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二房东
简介｜业余政治哲学爱好者
兴趣｜解释学、汉唐经学的转化问题
编辑｜黄麒瑄
编者志：此文较微信公众号推送的版本，更正部分错误，造成读者困扰，請見諒。在此感谢各位读者朋友指证（如读者“克赛诺芬尼的笛子”指出陈建洪教授刚转至中山大学），如有未竟周全之处，还请读者指出，编辑会尽速修正的。
前言
2540年，伦敦，某间霉臭的咖啡馆里，爱丽丝随手点开一部介绍21世纪中国政治思潮的纪录片，她润润唇，看着大红色的花海飘过耳鬓，旁白缓缓说道：“21世纪初的中国，大致延续了上个世纪末中国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直到刘小枫等人对列奥・施特劳斯与卡尔・施米特的引进，一时激起了中国人对于西方古典学、政治思想史与政治哲学等方面的兴趣⋯⋯”
当代中国的政治思潮，除了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近年来最受中外学人关注的议题，也许是中国施派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对于如何评价中国施派，中文世界虽然已经有许多评论，但在细致的理论分析上，似乎仍需要更多的讨论。关于这份空缺，中文世界的台湾暂时交出了一份阶段性的成果。
今年2月，萧高彦与马恺之（Kai Marchal）主编的论文集，《卡尔・施米特与列奥・施特劳斯在中国：重界政治》（Carl Schmitt and Leo Strauss in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Reorienting the Political）一书由列克星敦出版社（Lexington Books）在美国出版。并在11月17日，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举办了新书发表会，邀请两位主编与两位作者，介绍他们在本书的学术工作，并谈论了他们对于中国施派的一些看法。
本篇文章，笔者简记本次新书发表会的部分讨论，提供读者一些熟悉他者与陌生他者对中国施派的看法，祈使读者有兴趣阅读该书、思考相关议题。关于内容摘述与转述的问题，如解释学理论所述，作者是第一读者，对于记述对象的描述不免有偏差或过度之处，还请有兴趣的读者质验于《卡尔・施米特与列奥・施特劳斯在中国：重界政治》，以求贴近各位学人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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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爾・施米特與列奧・施特勞斯在中國：重界政治》 |
《卡尔・施米特与列奥・施特劳斯在中国：重界政治》这本论文集的前身，是2014年9月1日2日由台北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举办的《中文语境中的施密特与斯特劳斯》（Carl Schmitt and Leo Strauss in Sinophone World）研讨会，会后交由外国出版商，重新搜集、修改文章而成。
本次研讨会，邀请了中文世界两岸学人以及其他语系的学者，共聚两天，密集地讨论各类议题，在施米特与施特劳斯的理论探索上，如有时在南开大学的陈建洪教授〈On Leo Strauss as Negative Philosopher〉与美国纽约大学的张旭东教授〈The Political Horizon of the Human: Carl Schmitt As Interpreter of Shakespeare, Hobbes, and Hegel〉。更进一步地，关于中文世界（尤其是大陆地区）如何继受两位思想家的理论，时在德国爱尔朗根－纽伦堡大学的费瑞实教授(Thomas Fröhlich)〈Reflections about ‘Carl Schmitt on China,’fathoming ‘Carl Schmitt in China’〉、时在东吴大学的马恺之教授〈Modernity, Tyranny, and Crisis: Leo Strauss in China〉等人的文章，都试图对此提出一些观察与反省。
当然，政治思想之所以为“政治的”思想，毕竟是和实质政治环境的关怀有关，会中也理所当然地探讨中文世界与之相关的各类议题，例如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萧高彦教授〈Toward a Fundamental Critique of Liberalism: Carl Schmitt and Leo Straus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Discourses〉探讨了三剑客（萧的用语，指刘小枫、甘阳与张旭东）对施米特与施特劳斯的运用，辅仁大学的刘康教授〈Why does Leo Strauss return to the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 Strauss’s Intellectual Explorat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Sinophone World〉则探讨了刘小枫与甘阳之间“新国父论”的争论，都相当精彩，另外也有学者试着将施米特或施特劳斯的观点运用在台湾香港两地的社会运动或法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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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書發表會前的閑適（由左至右：畢遊塞、費瑞實、蕭高彥、馬愷之、黃冠閔） |
学者们如何看待“施米特与施特劳斯在中国”？
本次新书发表会，邀请了身兼主编的萧高彦教授与马恺之教授，以及同为论文作者的费瑞实教授与黄冠闵教授。为求简便，以下则根据发表会的流程，先后概述每个人谈论的主题与内容。
（1）主编介绍新书
开场，由萧高彦教授先概述现况，再由马恺之教授补充。
萧高彦教授，首先概述了近年的情况。关于施特劳斯，英美世界逐渐有许多人开始关注，这波关注可以说是由中国对施特劳斯与施米特的关注而起，不论是开始有中国留学生在英美以施特劳斯或施米特作为博士论文，还是美国学者在期刊上撰文讨论此现象，显见中国大陆的关注热情已成为引人注目的特殊现象。萧高彦教授举了些例子，从早先，有中国留学生在英国以施米特与毛泽东作为博士论文题目，到现在，萧教授去美国参加一些国际会议时，除了中国留学生对此现象的关心外，也有不少美国学者在会议的讨论时间询问讨论，甚至是询问本书的讯息（编按：指本文提到的会议论文集），可见该议题之热已不停留于中国。
另一位主编马恺之教授则阐述了他个人的经历。马教授说，他接触施特劳斯是在两千年左右，在巴黎研究犹太教经典时，偶然间借阅到施特劳斯关于拉比的著作，才开始注关注。一般人对施特劳斯的阅读体验，可能是乏味、无趣又艰涩，但他却相当喜欢他的作品。但马教授随即话锋一转，转到施特劳斯与刘小枫上，马教授认为，施特劳斯的视角，具有一种反西方、反现代的态度，尽管他喜欢施特劳斯的作品，但却不喜欢他的政治立场；其次，刘小枫的文笔很好，写作相当吸引人，但他的文章中常用一种奇怪的尼采姿态，这对于开放社会的人来说，可能不会很容易认同他。
那么如何看待这本论文集呢？萧教授认为，本书或本书作者们关注的视角，是从不同领域的政治理论家、政治哲学家的角度去反思这些现象。马教授则认为，在自由开放的社会中，编这本书，自然有它的意涵。
（2）萧高彦教授的报告
负责论文集的第2章〈Toward a Radical Critique of Liberalism: Carl Schmitt and Leo Straus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Discourses〉
一开始，萧教授自述其师承美国施派第三代，对施特劳斯的著作是比较熟悉的，立场也比较缓和。接着，萧教授从三个观察开场：（1）学院中的保守主义发萌，萧教授以他在中国大陆交流的经验，注意到开始有些康党（萧教授语，指某些学生）存在，主张从严复以下接触西方，是一切腐败的开始。（2）中国成立国学院是特殊且重要的事，随着中国国力兴盛，国学院将来会产生它的影响力，并且很有可能像某些人所说的施特劳斯之于西方，国学院及其文化可能会作为一个难以解构的他者，呈现于世，但另一方面，我们对于传统经学和相关学问，目前仍待把握，目前中国人自己也难以理解经学，但可以预期是国学院将来的影响力。（3）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在史观的建构上，对于文明的评价有产生不同评价的可能。
阐述了个人的政治观察后，萧教授开始介绍他的工作。他的论文分析了三剑客的理论背景，首先讨论了张旭东，并将其归类为“左派基进的历史主义”，通过对他的作品分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受到欧洲新左派的卢卡奇与施米特的影响。其次，刘小枫与甘阳则较为复杂，因为他们的讨论结合了古典学的东西，但如果我们分析甘阳的“通三统”，我们可以发现他背离了主张古典和现代对立的施特劳斯主义，至于刘小枫则较为复杂。
在介绍的过程中，萧教授特别别指出一点，中国1995年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学理对抗，虽然学理争论在现在不见得延续，但他们却深深地形塑了中国人意识形态的某种样态。近期值得注意的点，则是刘小枫对施米特与施特劳斯的引进，在这个意义上，也有同样的作用，理论的争论是一回事，问题在于他们如何影响中国人意识形态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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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高彥教授認為，在不同立場的爭論上，我們應當註意這些爭論背後對中國人意識形態的結構影響 |
（3）马恺之教授的报告
负责论文集的第9章〈Modernity, Tyranny, and Crisis: Leo Strauss in China〉
马恺之教授开场便指出，刘小枫与某些人的讨论有一种非学术主流的标准。马教授的指陈，大致可以归类为5点：（1）误读施特劳斯：在语境上的使用有所曲解，并利用施特劳斯批评美国，有意识形态上的作用。（2）政治意图：刘小枫、甘阳等人，都有企图运用这些理论替政府说话的倾向，并企图借由施特劳斯的论点，融贯前现代经典（包含了中国的前现代经典），赋予当下政府某种合法性，例如他们常会叫人去读十三经。（3）隐微的对话：类似中国传统的“微言大义”或类似的论点，例如东汉的经学家，可以一字数万言、百万言，普通人做不到的，与中国语境下的菁英主义传统接近。（4）否认“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是施特劳斯所支持的，某些中国施派常用《论僭政》这本书佐证他们的论点，但他们却将施特劳斯的某些重要划分给取消掉，例如刘小枫的打通对立，将现代和古典打通，借以论证当前政权的合法性，恣意套用施特劳斯的区分，这种打通近似曲解。（5）施特劳斯批评共产党、反极权：刘小枫却对此略而不详。
（4）费瑞实教授的报告
负责论文集的第3章〈From "Carl Schmitt on Mao" to "Carl Schmitt in China": Unsettled Issues and Unsettling Continuities〉
费瑞实教授，首先概述了欧洲的状况。在德国有一些默契，80年代之前，不鼓励引用施米特，或是用了也不要标注，尼采也有类似的情况。不过在某些著作中，我们似乎也能看到施米特的影响，例如有人说哈贝玛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有很深的施米特色彩。欧洲对于施米特的兴趣，是从80年代南欧的义大利开始，有一些学者开始研究，然后再慢慢向外扩散，施米特便慢慢地回到大学中，甚至是回到德国的大学。至于法律方面，对施米特的讨论一直都有。
另外，在背景的铺陈中，费教授还谈论了3件事：（1）批评文革的电台访问：费教授说，施米特在60年代对毛泽东相当有兴趣，并撰有《游击队理论》，不过在90年代末（编按：此处可能记误，因为施米特于85年离世），有一份电台访谈，施米特在这份访谈中批评文革，不过这份资料可能没有中译本或英译本。（2）施米特的抽象思维：很多人不是政治思想史家，只是抓住某些特征就去概述，但这便不见得与历史事实吻合。同样地，施米特的著作，我们可以说他是用抽象与推理的方式去写作，并且用神学的角度看世界，例如施米特将文革与罗马灭教（灭国）相连结。（3）对施米特的兴趣：为何左派会被施米特吸引？在欧洲，左派与右派都有被施米特吸引的人，尽管不见得在他们的著作中能直接发现，同样地，中国亦然。一如欧洲新左派对施米特的接受，中国的左派似乎也是如此。
概述完欧洲的情况后，费教授将话题转到“施米特对现代性的悲观”。他认为，这需要从施米特所处的背景来看，德国的国家失败，对于施米特有着相当重大的影响（费教授打趣地说道，假如施米特当时出身英国，那么大概就不会如此了），因为这意味着国际法的兴起。但施米特反对普遍理想，反对虚假沟通，认为不论我们采取哪一种方式，最终都需要“决断论”、科技与经济等方面决定一切，但人们仍昧于政治。因此，为了抵抗危险的普遍性，施米特采取“游击队理论”，并正面评价共产党人，例如列宁和斯大林，但这两人仍认为需要输出世界革命，这便不完全符合施米特的构想，但毛泽东则不然，面对现代性，毛泽东快速地抵抗现代化、普遍化，在施米特眼中，即使文革是失败的也无妨，因为这不过如同《启示录》的情况。
最后，回到中文世界，费教授概括了3点，第一，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某些人可能受到法国的影响（费教授提了一个具有施米特色彩的法国知识分子），而左派又受到施米特的影响，也许这之中有什么隐密关系。第二，我们需要舍弃悲观性，不同于施米特的悲观，我们可以自己处理世界的问题。第三，要注意施米特的神学背景，这是中文世界比较常忽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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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冠闵教授的报告
负责论文集的第11章〈Mirror or Prism for Chinese Modernity? A Reading of Leo Strauss〉
黄冠闵教授如同其他作者，一开始概述他们熟悉的区域。黄教授认为，台湾的哲学系以分析哲学为主流，较少古典学的训练，也许是因此间接地没有受到影响。
如何看待施特劳斯？黄教授说，他是以哲学的角度，而非政治哲学。首先，他以在法国的求学见闻为例，他注意到，中文世界似乎比较缺少对比性的研究，他注意到法国人并非是不看施特劳斯的，但他们在阅读上常会将其他不同的诠释与著作放在一起，从多种角度切入，相互配合。其次，回到中文世界的研究，黄教授指出，许多对于施特劳斯的研究并不够仔细，而且某些人引介与研究古典背后，似乎是有政治目的的。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些著作？（例如刘小枫、甘阳）黄教授认为，我们应该不去讨论刘小枫提出来的命题，去看他们如何使用思想家的思维模式，以及他们使用的目的——硬核——形塑政治认同，才可以免去那些迂回复杂的讨论。对于中国施派如何运用思想家思维，黄教授指出有两种镜映模式，以及施特劳斯自身的第三种镜映模式。第一种“镜映”，凡语境上有直接相关的、可以简单转换的，就直接使用，例如古今之争、现代与古代，转为某些政治哲学与意识形态上的转换。第二种“双重镜映”与第三种“三棱镜”，要注意的是，施特劳斯并不是单纯的二元对立，而是像三棱镜一样，任何东西通过施特劳斯都可以反射出许多层面，也就是说施特劳斯反而不是二元对立，而是提供多元的情况，这种多元在西方古典和中国古典都有，但用“通三统”去讨论，可能太过简单。
黄教授在本书中的工作是什么？黄教授概述道，首先，这篇文章试着从施特劳斯早期的著作出发，探讨施特劳斯问题思维的原型，同时也让我们反省在深入施特劳斯讨论的细节时，不要爱贴标签。其次，如果我们分析中国施派的论述，他们在沟通中西古典文化的基础上，有一种将西方对立化、外在化的态度，并借以形塑对中国的政治认同，这种论述模式可能比二三十年前的新儒家（指港台新儒家）还差，这不是指他们比新儒家在学术上还差，而是指对待西方的态度，例如在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的著作中，他们同样为了形塑对中国的政治认同，沟通中西古典文化的基础，但却是采取融通与相互借鉴的态度。
最后，黄教授重申，在施特劳斯的研究上，我们要三者并重：神学政治论、存有学、政治学，尤其是神学的向度。对于既有的研究，回到当前中国研究的不是，并不能有效地反驳什么，因为我们的路不是为了意识形态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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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现实
四位学者报告完后，在讨论阶段有许多很好的问题。笔者以下选两个段落：（1）如何看待中国施派的实际政治影响力？（2）萧高彦教授的总结，作为总结。
（1）如何看待中国施派的实际政治影响力？
发表会中的讨论，大致上承认学术与权力的关系，并且认为许多学者的确有着想当国师的权力意志。但对于中国施派在中国政坛的政治影响力，发表会大致上是各人转述一些听闻（例如，某些大陆知识分子与政府要员的往来传闻）或大陆国内某些反施派的学者的意见，但要如何评估现实政治的影响力，学者们认为，由于许多资料的不透明不公开，我们很难理解中国施派是否在政坛中具有影响力。
萧高彦教授则认为，知识分子与权力的问题，古今皆然，柏拉图、海德格尔亦是，中国自古也有圣王。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就贴近核心，尽管能够贴近的人很少。其次，学术做得好，并不代表现实就做得好。萧教授举了《老子》车轮的比喻，我们（知识分子）是轮胎皮边缘的皮屑，统治者是不动的中心，知识分子想成为中心，本身就是一件很怪的事，并且知识分子进入政府后也未必能发挥预期的理想，因此不要想去影响政治。至于权力意志的问题，不见得源自施米特的影响，毕竟美国施派、欧洲施派和中国施派不尽相同（笔者按：指团体组成、政治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不能混在一起讨论，但尽管政治欲望是常见的，但失败的例子似乎更多。
（2）萧高彦教授的总结
萧教授的总结，大致可以分为3点。（1）刘小枫的写作方式，萧教授以武侠小说的倚天剑屠龙刀比喻，刘小枫是那种拿了倚天剑后，就不断地磨亮，全力发展，认为这样就能斩断一切，读他的文章很过瘾，但我们也应该放下倚天剑，去省思其他意见。（2）中国施派的学术影响力，分别是古典学与学术社群。在古典学上，中国施派翻译了大量书籍，很多都是没有英译本或德译本，萧教授以鸠摩罗什的汉译佛经为例，即使某些翻译有问题，但现在中国人读佛经，还是使用这些译本，仅管有人出来批评，但翻译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学术社群上，通过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中国施派可以完全独立于其他学界，并且不同于国外的导师与博士生的关系，中国的博士导师可以通过安排学生在一些二三四线的高校教职与其他工作出路，与他的学生形成紧密的关系，帮助导师从事翻译工作与研究他们想发展的领域，目前似乎逐渐形成一个群体。（3）保守主义真的不好吗？萧教授以他在美国的经验为例，施派在美国的兴起，例如在耶鲁或某些美国东西岸的重点大学中，我们也能在大学书店找到施派的书，虽然美国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但施特劳斯对“绅士”的论述也是有一些市场的，因为它有助于形成菁英的自我认同，协调民主和非民主之间的认同。
其他
Marchal, K., & Shaw, C. K. (2017). Carl Schmitt and Leo Strauss in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Reorienting the Political. Lexington Books.陈纯，2016，《施派的危险性，以及知识分子的限度》（https://mp.weixin.qq.com/s/gB00o0MvR7g5bjxgbEqw9w），最后拜访日期：20171122。 在陈纯的这篇文章中，我们能看到他与大陆地区以外的学者在某些议题上有着相近的观点，或可相互为证或相互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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