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投書】在普遍的去位置化以後，重建大地法的企圖純屬徒勞｜城與邦

作者｜馬西莫・卡奇亞里
譯者｜楊文默
編輯｜黃麒瑄

編者志

　　本篇讀者投書，原為讀者譯著《建築與虛無主義》的一部分，曾刊載於公眾號「拜德雅Peideia」。

馬西莫・卡奇亞里

正文

　　在澤德邁爾看來，現代建築的歷史進程同去－位置化的過程相一致。被他庸俗化為「從與土地的紐帶中解脫出來」的東西，實際上在海德格爾的框架中找到了它的真實意義。現代建築傾向於離開大地變成自主的，把自己從一切地上的根基中釋放出來，只因它是一種對位置的殲滅。大地是一個模稜兩可的參照。相反，位置則是一個特定的術語。建築學並不建立諸位置，而是生產去位置化，它在一個空洞且均一的空間中規定、測量、計算。職此之故，即便是從大地上「升起」最少的房屋，也能被歸入去－位置化。對身體之提升，對基礎、對同大地間的紐帶之克服——總之，支配了整個建築先鋒派的籌劃（包括玻璃建築那終極的、天體的自由，那形而上學的透明）——能夠被視為空間與位置之間紐帶斷裂的一種悲劇象徵，象徵著對空間的形而上學肯定：空間的各個部分抽象、均一且平等，它對諸位置的任何建立都是陌異的，對於所有可能的「聚集」而言都是毀滅性的。這個過程又被當作對自由的顯明。這裡的自由同那種成功的釋放和分離相一致，同旨在從一切位置中徹底解放出來的那種技藝（ars-tekne）的成功喜悅相一致。我們不再歸屬於諸位置，那裡的事物與我們一同在家；我們是塊片（pars），是劫掠（arpazein）、搶佔、強暴、褫奪的結果；通過我們所引發的諸位置，我們是空間的褫奪所特有的產物。通過自由我們表達了位置的絕對喪失。

　　就連在城市的歷史中遭遇到的空間限定的喪失，實際上也是一種位置的喪失。的確，計算的權力，規定與測量的能力，在發展過程中並未遭遇任何明顯的阻礙。可是這些限定本身被建立在一個空洞的空間之上，而且它們可以被無限地重復，因為它們是完全平等的。只有當生產和流通的時間在任何方向上都不再遭遇到位置時——只有當諸位置的建立變得難以置信、不可思議時——城市才成為徹底世俗的。那時的城市，與它們在當下的圖像完全一致，變成了一種全面的空間佔領（Besitzergreifung des Raumes），對空間的佔有和褫奪。這是城郭（urbs）的勝利——城市不能被限定、被聚集在一個地方；經由在各個方向上「被細心且永久地標記與鋪築，並且從草地、泥土和樹林的吞食中保持醒目」的道路，城市延伸出去；城市從位置「升起」至世界，又被「解放」，為了「星球的城市化」、為了克服鄉村地帶、為了在全世界肯定那個制服了萬物的人的技藝（ars）。

　　這是唯一可能的「新空間」嗎？這是徹底的去－位置化所帶來的空間嗎？那麼要如何才可能與之對抗，卻不讓天使朝向過去的目光僅僅成為一種懷舊鄉愁和聊以慰藉的行為？對於去－位置化的疑難，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奉獻出了也許是他的概念最豐富、最堅實的研究；沒有他的協助，就很難呈現出我們所參考的海德格爾與澤德邁爾的本質。在去－位置化中，西方自身的命運逃離了法（Nomos）在大地法（justissima tellus）中的根基，通過對美洲新空間（「自由」空間，也就是說，被認為是完全用於征服、完全可世俗化的：沒有諸位置）的發現和佔領，達到了世界市場的普遍主義：「一種激烈的全面動員，一種普遍的去位置化」（eine totale Mobilmachung intensive Art, eine allgemeine Entortung）——同領土明確的國家相關聯的法的全部根基、法律的全部實證性遭遇到決定性危機。國家，它曾經致使城市的邊界急劇擴張，如今也遭受了同一個過程的侵襲：這個星球的城市化也是它的危機。國家是最後的形式，被「世界市場」的復多性（Pluriversum）所吞噬的最後一個總體性（universum）。

　　動員，20世紀早期先鋒派的行動主義（Aktivismus）所特有的一個術語，就這樣在其自身的歷史維度中發現了它的定義：將整個星球還原至「自由空間」，它是去位置化命運的一部分。從最完整的意義上講，去位置化的本質是烏托邦的（utopian）。去位置化規劃了烏托邦。這個過程便是克服掉所有位置——那裡一度棲息著繫於大地的古代法。烏托邦，作為同地點（tópos）間否定與虛無之關係的關鍵標誌——並且只有通過否定同地點的全部關係（ou-topia），才能夠想象福祉之地（eu-topia）——從這個意義上講，是對天使的目光所作的準確顛倒。而這個烏托邦，這個烏托邦的目標，自始至終同那個規劃著的自我相伴隨——直到先鋒派的全面動員。

施米特

　　正如施米特所巧妙地追溯的那樣，歐洲公法（jus publicum）的歷史在這個法的去位置化中走向終結——因此權利的命運便是這個去位置化——同樣，根據本雅明對克勞斯的閱讀，可以斷言正義的理念或者處於位置的理念中，或者只能在一個位置、一個被諸位置自由給出的空間化中存在。當海德格爾從危及對語言的傾聽開始探究空間的適當意義時（「我們嘗試傾聽語言」），他在語言中挑選出了這個正義；也就是說，他挑選出了正義被保存於其中的那個位置。只有通過追問語言，我們才能把握到空間化的意義，它沒有在征服空間的命運中被清除掉。位置屬於語言。據此被開啓的這個維度完全是里爾克式的。建立起諸位置的運作發生在語言中，危及了它的傾聽。諸位置的建立退隱到語言之中，退隱到經由傾聽語言而對活的話的詩意找尋之中。可是這難道不正意味著在當前對空間的徵用、對星球的城市化之中，再也不可能建造任何位置了嗎？那麼我們又能將何種並非懷舊鄉愁、並非聊以慰藉的含義指派給建造師傅，指派給他對傳統的敬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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