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一川
簡介｜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
興趣｜早期現代政治思想、施米特、批判理論、激進民主、中國政治
編輯｜黃麒瑄
前言
制憲權（constituent power）與憲制權（constituted power）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係？如果說邁向「政治社會」的進程不可避免，那麼在此之後，是否有必要將更為根本性的權力「寄存」於人民之間，以使這一「社會性共同體」擁有抵抗現存秩序代表性衰退的「潛能」？果真如此，人民手中這一制定憲法的崇高權力，又將如何使用，才能確保新的民主秩序的穩定生長，而非落入某種無秩序抑或暴政的圈套？關於這些問題，現任教於社會研究新學院（NSSR）的Andreas Kalyvas在二ＯＯ八年出版的著作《Demo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Extraordinary》（以下行文中簡稱《Extraordinary》）中曾提出非常獨到的見解。該書修訂於 Kalyvas的博士論文基礎之上，後者於二ＯＯ二年榮獲美國政治學理論領域的殊榮列奧·施特勞斯論文獎（Leo Strauss Award）。在這篇書評文字中，筆者試圖對Kalyvas提出的視角與觀點進行評述，並將其與當前中文學術界的前沿理論思考相結合，期望從不同的側面展開對「去政治化」與「代表性衰退」這兩個議題的深入思考。筆者相信，這些問題不僅正考驗著當前的西方世界，對中國自身同樣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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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o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Extraordinary》 |
線索
從整體來看，《Extraordinary》的結構相對簡單明瞭。佔據全書主體的，乃是Kalyvas圍繞韋伯、施米特與阿倫特漸次展開的比較分析。然而，這項工作的難度在於：這三位思想者皆為理論體系宏大的非凡人物。任何對其卷帙浩繁的作品之解讀，都注定無法「面面俱到」。鑒於此，Kalyvas是沿著何種線索進入他們文本的呢？他所偏重的「主題」又是什麼？
不難發現，Kalyvas依據的線索來源於「非常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Extraordinary）」這一核心概念。若從概念牽扯的理論淵源看，其受影響於：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有關「法律」與「正義」之分的觀念、奈格里（Antonio Negri）對制憲權作為一種「永久革命」的頌揚以及沃林（Sheldon Wolin）面對「短暫易逝民主」的思考。奠基於此，Kalyvas所期冀的不僅是對經典的解讀與澄清，更指望發揚一種對其進行「解構」與「重構」的新型民主理論。而該種理論的核心，清晰地指向一種超越當前代議制民主的激進民主未來。
在這種寫作抱負的指引下，《Extraordinary》提供的討論不似由某個圓心出發向各個方向輻射展開。相反，從韋伯，到施米特再到阿倫特，Kalyvas旨在層層遞進，一步一步地去挖掘「非常政治」背後牽扯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具體說來，從對「非常政治」的一般性討論，包含對其基本特徵、價值與意義、脆弱性等問題的分析，逐漸深入到「形而下」的層面，關注「非常政治」遵循的原則、具體的制度安排與補救措施等等。總體而言，對於這一被現代政治哲學討論長期忽視的議題，Kalyvas試圖提供一種重新思索現代政治根本性困境及其超越之道的新視野。
「非常政治」與「日常政治」之二分
立足「非常政治」，現代政治的全部過程勢必衍生出兩個重要「時刻」。與「非常政治」對立的，即為包含「選舉與代表」在內的全部建制所佔據的「日常政治（normal politics）」。然而，如果說「日常政治」因其具體制度與機構的存在而顯示出一定的清晰性，那麼「非常政治」又應該如何理解與把握呢？換言之，暗示出某種程度政治失序的「非常」，是否意味著政治生活的全面解體乃至「自然狀態」的返回？毫無疑問，對這一問題的回應奠定了Kalyvas全部分析框架的基礎。
筆者認為，依據Kalyvas提供的解釋，將「非常政治」等同於「革命」的理解思路是有失偏頗的。事實上，支撐起《Extraordinary》圍繞「非常政治」的論述是「制憲權」這一更為根本的概念。從人民手中所掌握的這一根源性權力出發，「非常政治」所描述的即為人民對現存體制表達「異議」並「施加影響」的某些重要時刻。並且，如上文所敘，這些時刻往往伴隨著既有秩序動搖的可能。因此，更有可能的情況是，「非常政治」的內涵包括了革命但絕不限於此。它表達的是一個廣闊的政治與文化的行動空間；在此空間內，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承受著來自執掌「制憲權」的更高一級權威的檢驗。
事實上，在判析「非常政治」的內涵方面，施米特學說之於Kalyvas的意義十分重大。儘管從形式上看，施米特與韋伯、阿倫特一道成為了Kalyvas理論的思想來源，但若從內涵上著眼，筆者相信，施米特的學說奠定了Kalyvas借用「非常政治」這一概念重新審視現代政治的基本「時間尺度」。對於此，在全書關鍵的第八十五頁，Kalyvas作出了完整的說明。依據Kalyvas的觀察，施米特的貢獻就在於他徹底釐清了人民與憲法之間存在的三個時刻，分別是，在憲法之前抑或之上（prior to and above）、在憲法之中（within）與在憲法的近旁（next to）。這樣的分別表明，在人民與憲法所規定的建制之間，存在著多重的關係模式。而這其中就包含著人民對當前憲政秩序產生懷疑並試圖匡扶「憲法精神」的情形。在這個意義上，「非常政治」體現出的即為對既有秩序的一種「破壞」。而回過頭來看，作為最極端表現的「革命」，一如Kalyvas在第二百九十九頁所詮釋的那樣，屬於上述人民與憲法之間「第一時刻」與「第三時刻」的「重合」；即，人民在現存秩序的近旁或者邊緣地帶活動，試圖從中開闢出一整套「超越建制」的全新的政治秩序。因此，「革命」實際上屬於「非常政治」這一系統的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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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施米特的關注與討論在中文世界由來已久（圖片翻攝自「香港01」） |
既然現代政治蘊含的基本分野得到確定，「日常政治」自然成為激進民主理論者的密切關注乃至批判對象。在Kalyvas看來，之所以一種具有超越性視野的「非常政治」不可或缺，很大程度上來源於現代政治永久無法擺脫的一種困境。簡而言之，圍繞代表制而產生的「代表性危機」伴隨著現代政治的始終。一如Kalyvas在序言中所指出的，無論從議程設置還是實際決策的角度考量，現代政治的「民主性基礎」在不斷受到削弱。來自於政治精英、利益集團與官僚化政黨的操控，正在不斷掏空「人民參與」的實質內涵。這一「去政治化」的過程催生出某種「公共領域私人化」傾向以及普遍的「政治冷感」。引用Kalyvas所偏重的阿倫特視角來審視，「自由主義」的話語正在瓦解人民「政治行動」的空間與可能，並最終顯示出邁向極權主義的晦暗前景。
若以「革命」的觀點觀察——即把革命看作某種政治秩序的起點——上述「代表性危機」又暴露出現代政治的一種悖論性矛盾。具體而言，在革命「創建」了一整套「日常政治」之後，處於憲法之中的人民事實上就將自己「鎖」在了秩序之內。這意味著，除非一定程度地「跳出」秩序並展開反思與行動，「革命」所帶來的那種極大程度的「創制自由」就將一去不返。在這個意義上，筆者相信，Kalyvas顯然捕捉到了盧森堡（Rosa Luxemburg）所作思考的精髓。其核心要點在於——建制與自由不可兼容。
每個時代的法制都不過是革命的產物。革命是階級歷史在政治方面的創造行為，而立法則是社會在政治方面維持生存的手段。合法的的改良工作本身並不包含著自己獨特的，與革命無關的動力，在每個歷史時期中，它只是在最後一次革命變革所給予它的推動在它身上還發生作用的方向上和時期內進行活動，具體地說，也就是只是在最後一次革命變革在世界上所建立的社會形態的框框里進行活動。這正是問題的核心。
（盧森堡，「社會改良還是革命？」，《盧森堡文選·上卷》130）
超越
事實上，在把握到現代政治的「退化」後，對超越之道的追問構成了Kalyvas回溯經典的最大問題意識。而Kalyvas相信，相對於一種理想的規範理論，韋伯、施米特與阿倫特的思考都是有所欠缺的。比較看來，韋伯在對宗教的考察中把握到了「創制」的重大意義。具體來說，在他對「克里斯瑪式運動（charismatic movements）」的肯定方面，他明確看到了政治生活所依賴的「文化價值體系」的重要性。而這一體系從源頭上講，恰恰來自於「創制」行動的發生。然而，在其晚期作品中，出於對法律偏重「實證主義」的理解以及對大眾民主抱持的猶疑態度，這種對「創制」的肯定時而表現為韋伯對於某種「平民領袖（plebiscitarian dictator）」的渴望。基於此，對「人民」作為創制主體的否定，決定了韋伯與一種激進民主理論間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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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認為，相比對施米特與阿倫特的解讀，對韋伯的發現體現出Kalyvas不凡的學術眼光 |
而在施米特的學說中，人民的「同意」作為秩序合法性來源的觀點得到了明確的辯護。就這一點，Kalyvas破除了圍繞施米特由來已久的「誤讀」。此外，基於這一認知，施米特對「非常政治」與「日常政治」之區分的警醒也顯得彌足珍貴。對施米特來說，即便在「日常政治」的軌道，人民作為「主權者」的地位必須得到清晰的彰顯，並且要憑借一種區別於「非常政治」時刻的特殊機制來得到實現。在他看來，該種機制只能指向「代表」。但這要求達到一種超越於自由主義之上的，能夠反映共同體「整體」而非「局部」利益的水平。可問題恰恰在於，即便擁有這種超越性的眼光，由於在人民的「參與範圍」與「表達方式」上的限制以及對政治自由的剝奪，從催生激進民主的角度看，施米特的理論依然不能算作成熟。甚至最終，施米特的理論部分顯示出滑向「非民主」乃至威權的特質。
統籌起來，恐怕只有阿倫特的思想最貼近激進民主所追求的方向。事實上，<Extraordinary》的分析思路，在圍繞阿倫特政治寫作展開的第三節里發生了顯著的「遞進」。在此以前，通過對韋伯與施米特政治思想中片段的發現，Kalyvas已清楚地表明瞭「非常政治」所隱含的「例外性」及其對擴大民主實踐的意義。而這同時意味著，在「非常政治」到來之際，秩序之中某些「慣例」的坍塌與消逝。但是，問題在於，舊秩序的覆滅是否完全能帶來新的民主秩序的成長，而不致於跌進徹底的「無秩序」抑或某種相反的「暴政」的深淵？似乎在這一層面上的追問，是韋伯與施米特所欠缺的，而這正是重讀阿倫特的意義所在。因為後者清楚地看到了「非常政治」能夠成功展開所必須依據的原則。事實上，相對於圍繞阿倫特革命思想的一般性闡釋，Kalyvas看到了在阿倫特對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的精緻與多層次的思考中，對發揚激進民主理論最為關鍵也最容易忽視的遺產。簡直之，「相對開端」的存在與否，決定了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大相徑庭的命運。在阿倫特看來，「非常政治」並不預設「絕對」意義上的開端（the absurdity of absolute beginnings）。「革命者」仍需要在既存的公共維度上（preconstituted political bodies）聯結、相識與反復溝通，並守衛被共同體普遍承認的根本性政治原則，以此才能擺脫在虛無化的制度廢墟上聳立的暴政陰影。而美法革命的命運分野恰恰來自於，在革命的來臨之際，法國革命者對傳統的完全否定以及試圖在「大破大立」中建構新秩序的幻想。此外，由於將「人民」理解為某個高度「同質化」的主權者，法國革命的「隨意性」暴露無遺。其結果反而造成，多元的公民文化為革命所反噬。
然而，阿倫特的思考並未停留在革命完成的時刻。即便對美國革命多有肯定，但在革命之後所形成的建制里，阿倫特仍舊試圖為人民的「政治行動」保留空間，並時刻對自由主義的政治話語保持警惕。在她看來，表現為「文本」的憲法實際上是一種「未竟的事業」。對憲法精神的保護，除去制度層面的防護外，理應屬於政治體內部全體成員擔負的責任。也正是在這一點上，相比韋伯與施米特，阿倫特的思考開始真正觸及某些具體可行的措施。儘管在「代表制」問題上顯示出某種自我矛盾，但阿倫特有關「公民不服從」的論述，儼然成為Kalyvas眼中能夠吸收進來並繼續發揚的遺產。與傳統圍繞「公民不服從」的討論不同，阿倫特的貢獻在於，其指出了隱含在「公民不服從」中的「創制」內涵，即，當人民行動之時，不僅是在「被動」地抗爭惡法，也極有可能是去「主動」地推動法律變更。換言之，在韋伯觀念中能夠創造「新價值」的「卡里斯瑪式運動」，在阿倫特這裡，被明確地放置在「人民」這一行為主體之下。由此，相比施米特構築的有限範圍，人民的行動空間與政治能量得到了極大的釋放。
多重思考
事實上，從一個更開闊的角度審視，有關激進民主的思考，在不同的學術世界里體現出了各自不同的關切。在西方，理論家所關心的要旨仍在於如何去推動更為「激進」也更為「有效」的民主實踐。在對阿倫特思想的最終評價中，值得注意的是，Kalyvas將阿倫特有關「公民不服從」的論述看作一種「半非常政治（semi-extraordinary politics）」的典型。原因在於，即便存在「創制」的時刻，「公民不服從」由於仍舊保留了對既存憲政秩序的肯定而非根本性質疑，其所活動的空間依然不能與「非常政治」相比擬。儘管未顯示出對阿倫特遺產的明顯否定，但如果沿著Kalyvas的邏輯前進，不難發現，阿倫特論述的盡頭恰恰是某種仍需努力回應的「困境」——畢竟，在不觸及根本性變革的情況下，阿倫特的「公民不服從」論述似乎就很難跳脫出她所厭惡的「自由主義框架」，因而面臨著喪失對建制形成根本性批判與解構的能量。從這個意義上講，直到全書的終結，Kalyvas對「非常」的思考以及對激進民主理論的探索，只能說是開始而不能說是結束。
相比之下，面對同樣的議題，中文世界的探索儼然呈現出另一種面貌。查特吉對「均質性的現代性觀念」與「異質性的後殖民世界」的區分提示我們，[1] 在西方之外，圍繞民主的討論所涉及的一系列問題往往指向一個更廣闊也更為複雜的社會背景。譬如，中國大陸學者汪暉就曾指出，共同政治身份的瓦解以及「代表性的斷裂」所帶來的一個直接後果即為中國邊疆地區認同政治與民族矛盾的浮現與加劇。[2] 這反映出，在西方之外，由代表性危機所引出的矛盾並不僅僅限於政治本身，而更可能與歷史、國家治理以及民族等極其現實的矛盾掛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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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暉對「去政治化」的研究與對二十世紀革命史的把握，提供了重新思索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視野 |
此外，繼承傳統思想脈絡的的部分中國學人，也在哲學的高度回應了Kalyvas的關切。在《Extraordinary》中，一條隱蔽的線索是，當「非常政治」發揮影響時，作為「社會性共同體」的「人民」是被「默認」為能夠繼續存在並且保持凝聚力的。其所根基的理據在全書的第二百五十頁得以澄清。在此頁中，借用哈貝馬斯的理論，Kalyvas意在強調人民共同體是有具體的歷史文化要素作為支撐，因此在「非常政治」來臨的時刻，政治秩序的式微也不會動搖「公共空間」的功能發揮。然而，在中文世界，李猛在其近著《自然社會》就曾暗示，以原子化個體及其財產性生活為基礎的現代政治在「生存論」的前提上是極為單薄的。[3] 當「革命」來臨之際，缺乏形而上學與神學統領的現代政治能夠「抱成一團」而不致於四分五裂的假設，從根本上講，仍舊缺乏理論層面的辯護。在這個意義上，激進民主理論需要回應的恐怕遠遠不限於政治問題本身。
結語
但是，即便未能形成終極的理論，Kalyvas思考的意義仍舊十分重大。一如他在全書的結尾指出的那樣，類比康托洛維茨（Ernst H. Kantorowicz）所提出國王「兩個身體」的隱喻，對韋伯、施米特與阿倫特的重新發現，事實上提供了一種以人民主權的「三個身體」為核心的民主理論的雛形，這為接下來的探索奠定了基礎。此外，暗合奈格里的思考，Kalyvas指出，美國對中東國家的武力干涉與民主輸出實際上屬於一種「帝國」行為。在排斥當地民眾深度參與的情況下，由強權安置的民主缺乏一個真正的「民主起源」。這說明，圍繞「非常政治」的深度研究，除去對國內層面民主實踐的關懷，在國際維度，對把握國家間行為也提供了一個極具批判性價值的分析視角。
＊譚銳捷對「Kalyvas試圖以哈貝馬斯的觀點修改阿倫特學說」的敏銳觀察，給予筆者很大的啓發。此外，黃怡雯對文章個別用語以及行文整體結構的看法，令筆者意識到書評有待修改與補充的空間，在此一並表達感謝。
注釋
- 查特吉的分析使用了如下幾個概念：Homogeneous Time of Capital, Heterogeneous Time of Governmentality, Homogeneous time-space of modernity, Heterogeneous time 等。總結起來，筆者認為，這些概念指向的核心矛盾存在於「均質性的現代性觀念」與「異質性的後殖民世界」之間。
- 汪暉. 2014. 兩種新窮人及其未來——階級政治的衰落、再形成與新窮人的尊嚴政治. 開放時代. 6: 67
- 李猛. 2015. 自然社會.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473
參考文獻
- Chatterjee, P. 2004. Politics of the Governed: Reflections on Popular Politics in Most of the Worl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alyvas, A. 2008. Demo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Extraordina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ng, H. 2014.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veness and Post-Party Politics.」 Modern China. 40(2): 214-239
- 李猛. 2015. 自然社會.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國際共運史研究室編. 1984. 盧森堡文選. 北京：人民出版社.
- 汪暉. 2014. 兩種新窮人及其未來——階級政治的衰落、再形成與新窮人的尊嚴政治. 開放時代. 6: 4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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