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海默
簡介｜美國休斯敦大學政治系博士候選人
編輯｜黃麒瑄
前言
近閱翁賀凱先生（張灝弟子）新著《現代中國的自由民族主義：張君勱民族建國思想評傳》（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勝義迭出，引人遐思。筆者對於張君勱其人其學，也因之略有所感，謹作此文以記之。
正文
近閱翁賀凱先生（張灝弟子）新著《現代中國的自由民族主義：張君勱民族建國思想評傳》（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勝義迭出，引人遐思。筆者對於張君勱其人其學，也因之略有所感，謹作此文以記之。
據翁先生的整理，張君勱在1947年左右對實現社會主義的路徑，亦即「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的先後次序問題，作了一個判斷，他認為，即使假定歐美沒有經濟民主，但是只要人民能投票、能表達意見，能有政治民主，就很容易過渡到經濟民主；反之如蘇聯，雖有經濟民主，但是在一黨專政之下，人民不能自由表達意見，很難實現政治民主。筆者以為翁先生的整理是很到位的，這也正是另一些論者所歸納的張君勱：「由政治民主到經濟民主易，由經濟民主到政治民主難」（參閱夏偉東等：《論個人主義思潮》，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62頁）。
張君勱發此論時，國共內爭方殷，「中間道路」已難立足，許多知識分子轉向認為「經濟上受奴役但政治上獲得自由的人民終究會失去所有的自由，而經濟上獲得自由的人則可以繼續贏得政治上的獨立」，此調漸趨主流。亦有少數一些學者，如吳元黎（英國留學），堅定地指出所謂「經濟民主」不一定導致真正的「政治民主」，他承認應設法減少「經濟上之不平等」，同時認為「至於達到經濟上完全平等，乃根本不可能」，因為「自由的兩大部門——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又是不能分離的」（吳元黎：《現代經濟思潮的趨勢》，《觀察》第2卷第9期，1947年4月26日。轉引自何卓恩等：《中國現代政治思潮》，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313-3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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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中國的自由民族主義：張君勱民族建國思想評傳》 |
吳元黎這樣的說法，雖頗有「眾人皆醉我獨醒」意味，卻未免直陳出殘酷現實。相形之下，張君勱的論斷似乎更發人深省。尤其深切的是，張君勱此論讓我不由回想起胡適在《丁文江的傳記》里曾記述的一件事：
1920年代「科玄論戰」時，「玄」方的張君勱曾致書「科」方的丁文江：今之當局者，不知禮節，不知榮辱……國事鼎沸，綱紀凌夷之日，則治亂之真理，應將管子之言而顛倒之，曰：知禮節而後衣食足，知榮辱而後倉廩實。
胡適就張君勱當年此封書信評論：「玄學鬼這樣痛哭陳詞，科學家只好不再答辯了」（胡適：《丁文江的傳記》，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96-97頁）。
筆者不欲在此對「科玄論戰」進行討論（毫無疑問，胡適與張君勱亦頗有同調之處，如他們都把唯物史觀[經濟史觀]看作宿命論，可參閱單繼剛《唯物史觀的「唯」:陳獨秀與胡適、張君勱、梁啓超之爭》，《中國哲學史》，2010年第3期），只是想指出的是，張君勱1920年代持見的「知禮節而後衣食足，知榮辱而後倉廩實」難道不正是與他1940年代內戰期的「由政治民主到經濟民主易，由經濟民主到政治民主難」論乃至憲政民主觀，二者暗相連通麼？當年宋喬（周榆瑞）所著《侍衛官札記》風靡一時，內中對張君勱頗為醜詆，如寫張君勱與蔣介石抗戰勝利後的一段對話，張：「最主要的當然是總統的職權問題，經過這些天來的研究，我找出來了加強總統職權的理論依據了」，蔣：「好極了！」，張：「和歐美國家比較起來，中國人民的教育程度太淺，所以總統的職權不應受太多的限制」，蔣：「對呀。讓沒有什麼知識的老百姓來干涉一國元首的行動是不對的！」現在看來，這段滑稽雙簧甚難坐實，乃是對張君勱憲政民主觀的一種曲解。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以為翁先生稱張君勱為「自由民族主義」是不為過的，「玄學鬼」固有其「可恨」的一面，但誰說又沒有「可愛」乃至「可敬」的一面呢？
往更遠處說，正如薩拜因（George Holland Sabine）所指陳的那樣，19世紀大部分哲學有一重要的共通品質，它們在邏輯上發現，科學程序包括了一些條件和假設，而這些條件和假設在任何理性主義的意義上講都不是不證自明的，而只可以以一種不甚嚴格的方式被描述成種種約定的或便利的東西，張君勱早年成學時的引路人之一柏格森（Henri Bergson）即是此種傾向影響最廣的倡導者（參閱鄧正來譯薩拜因：《政治學說史（第四版）•下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0年，593頁）。柏格森認為只有直覺才能直接認識世界之所是，毋寧有些「矯枉過正」，然而，他用理性來摧毀理性的系統努力值得銘記。也許我們有時確應反躬自省，在「禮節」與「衣食」之間，在「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之間，哪個選項所具有的「科學程序」色彩更濃呢？而如是色彩又是否經得起反復之檢證與推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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