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海默
简介｜休斯顿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
编辑｜黄麒瑄
编者志
如何理解新时代里旧人的所作所为，尤其是知识与权力间的微血管结构，一直是人们乐于讨论的话题。在这篇文章中，李海默先生则以康有为与梁启超这两位最为人关注的时代之子，为我们示范如何阅读这时代铜镜。
本文由作者授权转载，原刊于《宁德师范学院学报》（2107年第3期），微信上首发于“微思客WeThinker”（WeChat ID：wethinker2016），并删去原文中繁且详的注脚，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文末的出处说明，查询原文。
正文
有关康梁在流亡期间（尤其是慈禧死后）与北京政府的接触，历来研究者早已备述之，然而，此类研究多为一般性的与宏观性的描叙（general and macroscopic description），尤其过于侧重标示出康梁与革命党的决绝彻底态度之间的显着不同。
但对于细节的刻画，如清室中枢内部的政治情势，尤其是“近支王公朋党”网路中的纠葛与暗潮；不同派系与康梁间的往还交涉，以及各条线索所分别一一达致的具体程度（相关事项长期扑朔迷离，如清末刘学询等奉命出使日本，时人就议论纷杂，“或云图害党人（康党），如晋锢栾盈之策；或云密商大局，为把臂入林之雅”）；康门内部的层次与架构等要件，其实都还远未廓清。因为此类关涉文献多用隐语、代码、往往晦涩难解，歧义纷繁，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很大的一个不便利。
本文旨在以小见大，作一细致考证，清理出康门师弟与清宗室溥侗的交往脉络，既愿在细节的澄清上有所推进，更期待说明这一系列考订研究成果若集合起来将发生出的重要性。近代史远非无题目可做，而是可能更需要採用和发扬“上穷碧落下黄泉”，“高射炮打蚊子”的实证精神，一一勾索订正，以求落实，更以期于日后逐渐拼接与恢复出一幅迥异“时流”的新的宏大图景的小小一角，或可缘此而更近于历史之本真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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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宗室，紅豆館主，溥侗 |
1910年九十月间，康门弟子潘若海致麦孺博书，中有一段文字：
此次政局之变，全由陶公主动，而朗、良辅之。陶公锐意改革，欲谋组一新政府，为戊戌第二。渠极推重北江。沧在东时不见之，殊失计，实为桐君所误；桐君本另一路也。渠闻沧见桐，以之诘桐，桐不敢认。渠兄在南洋时，拒北江不见，渠亦大不以为然也。大约吉、那将僕，荫、岑必起。
此段文字，可以确认的包括，陶公指载涛，北江指康有为，沧指梁启超。所指涉的主要是梁启超等向北京中枢政府运动开放党禁事。梁此时“以解禁为第一义”，康亦主“为今之计，以开党禁为最急”，而康梁当时主“联肃（亲王）”之论，企图利用慈禧死后、载沣为摄政王（当时康门内部信函来往中曾呼载沣代号为“周公”）的新局面在清廷中枢重新开拓进取一番。“十二年中各逊荒”，被革命党如刘道一、陶成章辈攻击为“身居海外，心在虏廷，惶恐用我孤臣之不速”，“（康梁）之讲立宪，乞怜虏连，以求为赐环计，外则以之炫惑华侨，内亦思以假借为利用，而又兼以欺骗为利用者也”的康梁师弟认为在未来将“必有一番事业”。故于“联肃”主轴之外亦有别的针对其他满洲亲贵的措置，所谓“肃之外，尚有其途，成否虽未可知，要之人事所能尽者止此矣”。
此“桐”，无论吴天任《民国梁任公启超先生年谱》，张子文主编《梁启超知交手札》，或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皆解为“或指那桐”，此实误也。按，“吉、那将僕”，说的应该是庆邸奕劻与那桐会在政治上地位下滑，“荫、岑必起”，则应该是说荫昌与岑春煊在政治上可能的崛起（笔者将有详文另考之）。如果“那”是指“那桐”，那麽“桐君”就不可能也是指代那桐。那麽，此“桐君”是谁呢？读梁启超相关日记则可知，此“桐”必指清宗室溥侗是也。
溥侗，清宗室，有镇国将军职衔，生在同治光绪之间（有几个不同版本），死于1950年代。溥侗自1909年起，曾与哈汉章等同任禁卫军训练处军谘官，是禁卫军训练大臣之下佐官中职衔最高者，而禁卫军势力正是“陶公主动，而朗、良辅之”这一政治力量的根本所系。
早在戊戌变法时代，溥侗就与康梁等人过从甚密。当甲午乙未年时，刘光第曾写诗称溥侗“龙种异凡子，拔迹金玉中”，“希圣识攸归，向方且多通”，“忧国怀精忠”，“何意宗室内，乃睹此奇童？”，“一木千万叶，青黄各不同；一水千万派，清浊自朝东”。要之，溥侗与光绪帝关係极亲近，政治上的立场与取态是同为不满、忧患后党集团及其他反光绪变法的满洲亲贵的“小人势已雄”，“内则有权阉”，“大廷实乏才，豢养诸疲癃”，故康有为对溥侗也青眼有加，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也曾见过溥侗，当时由溥侗慕名求见，李盛铎为之引见。在1909年，康有为更曾专门致书溥侗，陈溥侗：“忠义在抱”，“怀忠抱义”，并说自己对溥侗是“昔者侧席，谬承解带，十年海外，靡日不思。”
梁启超1910年二月间《双涛阁日记》载：“荷庵昨日适西京，持吾书以谒将军溥侗，且将见涛贝勒焉。侗将军相见，致问良殷，而极述涛童騃之状，且与言朝局甚悉。其究也，归于疾不可为而已。侗好学解事，诚挚深沉，南海先生昔尝谓：‘天潢中有此人，中国犹有馀望’，刘裴村亦曾有一诗诵其志节。十年以来，佯狂自晦，吾意其坠落久矣！今据荷庵言，知岁寒松柏，固自殊异也。顾微、箕虽贤，无补于殷社之墟。悲夫！”按，荷庵，即汤觉顿，康门弟子，在这个时段里多次经手负责康党与满洲亲贵的沟通联络。刘裴村，即戊戌殉难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梁启超曾说他虽与刘并无深交，但一向是“肃然敬其为人”。“吾书”者，即梁启超所撰写的《上涛贝勒笺》。此时光绪之同父异母弟载涛（1887-1970）受命出洋，赴日、美、英、法、德、意、奥、俄八国考察陆军，溥侗随行。及至日本，梁启超日记曾记载：“涛贝勒抵神户，侨民及日人往迎者数百人，而此贵客乃高卧不起，并其随员亦无一人出而周旋，迎者怨詈而去。呜呼辱国甚矣！”梁启超对于载涛颇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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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參與外，溥侗在戲曲成就頗豐，中國第一首國歌《鞏金甌》即由他譜曲而成 |
梁启超在数日之后的日记中又说：“侗将军至自东京，来见于商话别所之楼上，深谈四时许，述朝局甚悉，一言蔽之，则群騃群盲以国家为市利之具，绝无一线光明，绝无半点光明而已，惟我本不希望政府，故闻其言亦无闷也。侗将军见识明敏，远过昔年，此操心危虑患深所致，然英气消磨亦甚矣，天潢中有此人，而卒无救于危亡，岂天已厌清德耶？呜呼！”
梁启超是年二月致徐佛苏书亦云：“弟昨日见一极要之人，述途中政界实状甚悉，所谓宪政改革云者，诚无複一线希望，然弟终不以此自沮，盖弟向来不望政府，若民间能有希望与否，则此责任仍在吾辈耳。故弟于政府之态度，虽未尝不日祝其向上，惟本原则不在此，故闻此亦不惊也”。此“极要之人”，毫无疑问指的也是溥侗。
1910年三月间，梁启超致书康有为，中有云：“旬前厚斋将军（与叔牙同行）过此，微服来访，言内事甚悉，忧煎殆过吾侪十倍，质言之则待死而已，此公学识智虑皆远过于前，（殷殷致问吾师，师前有书介安仁见彼，安仁以他故未往见）殆孟子所谓操心危忧患深耶？开国恤时颇有立长君之议，其当纽者宜在此公，今沦落至此，天其既厌周德乎？似此局面，云胡能久，不必西邻，不必草泽，萧牆之内，变当立生，以吾所闻，恐将不腊，云何能俟八年？”更複说道：“弟子数月以来，颇不欲複与彼辈为缘”，但自“旬日前蜕庵偕安仁东渡，纵论时变，雄心又複勃发”。厚斋将军，即溥侗。叔牙，恐怕指的是载涛。蜕庵，即麦孺博（孟华）。安仁，指的就是潘若海，由是亦可见潘若海本不甚重视溥侗这一路。
合此四处资料可知，“其究也，归于疾不可为而已”，“群騃群盲以国家为市利之具，绝无一线光明，绝无半点光明而已”，“所谓宪政改革云者，诚无複一线希望”，“待死而已”，“萧牆之内，变当立生”指的均为同一事，即溥侗向梁启超透露清廷自改革路线图的“无望”实质。潘若海书信中所谓“渠闻沧见桐，以之诘桐，桐不敢认”，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不是溥侗见了康梁系的人（在此且不论康梁主张之分异），而是溥侗向梁启超具体所述的敏感内容。
载涛年纪比溥侗小，但是论位阶与论辈份，载涛都要更佔有优势，更无需论所谓“咸丰、同治以后，以亲贵典兵，以涛贝勒为始”。潘信中所陈述的“沧在东时不见之，殊失计，实为桐君所误；桐君本另一路也”二点，甚为重要。盖若只观梁启超日记，是绝看不出来的。有可能的场景是汤觉顿与梁启超都不如潘若海瞭解此中真相。
虽然溥侗自始出身就是光绪帝党系统的人，但也许溥侗、溥伦兄弟与载沣、载涛、载洵这一派与光绪亲为手足且在光绪死后握有核心权力的人之间并非完全无间。
清人笔记中曾云：“溥伦为宣宗长曾孙，同治初，本有青宫之望（按，溥伦曾先后有三次机会被择定为入继大统之人），阴结议员为一党”，在清末军机大臣与资政院之间的纷争扰攘中，军机大臣一度怪罪“议员胡闹，溥伦纵容”，溥伦后来在1911年被调离资政院职务，市面上一度传言：“伦贝子兼为宪法纂拟大臣，恐其听民选议员之运动，编成民主共和的宪法，故易之去”，而溥伦1907年访日时，梁启超就曾向他上过一份据说是“巧言如簧，易于动听”的请愿书（汤觉顿、麦孟华、熊希龄等更曾一度计画邀溥伦到政闻社演说，但梁认为“恐失本社信用”）。在1910年更说溥伦为总裁的，被一些人讽刺为“非驴非马之议会”或“弹射政府者为贤，未尽毫末有所补助”的资政院是“中国前途一线光明”，“使祸国殃民之政府，渐有感于众怒之难犯，专欲之难成，而淫威不得不稍杀”。
资政院也颇投桃报李，所谓“逮夫资政院开，院中议员与康、梁同主义者，运动特赦康梁，归国自效，一时殆有成熟之观，康梁海外闻讯，不胜眉飞色舞”。也许我们在考量溥侗当时的政治立场时，也需要顾及这一层面因素（学界对溥侗之政治取态相关形成及嬗变过程的分析明显不足，如孔祥吉就曾把溥侗简单定义为“一位活跃于京师的名流”而已）。要之，当康梁师弟对载沣大抱希望时，却一度遭遇了“苒荏二年，东海逋臣（指康梁等人），交章荐之不召，西市沉冤（指戊戌六君子），遗孤言之而不雪”的冷遇，故促使他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尝试考虑别种“多路”（即包含“桐君本另一路也”在内）的潜在之可能性。
另外，也许部分由于潘若海此函发生的作用，在此事前后，康梁对于载涛其实颇注心力，梁甚至说：“可用者惟有一涛”。康梁更曾计画使载涛掌握禁卫军，成为心腹，发动政变，一举而达成立宪之目的。载涛与庆亲王奕劻、贝子载泽有矛盾，向潘若海问计，潘建议载涛一面收抚禁卫军，一面拉拢驻扎于保定的新军吴禄贞部（按，当时吴任职袁世凯北洋六镇班底的第六镇统帅，武昌起义，吴请命南征，冀脱清廷羁绊，而陆军大臣荫昌不许，且抽该镇第十一协编入第一军南下，令吴率馀部留保定待命），准备在1911年下半年发动政变，消灭奕劻载泽等，掌握政权（但是此事有一疑问，虽然梁启超曾云“泽与庆结”，即实际上奕劻素与载泽不和，载泽属于隆裕太后系，“气焰益张，恃内援也”，而载沣因“大惧”，一度试图倚重奕劻，“以防隆裕”）。
所谓“陶公主动，而朗、良辅之”，朗，当指毓朗，良，当指良弼，非指铁良。
所谓“渠兄在南洋时，拒北江（康有为）不见，渠亦大不以为然也，”按之于《梁启超知交手札影印件，有注“老苏明允”四字，苏明允，即苏洵，苏轼、苏辙之父，字明允，号老泉，依此则知必指载洵无疑。而载洵的年纪实际比载涛要大，故称“渠兄”。载洵此段时期曾与萨镇冰同为筹办海军大臣，赴欧、美、日等地考察海军，是以曾经南洋，而拒康有为不见（但奇怪的是，后来1927年时，康又曾回忆说：“虽载洵曾举臣总揆，然大盗谋移国而未行”，不知何解）。由此也更能确定“陶”就是指载涛。
出处
李海默. (2017). “渠聞滄見桐”考. 宁德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3), 122-128.本文原载于《宁德师范学院学报》，微信上首发于“微思客WeThinker”（WeChat ID：wethinker2016），经作者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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