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駱斯航
簡介｜印第安納大學政治學系政治理論方向在讀博士生
興趣｜恐懼、政治情感、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激進左翼理論、民族主義
編輯｜黃靜佳
作者志
本文為〈「採集歷史的珍珠」：漢娜•阿倫特的歷史方法論〉一文的姐妹篇。
前言
乍看之下，朱迪絲·施克萊和漢娜·阿倫特在歷史背景和研究興趣上有很多相似之處。她們二人都是二十世紀猶太流亡思想家，都見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猶太人大屠殺和冷戰。在學術上，她們都把情感視為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阿倫特而言，極權主義恐怖（terror）是一種嶄新的統治方式；對施克萊而言，日常生活中的恐懼（fear）是自由主義者需要面對的首要議題。我們可以說阿倫特和施克萊都是「有歷史感」的政治理論家。這種歷史感體現在兩個層面上：第一，她們都嘗試為深陷在二十世紀歷史的種種暴行中的現代人尋找一條出路；第二，她們的研究都處在歷史與哲學的中間地帶。她們的政治理論，較之政治哲學而言要更落地、更具象，但較之歷史著作而言又更分析、更有規範性。這些相似性卻並沒有讓施克萊贊同阿倫特的歷史方法論。相反，她對阿倫特的史觀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本文試圖從施克萊對阿倫特的批評出發，重構施克萊的歷史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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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倫特和施克萊都將情感視為政治重要的組成部分 |
正文
施克萊對阿倫特的歷史方法論的不滿是顯而易見的。她稱阿倫特的史觀為「紀念式歷史」（monumental history）（Shklar, 1998e: 353）。在她看來，紀念式歷史的主要目的是通過揀選符合敘事者意圖的歷史事件來給讀者們上一課。紀念式的史學家不太在乎自己的陳述是不是有史料為依靠，不太在乎是不是盡可能地保持了歷史敘事的準確性，他們更在乎教會讀者們如何贊頌、如何譴責。就算歷史敘事出了問題，紀念式史學家也不會深究，只要想傳達的道德內涵到位了就可以了。她因此批評阿倫特的政治理論是「由文字遊戲、文本關聯和一點點詩意形成的充滿激情的思考」（Shklar, 1998f: 365）。施克萊認為阿倫特的歷史方法最終會形成歷史神話。她拒絕走這條道路，表示「政治哲學和歷史……既不是詩學也不是神話學，儘管詩和神話有時候會被用在這裡」（Shklar, 1998e: 360）。
但同時，歷史或者說「過去」在施克萊的政治理論中也有很重要的位置。施克萊的政治理論通常被概括為「現實主義的」、「反烏托邦的」，這種概括來源於兩點。第一，施克萊清醒地認識到，宏大敘事的、烏托邦式的政治理論的時代已經結束了；第二，她努力地嘗試把政治理論和日常生活的經驗結合得更緊密。她認為當代自由主義者的首要任務不是去打宏大的意識形態戰爭，而是去理解日常政治里的反復出現的尋常惡行。從這個角度來看，歷史對施克萊的政治理論的重要性體現在歷史不僅僅是一個時間設定，更是政治理論家們學習的源泉。歷史記錄了政治的惡和平民的掙扎，政治理論家要想正確地討論這些問題，就應該從學習歷史開始。下文將分為三個部分來討論施克萊的歷史方法論以及她對阿倫特的不滿，這三個部分分別是：（1）歷史與民主的關係；（2）歷史研究的兩個問題；（3）記憶、經驗與政治理論的關係。
歷史與民主的關係
和阿倫特一樣 ，施克萊也很重視美國革命以及美國國父們的政治思想。不同的是，施克萊在研究美國革命時並不打算像阿倫特那樣尋回某種丟失在歷史里的寶藏。借用愛默生的語言，施克萊指出有兩股力量塑造了美國革命的政治思想，一股是希望之黨（party of hope），代表人物是托馬斯·潘恩和托馬斯·傑斐遜；一股是記憶之黨（party of memory），代表人物是約翰·亞當斯和詹姆斯·麥迪遜（Shklar, 1998b: 96）。儘管施克萊認為自己是記憶之黨的一員（Shklar, 1998a: 8），她並不否認希望之黨在美國革命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起草《獨立宣言》和憲法里的作用。希望之黨認為，歷史傳統和民主革命是兩股互斥的理論。歷史研究預設的前提是過去的成就和錯誤對於今日的生活有某種指導意義。但民主這個概念本身就有反歷史的意涵：民主意味著只有當下活著並在場的人才能做政治決定，只有他們才能運用自己的政治權利來投票（Shklar, 1998c: 120）。因此施克萊認為，像阿倫特那樣想把歷史和革命結合到一起是注定不會成功的，因為就算是看起來最成功的美國革命的例子，實際上也存在歷史與民主革命之間的矛盾。阿倫特認為彌足珍貴的「歐洲的過去」，在美國革命的希望之黨眼裡不過是一些應該被自願拋棄的東西。民主意味著從頭開始建立一個更好的制度，因此希望之黨不能從歐洲的傳統里學到任何東西，因為美國與歐洲的不同恰恰在於美國沒有歷史傳統這個包袱。這種論調通常被解讀成美國例外論，但在施克萊眼裡，這種論調體現的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而是民主的精神。國父們的遺產，包括《獨立宣言》和憲法，不應該被當做一種在變遷的社會里維持恆定不變的權威文本，而是應該被理解成民主精神的體現。這裡的民主精神，指的是一種勇敢地背負起時代的責任，去創造屬於當代人的社會制度的精神。施克萊認為憲法開頭的三個單詞——「我們人民」（We the People）——最能反映這種精神，因為這三個單詞把美國國父們放在了一個「離所有的經典傳統都無比遙遠」的位置上（Shklar, 1998h: 160）。因此，阿倫特的想法從一開始就很成問題。施克萊說，
「他們（注：美國國父們）的權威並不像阿倫特總結的那樣來自於羅馬式的祖先崇拜。羅馬人本身既有等級制度，又因為建國這一行為而受到尊重，這使得他們的傳統能把他們的後代捆綁在一起……想通過原意理論（theory of original intent）來重塑一種羅馬式的權威意識，這種做法實際上根本就不傳統，它和前人們的精神與願景背道而馳，這本身就很矛盾。」（Shklar, 1998i: 176）但歐洲的傳統對於國父們建設民主制度沒有幫助這件事，並不意味著今日的民主制度沒有任何傳統。革命之後的美國民主制，通過數百年時間積累了自己的歷史，在這段歷史里，歷史與民主之間的矛盾似乎得到了一定的調和。一方面，歷史寫作總是帶有教育大眾的意味，史學家們因此也都是潛在的老師。在一個不斷變化的民主社會里，歷史「也許可以教會人們如何獲得在流變的社會里生活發展所必須的態度」（Shklar, 1998c: 122）。換句話說，民主制度需要公民有民主的性格特徵，而公民可以通過與歷史對話來學習這些性格特徵。另一方面，施克萊也清醒地意識到，政治記憶總是扭曲的、被操縱的。在一篇對奧威爾的《1984》的評論中她說，「語言和傳統的主人顯然是歷史記憶的主宰者……奧威爾知道，歷史不是原始的經驗。它的可信度依賴於權威，我們相信歷史時所依賴的證據規則也依賴於權威」（Shklar, 1998d: 346）。這樣看來，民主社會里的公民就有一種責任：他們需要主動地捍衛他們的政治記憶。因此，儘管民主和歷史之間存在著張力，這種張力似乎也可以在美國民主的語境里得到調和：歷史能教會公民如何獲取必要的民主性格來保障民主制度，而公民則可以運用這些性格特徵來捍衛民主歷史，使民主制度得到延續。
阿倫特和施克萊都把美國革命看作一個對今日的政治生活影響深遠的重要歷史事件。但施克萊不願把美國革命理解為一個紀念碑，不願把它看成某種失落的精神的象徵，也不認為有一個歷史的說書人能把這種失落的精神闡釋出來。對她來說，我們能在今日的美國民主制里直接地感受到美國革命的影響。美國革命開啓了一個變化的時代，從而產出了一種特殊的公民身份。這種公民身份通過投票（voting）和工作（earning）把公民們連接到一起——施克萊後來在《美國公民權》一書里重點探討了這個問題。民主公民身份的自我理解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歷史意識，但歷史研究本身就是很困難的。下一節里我們將討論施克萊眼中的歷史研究的兩個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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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身份的自我理解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歷史意識 |
歷史研究的兩個難題
施克萊在《學而不知》（「Learning without Knowing」）這篇短文里提出，史學家們總是逼迫自己回應兩個問題，一是歷史研究是不是有用，二是歷史研究是不是準確（Shklar, 1998c: 105）。「歷史研究沒有用」這個批評在民主社會里顯得尤其尖銳，因為如果民主化意味著從頭開始建立政治制度和社會規範，那為什麼要研究歷史呢？比如，民主的建立者不需要從暴政的歷史里學什麼，因為暴政的歷史對民主的建立者來說不過是載滿了錯誤、迷信和神話的記錄。除此之外，歷史研究的可信度也經常受到質疑。一方面，史料並不是歷史敘事的直接「證明」，史料的證明力度依賴與解讀者的技術，任何史料也都面臨著被新發現的史料推翻的危險。另一方面，任何歷史寫作都不是在政治真空和道德真空里形成的。史學家們自己就被他們的歷史局限性所限制，他們的公正因此也不能得到完全的信任。施克萊認為史學家們自己無法解決這兩個問題，對於任何時代的歷史研究來說，這兩個問題都躲不過去。
但在這篇短文的最後施克萊似乎提出了某種暫時的解答。施克萊指出，在我們這個時代里，人們已經不可能選擇對歷史完全無知。「過去，以及對過去的興趣並不會消失，因為它已經被培養成為我們的意識中的一個潛移默化的部分」。因此，「歷史學家們不必把自己想象成時代境況的受害者。他們的工作本身會強化或者弱化他們的工作環境」（Shklar, 1998c: 127-8）。在施克萊看來，今天的歷史學家的確有一個任務。民主社會總是變化的，而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回應歷史境況最新的變化。施克萊進一步指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歷史變化是戰爭和民主化。她的這一判斷也和她在《美國公民權》以及《恐懼的自由主義》里的判斷一致。在《美國公民權》里施克萊提醒讀者，雖然重新思考過去很重要，但不能因此忽視了當下的歷史變化，因為「忽視當下歷史和當下政治科學的政治理論家無法給我們對自己的政治理解提供任何有意義的洞見」（Shklar, 1991: 9）。在與《美國公民權》基本同時寫成的《恐懼的自由主義》里，施克萊指出「政治酷刑的回歸」是「1914年之後的世界歷史」留下的「最直接的記憶」（Shklar 1998a: 9）。她在不同作品里所表達的這些觀點可以匯聚到一點上：和阿倫特主張的，以收集、陳列和講述歷史來「採集歷史的珍珠」的方法不同，施克萊要求我們把歷史——尤其是民主歷史——看作一份記載著重要歷史變化的記錄，這份記錄對我們今日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有直接的影響。要理解我們今日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我們無需走得太遠，因為如果像阿倫特那樣走得太遠去尋找歷史中失落的寶藏，我們可能就會忽視離我們更近的歷史變化。
比起阿倫特，施克萊更強調當下的歷史，這當然不意味著她無視「更早」的歷史。相反，對當下歷史的強調似乎在一定程度上為歷史學家的兩個永恆難題——「無用」和「不準確」——提出了一個暫時的解答。由於我們自己本身就是當下歷史的載體，我們對歷史事件本身有切身的記憶，這也許會削弱政治操縱對理解歷史的影響。這和上一節的結論是一致的：民主政治里的公民有責任保護歷史的真實性。另一方面，當下歷史的「有用」體現在它直接地影響了共同體對自身的政治理解。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政治理論如何和歷史，尤其是當代歷史產生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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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下與歷史 |
記憶、經驗與政治理論的關係
在寫作自己的第一本書《烏托邦之後》時，施克萊和列奧·施特勞斯一樣，認為政治理論已經死亡，政治思考的衰退已經無可避免。很快她就發現自己錯了。她意識到，真正死亡了的是一個始於柏拉圖終於馬克思的傳統，這個傳統的特徵是包羅萬象的、理性的、系統的宏大理論（Shklar, 1996: 272）。這個判斷和阿倫特在《論革命》中的判斷是很相似的。她同時也意識到，書寫歷史的意義遠不止記錄某些歷史事件發生的事件、地點和參與者（Shklar, 1996: 274）。抱著這些理解，施克萊轉而開始研究紐倫堡審判的文獻、盧梭、黑格爾、社會中的不正義以及尋常的政治惡行。在這些寫作里，施克萊總是自覺地將政治理論放在一個中間地帶。她認為，政治理論「處於歷史和倫理的中間區域」，它「比起形式倫理學而言不那麼抽象，比起歷史而言又更為分析」（Shklar, 1990: 16）。這個中間位置使政治理論可以把一些抽象哲學不太好表述的社會現象呈現出來。例如，「不正義」就是這樣的一個社會現象。「正義」可以是一個基於哲學推理和證明的概念，但施克萊認為，社會不正義的具體形態既無處不在，又各不相同。政治理論「可以也應該對作為一種個人特質的不正義、作為個體之間關係的不正義和作為政治現象的不正義提出所有可能提出的問題」（Shklar, 1990: 50）。
施克萊的研究者安德里亞斯·赫斯（Andreas Hess）正確地指出，施克萊的整個思想歷程都在嘗試「把理論和政治實踐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Hess, 2014: 6）。政治理論家們得從舒服的哲學扶手椅里站起來，因為當下歷史中的很多具體的生命體驗並不能直接用哲學的語言表述出來。政治理論家們需要以批判性的眼光來研究這些生命體驗，哪怕他們的研究因此會比政治哲學更模糊、更令人困惑、更不確定。政治理論研究的一個可能的起點就是政治記憶。關於苦難、殘酷和暴力的記憶是當下歷史的一手材料和直接產物。政治理論家研究這些政治記憶，不僅可以理解當下的問題以及這些問題發生的原因，同時可以在現實的基礎上開啓一個關於未來的討論。從這個層面上來說，記憶「不僅能夠激發任何一種情緒，更富有創造性」（Shklar, 1998g: 82）。這也正是施克萊在《恐懼的自由主義》這篇著名的文章中的立場：政治理論家應該從關於恐懼的記憶出發，去探討引發恐懼的政治殘酷，建立一種以保護個人免受國家暴力的迫害為目標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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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憶不僅可以激發情緒，而且具有創造性。 |
結論
施克萊對阿倫特的「紀念式歷史」的折射出她自己的歷史方法論。驅使施克萊研究政治理論的問題意識和阿倫特式相似的，她們都在世界大戰、大屠殺和意識形態對立的大背景下試圖為個人尋找某種出路，但施克萊選擇了和阿倫特不同的道路。和阿倫特不同，施克萊沒有本雅明式的「起源」哲學，她也不認為政治理論家的任務是重拾歷史的寶藏。施克萊對歷史和（美國）民主制之間的關係的理解，以及她對歷史研究的兩個永恆難題的理解，使她更強調當下的歷史，尤其是那些往往只能在政治記憶中才能找到的被忽視的、難以表述的政治現象。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她最出名的理論「恐懼的自由主義」是一個典型的施克萊式的政治理論。
參考文獻
- Hess, A. (2014).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Judith N. Shklar: Exile from Exile. New York, NY: Palgrave McMillan.
- Shklar, J. N. (1990). The Faces of Injusti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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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klar, J. N. (1996). A Life of Learning. In B. Yack (Ed.), Liberalism without Illusions: Essays on Liber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al Vision of Judith N. Shklar (pp. 263-280).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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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klar, J. N. (1998e). Rethinking the Past. In S. Hoffmann (Ed.), Political Thought and Political Thinkers (pp. 353-361).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hklar, J. N. (1998f). Hannah Arendt as Pariah. In S. Hoffmann (Ed.), Political Thought and Political Thinkers (pp. 362-376).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hklar, J. N. (1998g). 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by Henry Adams. In S. Hoffmann and D. F. Thompson (Ed.), Redeeming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pp. 80-90).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hklar, J. N. (1998h). A New Constitution for a New Nation. In S. Hoffmann and D. F. Thompson (Ed.), Redeeming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pp. 158-170).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hklar, J. N. (1998i). Democracy and the Past: Jefferson and His Heirs. In S. Hoffmann and D. F. Thompson (Ed.), Redeeming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pp. 171-186).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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