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駱斯航
簡介｜印第安納大學政治學系政治理論方向在讀博士生
興趣｜恐懼、政治情感、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激進左翼理論、民族主義
編輯｜施施
前言
無論從政治立場、寫作風格還是學術方法來看，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都是一個不太好歸類的思想家。她的成名作《極權主義的起源》在出版之後引發了一場關於該書「如何運用歷史」的方法論爭辯。這場爭辯迫使阿倫特做出了一些方法論上的澄清，並在若干年後的其他著作（尤其是《黑暗時代群像》和《過去與未來之間》）里更系統地解釋了自己的歷史哲學。本文試圖從《極權主義的起源》的一份書評入手，將阿倫特的歷史哲學分為三個相關的部分進行討論，分別是：（1）阿倫特眼中「過去」與「現在」之間的徹底斷裂；（2）阿倫特所面對的，為極權主義這樣一個邪惡的歷史現象撰寫歷史的挑戰；（3）阿倫特理解的政治理論家的責任。本文得出的結論是，在阿倫特眼中，現代人所處的「當下」，是一個與「傳統」完全斷開的當下。傳統因此無法解釋在「當下」里出現的、前所未有的、邪惡的歷史現象：極權主義。因此，為極權主義書寫歷史，對阿倫特而言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任務。阿倫特追隨本雅明的歷史哲學，為極權主義書寫了一種與傳統歷史敘事不同的「起源」。這種本雅明式的起源學，其核心是「構造」（configuration）和「結晶」（crystallization）。在阿倫特看來，面對極權主義，政治理論家的任務正是以一種說書（storytelling）的形式，將種種歷史事件結晶成極權主義的過程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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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權主義的起源》封面 |
政治哲學家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在《極權主義的起源》出版後不久就撰寫了一份評論。在這份評論中，沃格林批評了阿倫特的歷史方法論及其哲學意涵。沃格林認為，讀者必須通過阿倫特的情感動機來理解《極權主義的起源》所涉及的歷史材料。阿倫特之所以撰寫這本書，是因為她在目睹了二十世紀西方文明的暴力、衝突和慘劇之後受到了巨大的情感衝擊。沃格林寫道：「這種情感主導的方法論從具體的衝擊出發來進行概括，（本書）主題的劃界由此而來」（Voegelin, 1953: 70）。也就是說，阿倫特在書中處理了很多乍看之下與「極權主義的起源」並沒有直接聯繫的歷史素材。沃格林認為這種基於情感的方法論既是本書的優點，也是缺點。一方面，沃格林承認歷史的敘事者之所以要進行敘事，經常是因為她對動蕩社會中的人的命運抱有關懷；另一方面，阿倫特處理的素材太廣太雜，導致她有時會「背叛真正的史學家在熟練的敘事中感受到的喜悅」（Vogelin, 1953: 72）。沃格林同時還擔心，由於沒有合適的理論工具來對極權主義進行分類，「道德上的厭惡和既有的情感可能會掩蓋（極權主義的）本質」（Voegelin, 1953: 68）。阿倫特對這個批評進行了如下回應：
我面對的問題既簡單，同時又令人困惑：史學的工作永遠是拯救，還經常是合法化。這是既因為人總是擔心自己會遺忘，也是因為人所努力爭取的目標不僅僅是記憶……因此我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要如何去給一個我根本不想保留，反而只想摧毀的東西——極權主義——書寫歷史。（Arendt, 1953: 77）阿倫特的回應說明沃格林對她的方法論的總結部分是正確的。在寫作《極權主義的起源》時，阿倫特確實受到了巨大的情感衝擊。但這種衝擊不僅僅源自極權主義政權犯下的種種罪惡，更源自極權主義政權的嶄新性。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反復強調，極權主義與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其他獨裁暴政截然不同，因為在極權主義政體下，恐怖並不像在其他獨裁暴政中一樣是一種恫嚇反對者的手段，而是「作為一種工具。用以統治十分恭順的民眾」（Arendt, 1973: 6），亦即作為一種以「全面統治」為目的的管理准則。在阿倫特書寫極權主義的「起源」時，極權主義的嶄新性成為了一個需要反復面對的難題。塞拉·本阿比（Seyla Benhabib）和喬治·卡提卜（George Kateb）在解讀阿倫特時都曾提到，《極權主義的起源》這個書名給本書帶來了很多誤解，這本書原來的書名是《我們當前的負擔》（The Burden of Our Times）（Benhabib, 2000: 64; Kateb, 1984: 55）。誤解主要來自於「起源」這個詞，因為「起源」這個詞似乎暗示了兩件事：第一，極權主義的源頭可以以一種清晰、連續、決定論式的方式追溯到過去一系列的歷史事件上；第二，理論家在書寫極權主義歷史時的任務是將導致極權主義產生的歷史「發展」以清晰、連續、決定論式的方式呈現出來。但如果極權主義確實是前所未有的，給出這樣的一份歷史敘事就徬佛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理論家無法畫出一個流程圖來展示極權主義的起源。我們在閱讀馬基雅維利、霍布斯和托克維爾時總會隱約感覺到，這些政治思想家認為面對嶄新的、迅速變化的社會，他們需要一套新的政治科學來理解時代。在極權主義這個問題上情況也是如此：阿倫特需要一種新的歷史敘事方法來理解極權主義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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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權主義 |
阿倫特在寫作《極權主義的起源》時所遇到的挑戰只是她史觀的一個縮影，這其中涉及到了她對歷史的理解、對傳統的理解、對理論家所處的境況以及理論家的任務的理解和她對現在與未來的理解。阿倫特並未在《極權主義的起源》里詳細討論過她的歷史方法論，但在一些地方我們可以讀出蛛絲馬跡。例如，在初版序里，阿倫特把本書寫作的世界歷史背景描述為一個「就像喪失了所有希望之後」的「等待的時刻」（Arendt, 1973: vii）。之後她又努力地區分「理解歷史」（或者「用歷史必然性的邏輯來理解極權主義」）和「否認極權主義的殘酷本質」。例如，她寫道：「理解意味著有意識地檢視和承負起本世紀壓給我們的重擔——既不否定它的存在，也不在它的重壓下卑躬屈膝」（Arendt, 1973: viii）。她還把本書描述成一次「嘗試敘述和理解已經發生但尚未經過無言的憤怒和無能的恐怖之中」的機會（Arendt, 1973: xxiii）。在如此種種的片斷中有一條貫穿始終的線索，這條線索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過去與現在之間存在的斷裂；第二，如何在理解歷史的同時不去合法化歷史事件；第三，理論家的責任與能動性。在本文余下的部分里，我將援引阿倫特的其他寫作，逐一討論阿倫特史觀中的這三個主題。
一、過去與現在之間的斷裂
要理解阿倫特的史觀，很重要的一份文獻是她在《黑暗時代群像》中為沃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撰寫的評論。阿倫特認為，本雅明清晰地意識到自己生活在一個傳統（以及傳統的權威性）完全斷裂之後的時代里。傳統的理解過去的方法是系統性的歸類和區分。傳統把過去發生的事情整理到二元對立的類別中，通過這種歸類把一種連續的歷史敘事傳遞給了當代人。我們對過去的記憶和遺忘，都來自於這種傳統歷史敘事。傳統的斷裂並不意味著現代人就完全無法接觸過去發生的事，現代人只是需要找到新的辦法。阿倫特認為本雅明把這件事視為己任，她判斷本雅明「轉向德國和歐洲文學的研究」（Arendt, 1970: 195）。阿倫特援引伊莎·丹尼森（Isak Dinesen）的《採珠人》故事來闡釋本雅明找到的處理過去的新辦法。《採珠人》的主角是一個小漁村裡最幸運的採珠人，他每次出海採珠都不會空手而歸。在水下，他遇到了一條牛角魚。牛角魚告訴採珠人，海底的生活是一種絕對的寧靜，時間並不存在。不像人類「對時間的概念感到警覺，在過去與未來的無限擺蕩中失衡」，海底世界的居民「把過去和未來結合到一句格言上：‘我們死後，將會洪水滔天（Après nous le deluge）’」 [1]。在阿倫特眼中，本雅明正是一個處在過去和未來的夾縫中的人。本雅明對德國和歐洲文學著作進行摘句，就像《採珠人》里的主角一樣，潛入歷史的海底去搜尋「珊瑚和珍珠」——亦即搜尋過去的片斷。傳統並沒有把這些過去的片斷傳達給我們；因此在傳統斷裂之後，這些片斷給我們提供給了一個選項，使我們不至於完完全全地喪失我們的過去。在把本雅明比喻成歷史的採珠人的同時，阿倫特也把本雅明比喻成歷史的收藏家。收藏家的精神是復蘇舊世界；復甦舊世界的方法，是把他的收藏品以無序混亂的方式展覽出來。收藏品的真實性反抗了傳統的敘事方法，收藏品的原創性反抗了傳統敘事方法的權威性。在阿倫特看來，「採珠」作為一種處理歷史的方法、「展覽藏品」作為一種敘述歷史的方法，這兩者結合在一起，定義了本雅明作為一個處在過去和未來夾縫中的思想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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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珠 |
阿倫特在《黑暗時代群像》中對本雅明史觀的討論和她早些時候寫成的《過去與未來之間》完全契合。在《過去與未來之間》里，阿倫特表明自己是一個和本雅明一樣的思想者。除了強調歷史不是連續的而是斷開的之外，阿倫特在《過去與未來之間》里還指出，「失去的傳統」指的是始於柏拉圖終於馬克思的西方政治思想。這個西方政治思想的傳統，尤其是黑格爾和馬克思式的歷史哲學，通常用一條線索來把不同時期的歷史事件依時間順序串連起來，將過去呈現成一個有序的系統。在這種傳統的歷史哲學中，一個歷史事件在歷史必然性的邏輯鏈條中上承其因，下接其果。這種傳統敘事的問題在於，通過強調一個由歷史必然性主導的過去，它掩蓋了另一個過去：一個充滿歷史主體的能動性和政治事件的意義的過去。在傳統敘事里，政治「只是被看作‘達成所謂的更高目的’的手段」（Vila, 1999: 197）。雖然嶄新的社會現象（極權主義）的出現意味著傳統已經無力解釋歷史，也意味著傳統喪失了其權威，但傳統並不會就此消失。相反，傳統可能會變得更加強橫，「可能只有在它終結之時……才充分展現它的強制力量」（Arendt, 2006: 26）。歷史既是負擔也是源泉，但作為源泉的歷史並不是我們可以直接感受、直接理解的。像本雅明的「採集珍珠」和「陳列藏品」一樣，一個具有歷史意識的理論家的責任是揭示並呈現一個不同的過去。通過這個破碎的、不同的過去，我們可以重新觸碰我們的時代已經失去的珍寶。這裡的「珍寶」，指的是革命時代里失去的公共幸福和公共自由——後來在《論革命》里，阿倫特又用相同的方法論探討了這個問題（Arendt, 2006: 5）。本阿比指出，阿倫特的方法論是一種說書式的方法論。通過這種方法論，理論家能夠揭示過去的隱藏意義，從而「指導未來的心靈」（Behnabib, 2000: 87；也參見Wilkinson, 2004）。
二、合法化與摧毀之間的張力
極權主義對阿倫特而言不僅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社會歷史現象，也是一個邪惡的現象。當阿倫特把上述的方法論用於理解極權主義時，遇到的最直接的問題就是她在答復沃格林時所說的那個問題：理論家如何敘述一個她自己想要摧毀的現象的歷史。呈現某個社會現象的歷史這個工作通常意味著兩件事：第一，這個社會現象「起源於」一些現實世界里的人類活動；第二，這個社會現象及其「起源」是人類的心靈可以理解的。因此，歷史研究不可避免地會拉近讀者和研究對象之間的距離。當研究的對像是極權主義時，「拉近距離」這件事就顯得非常危險，因為極權主義不僅犯下了種種惡行，還有意識地掏空人的主體性，它對人類的威脅不言而喻。阿倫特因此努力地區分「理解極權主義的歷史」和「否認極權主義的殘酷」；她的這一嘗試彷彿預言了《極權主義的起源》在出版之後——甚至是出版幾十年之後— —所遭遇的爭議。例如，伯納德·瓦瑟斯坦（Bernard Wasserstein）就激烈地批評阿倫特過於依賴像沃爾特·弗蘭克（Walter Frank）這樣的納粹高級官員和納粹史學家的敘事。瓦瑟斯坦認為阿倫特的方法論不僅僅是錯誤的，它「是一種扭曲的世界觀的症候。阿倫特接觸了過多對她的研究對象抱有集體性的蔑視和污名化的論述，污染了她的世界觀」（Wasserstein, 2009: 15）。換言之，在《極權主義的起源》里，阿倫特作為一個理論家的角色連同她的歷史方法論，面對著來自兩個方向的壓力：一方面，沃格林的擔憂之一，是阿倫特的工作可能過於傾向於情緒化的譴責；另一方面，瓦瑟斯坦批評她對極權主義的受害者缺乏同理心。
阿倫特艱難地回應了這些批評。如本阿比概括的那樣，掙扎在「合法化歷史現象」與「摧毀歷史現象的訴求」之間的阿倫特再次從本雅明處借用了「構造」和「結晶」這兩個關鍵詞來處理歷史。在《歷史哲學論綱》里本雅明寫道：
與【歷史主義】[2]相反，唯物主義的歷史寫作建立在一種構造原則的基礎上。思考不僅包含著觀念的流動，也包含著觀念的梗阻。當思考在一個充滿張力和衝突的構造中戛然而止，它就給予這個構造一次震驚，思想由此而結晶為單子。歷史唯物主義者只有在作為單子的歷史主體中把握這一主體。在這個結構中，他把歷史事件的懸置視為一種拯救的標記。換句話說，它是為了被壓迫的過去而戰鬥的一次革命機會。（Benjamin, 1969: 262-263）
阿倫特對這段話的評註更清晰地說明瞭「結晶」這個概念的意思。她寫道：「以此為出發點的歷史學家該不會像提到一串念珠似的談什麼一系列事件了。他會轉而把握一個歷史的星座」（Benjamin, 1969: 263）。這裡阿倫特的評論是基於她的「傳統政治思想的權威已經喪失」的這個判斷，但在此之上又有了一層新的意涵：歷史上存在著種種暗流以隱蔽的、間接的方式連接到極權主義的起源。理論家搜尋、評估並重構這些暗流，一種不同的、本雅明式的關於「起源」的「科學」從這個工作中被提煉了出來。從這個角度看，《極權主義的起源》這個書名還有另一層誤導意味：對阿倫特而言，也是對本雅明而言，關於起源的科學「並不是有意用來描寫現存事物之所以得以存在的過程的」，而是「以發展過程中最遙遠的極端和明顯的過分揭示理念架構的那種形式」（Benjamin, 2003: 45-47）。這種本雅明式的「起源」解釋了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里探討反猶主義與帝國主義和極權主義之間的聯繫時反復表現出來的模糊。比如，在分析帝國主義時，阿倫特說「民族國家的解體，包含了後來產生極權主義運動和極權主義政府的幾乎全部必要成份」（Arendt, 1973: xxi），但她並沒有說帝國主義的興起和民族國家的衰退是導致極權主義發生的歷史原因之一。通過本雅明式的「起源」學，阿倫特和歷史必然性的語言保持了距離，同時也在沃格林和瓦瑟斯坦的批評中艱難地找到了一個平衡點。一方面，我們需要用比「無言的憤怒和無能的恐怖」更好的姿態來理解歷史，因此我們需要處理那些「結晶」成了極權主義的種種歷史事件。另一方面，理解歷史「意味著不能從已有的結論中大膽地推論出前所未有的結論，或者用類此和概括的方法解釋如今不再被體驗的現實的衝擊和令人震驚的經驗等等現象」（Arendt, 1973: xiv）。在檢驗歷史事件的「結晶」時，阿倫特式的理論家並不是韋伯式的社會科學家——韋伯式的社會科學家會在實然世界和應然世界之間划出一條涇渭分明的分界線。相反，憤怒與恐懼這樣的情感不僅是對現實的正常反應，也是現實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因如此，阿倫特才在答復沃格林時說，我們不能平靜地討論集中營，因為這意味著縱容邪惡，而理論家應該為此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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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粹集中營 |
三、具有歷史意識的理論家的能動性
這指向了阿倫特史觀中的第三個部分：理論家的能動性。如上所述，阿倫特的理論家身處兩個夾縫之中。首先，身處「理解歷史」和「道德譴責」兩個任務之間的理論家背負著一份道德責任，要求她以規範性的視角來處理極權主義的歷史。其次，身處在過去與未來夾縫中的理論家，需要擔負起對「現在」的責任。在《過去與未來之間》里阿倫特以「卡夫卡的人」為坐標，進一步討論了理論家身陷的困境。「卡夫卡的人」處在兩股相互矛盾的力之間：一股是來自過去的力，推動他向前；另一股是來自未來的力，阻擋他前進的道路。卡夫卡的人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超越這兩股力量，上升到一個更高的位置上，無需和這兩股力量不斷鬥爭，而是能俯視這兩股力量（Arendt, 2006: 7）。從卡夫卡的人的視角來看，歷史不是連續的，而是斷開的；而歷史之所以是斷開的，正是因為人被放置在了過去與未來之間。阿倫特說：
由於人的切入打破了這個連續體，就勢必讓著兩股力量發生扭轉，偏離他們原來的方向；而如果是那樣的話，它們就不會再頭對頭地相撞，而是一個角度上相遇。換言之，「他」站立的裂隙不是一個簡單的間隙，而是類似於物理學家稱作力的平行四邊形的位置，至少潛在地是如此。（Arendt, 2006: 11）阿倫特認為，卡夫卡所描繪的人缺少了一個思想的維度，這個思想的維度正處於上述的「力的平行四邊形」里。只有通過思想活動，卡夫卡的人才能夠發揮自己的能動性，把自己從過去與未來之間的永恆張力之中解放出來。在這個思想的維度里，人以公正的態度審視過去和未來；他的歷史關懷源自「現在」這個時間節點里存在的問題。只有在這個思想的維度里，人才能「以期具體存在的全部現實性活在過去與未來的時間裂隙中」（Arendt, 2006: 12）。阿倫特判斷，在當時的歷史語境里，過去和未來之間的張力不只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現實問題，因此她認為人的思想活動具有政治意義：思想活動可以給人以啓迪，使人明白如何在過去和未來的間隙里活動——換句話說，思想活動教會我們如何面對歷史的負擔，如何在傳統消逝、嶄新的邪惡已經出現的時代里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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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夫卡 |
結論
本文中討論的沃格林對阿倫特歷史方法論的批評，僅是沃格林對《極權主義的起源》的書評中的一個部分。但這個部分，亦即「歷史的撰寫者如何處理個人情感與撰寫歷史之間的關係」，只是阿倫特在為極權主義書寫歷史時面對的困境的一個體現。要理解《極權主義的起源》，乃至理解阿倫特其他的歷史性寫作（例如《論革命》），我們需要正確地理解阿倫特的歷史方法論。阿倫特的歷史方法論植根於一個宏大的歷史背景里。一方面，現代人已經無法獲取系統的、歸類清晰的傳統教誨；另一方面，現代人面對著前所未有的邪惡，並因此背負了歷史的責任。為了應對這個困境，理論家必須潛入歷史之海，去摘取海底的珍珠和珊瑚，亦即去搜尋那些在傳統的歷史敘事里被遺忘的歷史片段。這些歷史片段對現代人的生活具有指導意義。像收藏家一樣，理論家需要將這些歷史片段以一種適當的方式呈現出來，將失卻的「歷史的珍寶」還原給現代人。這個工作只有通過「說書」才能完成。「說書」所呈現出來的歷史敘事不依賴於歷史決定論式的「必然性」語言，也不依賴於嚴格的因果邏輯。相反，它依賴於一種本雅明式的、以「結晶」為特徵的歷史哲學。在這種敘事里，種種歷史片斷悄無聲息地凝聚在一起，像地下水合流一樣，促使嶄新的歷史現象誕生。理論家帶著規範性判斷和情感動機講述這樣的歷史故事；她希望能通過這樣的歷史敘事使我們理解新的歷史現象，直面新的歷史現象所帶來的挑戰。作為一種思維活動，說書使人能夠超越過去和未來的永恆鬥爭，上升到一個更高的位置上。在這個位置上，人能夠負責任地生活下去，背負著歷史的負擔前行。
注釋
- Après nous le déluge是路易十五的情人和政治顧問蓬帕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的一句名言。蓬帕杜夫人在1757年的羅斯巴赫戰役之後說了這句名言，法軍在這場戰役中慘敗。這句話預言般地暗示了在蓬帕杜夫人和路易十五身後，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大潮洶湧而來，從而廣為流傳。
- 【歷史主義】一詞為作者為上下文順暢所加。
參考文獻
- Arendt, H. (1953).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A Reply. The Review of Politics, 15(1), 76-84.
- Arendt, H. (1970). Men in Dark Times. Orlando, FL: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 Arendt, H. (1973).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NY: Harcourt.
- Arendt, H. (2006).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NY: Penguin.
- Benhabib, S. (2000). The Reluctant Modernism of Hannah Arendt (New Editio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Benjamin, W. (1963).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H. Arendt (Ed.). (H. Zohn, Trans.) New York, NY: Schocken Books.
- Benjamin, W. (2003). The Origins of German Tragic Drama. (J. Osborne, Trans.) London: Verso.
- Kateb, G. (1984). Hannah Arendt: Politics, Conscience, Evil. Totowa, NJ: Rowman & Allanheld.
- Voegelin, E. (1953).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The Review of Politics, 15(1), 68-76.
- Wasserstein, B. (2009, October 09). Blame the Victim.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3-15.
- Wilkinson, LR (2004). Hannah Arendt on Isak Dinesen: Between Storytelling and Theo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56(1), 77-98.
參考譯文
- 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林驤華譯，三聯書店，2008。
- 漢娜·阿倫特，《過去與未來之間》，王寅麗、張立立譯，譯林出版社，2011。
- 沃爾特·本雅明，《德國悲劇的起源》，陳永國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
- 沃爾特·本雅明，《啓迪：本雅明文選》，張旭東、王斑譯，三聯書店，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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