
17. Ibid.
18. 馬克斯•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
19. Jahn, B. (2017), Theorizing 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61(1), 64-77.
20. 周方銀、王子昌：《三大主義式論文可以休矣——論國際關係理論的運用與綜合》，《國際政治科學》2009年第1期，第79－98頁。
21. Lake, D. A. (2013) Theory is Dead, Long Live Theory: The End of the Great Debates and the Rise of Eclectic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567-587.
22. 劉豐：《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困境、進展與前景》，《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第2017年第1期，第23－42頁。
23. Dunne, T., Hansen, L. & Wight, C. (2013). 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405-425
24. 胡令遠、王高陽：《國際關係理論正在走向終結嗎？》，《國際觀察》第2015年第6期，第63－74頁。
25. Mearsheimer, J. J. & Walt S. M. (2013). Leaving Theory Behind: Why Simplistic Hypothesis Testing is Bad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427-457.
26. Guzzini, S. (2013) The En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Stages of Reflexivity and Modes of Theorizing.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521-54.
27. Jahn, B. (2017), Theorizing 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61(1), 64-77.
28. Mearsheimer, J. J. & Walt S. M. (2013). Leaving Theory Behind: Why Simplistic Hypothesis Testing is Bad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427-457.
29. 龐珣：《國際關係研究的定量方法:定義、規則與操作》，《世界經濟與政治》第2014年第1期，第5－25頁。
30. Mearsheimer, J. J. & Walt S. M. (2013). Leaving Theory Behind: Why Simplistic Hypothesis Testing is Bad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427-457.
31. Jahn, B, (2017), Theorizing 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61(1), 64-77.
32. Mearsheimer, J. J. & Walt, S. M. (2013). Leaving Theory Behind: Why Simplistic Hypothesis Testing is Bad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427-457.
33. Dunne, T., Hansen, L. & Wight, C. (2013). 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405-425.
34. 劉豐：《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困境、進展與前景》，《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第2017年第1期，第23－42頁。
35. 李義虎：《本體論問題與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國際觀察》第2005年第1期，第16－21頁。
36. 盧凌宇：《研究問題與國際關係理論的「重要性」》，《世界經濟與政治》第2017年5期，第65－95。
37. Epstein, C. (2013). Constructivism or the eternal return of universal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y returning to language is vital to prolonging the owl’s fligh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499-519.
38. Sylvester, C. (2013). Experiencing the End and Afterliv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609-626.
39. Kohno, M. (2014) East Asi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14(1), 179-190.
40. Henderson, E. A. (2013). Hidden in Plain Sight: Rac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6(1), 7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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