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於《中華讀書報》2015年09月16日第10版，有少許改動）
作者：劉桉彤（杜克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政治理論方向。學術興趣：現當代政治哲學與政治理論語境中的榮譽，尊嚴，寬容與惡。）
「榮譽（honor）」——這是一個我們似乎與生俱來就能理解的概念。體育比賽中，我們既能看到，站在領獎台上的冠軍為自己獲得的榮譽灑下熱淚；也能猜到，未能站上領獎台的其他人在聚光燈找不到的角落為自己失去的榮譽暗自神傷。體育比賽似乎講究「友誼第一、比賽第二」；但真到了競技的時刻，卻很少見到運動員為了友誼而放棄對「更高、更快、更強」的追求。這是因為，即使每位運動員都同樣值得尊重，但榮譽卻只能給予最為優秀的選手。
體育中的競爭尚且如此激烈，那可想而知，政治中的競爭只能更甚——據說，政治的角鬥場上「沒有永遠的朋友」，因此，在政治中講求「友誼第一」便只能被看成笑話。但至於政治競爭所競逐的對象究竟是什麼，主流觀點的看法則並非「榮譽」、而是「利益」——是那「永遠的利益」。據說，在政治的世界，「榮譽」恰恰是柄危險的劍。它或者會讓人忘乎所以地沈浸於戰爭之中、為成就「偉人」這一榮譽而寧願損害大多數人的和平；或者會讓人因過度膨脹而樂於居於他人之上、而忘卻了人和人之間某些更加根本的一致，從而威脅到人人平等的法治社會。為此，美國著名思想史家阿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甚至在他的經典作品《激情與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中梳理出了一條現代政治思想的脈絡：為了政治的太平，現代政治思想家們不斷試圖用「利益」取代以對榮譽的熱愛為首的「激情」、使「利益」成為新時代人們政治行動的動機。從這個角度來看，不論利益政治有怎樣的弊端，它依然優於那種貴族式的、將榮譽置於首位的政治。
然而，當我們成功將「榮譽」從良好政治系統中剝離出來之後，政治生活就變得良好了嗎？莎倫•克勞斯（Sharon Krause）的作品《自由主義和榮譽（Liberalism with Honor）》對此提出了質疑。由於重新反思了政治與榮譽之間的關係，《自由主義和榮譽》這部早在2002年即已面世的政治思想史作品，不但迄今仍在該領域的研究中佔據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且持續不斷地為我們對榮譽問題這一伴隨人類生活方方面面的問題提供著討論的空間。
克勞斯試圖在本書中告訴我們，在良好的政治體系之中，榮譽並不是一件可有可無的事情；恰恰相反，在某些時刻，只有對榮譽的熱愛和追求，才能夠輓救政治體系的腐化——這個時刻，便是「多數人暴政」的時刻。克勞斯指引我們去關注諸如黑人平權運動等等美國歷史上的重要歷史時刻。在這樣的時刻，爭取權利的黑人所面對的恰恰是不友好的社會；他們為了爭取自己的權利，被迫甘冒被種族主義者虐待乃至殘殺風險（也就是，被迫犧牲自己眼前的利益）而積極採取政治行動。他們的訴求，恰恰是和自由主義政治對權利平等的要求相一致的；但他們為了實現這些訴求而採取的行動，卻往往得不到來自「利益」的激勵。——這既暴露了將「利益」視為自由主義政治中最為根本的激勵手段這一看法所具有的不足，也提示我們：其實我們還有著「榮譽」這一選項可選。
「榮譽」是什麼？克勞斯告訴我們，它不是西方政治思想傳統中所強調的 「德性（virtue）」。「德性」有很多種，它或者要求人的品格全面臻於完美、或者要求人徹底將自己奉獻給自己所處共同體、忠實履行對這一共同體所負有的義務。而「榮譽」則並要求人在各方面均表現得突出，也並不要求人用對他人所負有的義務取代對自身的追求。「榮譽」也不是在現代政治思想傳統中為康德所強調的「自律（autonomy）」，因為康德式的「自律」以人對自己的義務作為唯一的衡量標準，而「榮譽」則完全不排斥外在的價值標準。對克勞斯來說，現代社會中的「榮譽」，既是某種外在的法則（比如某個職業對從事這一職業的人員所提出的職業道德要求），更是某種人格品質：它意味著個體既希望在社會乃至自然的洪流之中掌控自己、並且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到這一點。根本上講，作為人格品質，「榮譽」意味著個體的能動性：在困難面前，我相信我是個獨立的人、我要掌控自己的命運、我能掌控自己的命運、而且我有勇氣靠自己的行動掌控自己的命運。
將「榮譽」視為某種獨立的、激勵人去行動的機制，這具有重要的學理意義。克勞斯認為，當代政治思想對政治激勵機制的研究，陷入了錯誤的二元對立之中：它或者是某種完全以自我為導向的機制（比如算計利益的理性選擇、或者康德式的自我立法）、或者是某種完全利他的機制（比如對他人與對社會的義務）。然而，如我們前面已經展現的那樣，完全指向自我的機制無法令個體在非常不利的情勢之下勇於做出正確的行動；而完全利他的機制，在「沒有永遠的朋友」的政治中則根本靠不住。而「榮譽」則不然：一方面，榮譽的出發點是個體自己，它首先強調了個體對自己負有的責任、而不是對他人負有的義務；另一方面，榮譽卻並非完全以自我為導向的，因為它將來自社會的價值標準當做評判榮譽的標準。這樣一來，「榮譽」克服了這個二元對立的難題。
為了說清「榮譽」觀念的內涵，克勞斯回歸了現代政治變革的重要節點——法國大革命——之前。通過分析孟德斯鳩的榮譽觀念，克勞斯抽離出了榮譽的核心要義——即使隨著歲月的更迭，這些核心要義在對榮譽的反對中被埋藏了起來，它卻依然巋然不動。隨後，為了說清「榮譽」對現代政治的意義，克勞斯轉向了托克維爾的政治思想。托克維爾敏銳地認識到，政治必然會從貴族政治走向平等政治；但他同時也更為敏銳地認識到，「榮譽」這一與貴族政治聯繫密切的概念，不但不應隨著貴族政治的垮台而一並遭到拋棄，而且對維護良好的平等政治能夠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接下來，克勞斯深入到對美國政治思想與實踐的反思，既為我們展現了「榮譽」所具有的局限性、也為我們揭示了「榮譽」這一看似具有保守主義傾向的理念如何能夠幫助人們成為具有能動性的抵抗者、而不僅僅是舊制度的維護者。
「榮譽」不但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我們生活在現代的政治制度之中，我們知道「利益」與「義務」對政治有著怎樣的重要性。正因如此，我們才更加迫切地需要瞭解，「榮譽」這一看似陳腐而危險的概念如何能夠補充「利益」與「義務」的不足，從而使得我們的政治制度變得更加平等與自由。克勞斯的《自由主義與榮譽》一書，因此是一本發人深思且有現實意義的嚴肅讀物。
作者：劉桉彤（杜克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政治理論方向。學術興趣：現當代政治哲學與政治理論語境中的榮譽，尊嚴，寬容與惡。）
「榮譽（honor）」——這是一個我們似乎與生俱來就能理解的概念。體育比賽中，我們既能看到，站在領獎台上的冠軍為自己獲得的榮譽灑下熱淚；也能猜到，未能站上領獎台的其他人在聚光燈找不到的角落為自己失去的榮譽暗自神傷。體育比賽似乎講究「友誼第一、比賽第二」；但真到了競技的時刻，卻很少見到運動員為了友誼而放棄對「更高、更快、更強」的追求。這是因為，即使每位運動員都同樣值得尊重，但榮譽卻只能給予最為優秀的選手。
體育中的競爭尚且如此激烈，那可想而知，政治中的競爭只能更甚——據說，政治的角鬥場上「沒有永遠的朋友」，因此，在政治中講求「友誼第一」便只能被看成笑話。但至於政治競爭所競逐的對象究竟是什麼，主流觀點的看法則並非「榮譽」、而是「利益」——是那「永遠的利益」。據說，在政治的世界，「榮譽」恰恰是柄危險的劍。它或者會讓人忘乎所以地沈浸於戰爭之中、為成就「偉人」這一榮譽而寧願損害大多數人的和平；或者會讓人因過度膨脹而樂於居於他人之上、而忘卻了人和人之間某些更加根本的一致，從而威脅到人人平等的法治社會。為此，美國著名思想史家阿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甚至在他的經典作品《激情與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中梳理出了一條現代政治思想的脈絡：為了政治的太平，現代政治思想家們不斷試圖用「利益」取代以對榮譽的熱愛為首的「激情」、使「利益」成為新時代人們政治行動的動機。從這個角度來看，不論利益政治有怎樣的弊端，它依然優於那種貴族式的、將榮譽置於首位的政治。
然而，當我們成功將「榮譽」從良好政治系統中剝離出來之後，政治生活就變得良好了嗎？莎倫•克勞斯（Sharon Krause）的作品《自由主義和榮譽（Liberalism with Honor）》對此提出了質疑。由於重新反思了政治與榮譽之間的關係，《自由主義和榮譽》這部早在2002年即已面世的政治思想史作品，不但迄今仍在該領域的研究中佔據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且持續不斷地為我們對榮譽問題這一伴隨人類生活方方面面的問題提供著討論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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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ihu Bedder 腐敗的立法 (1896) |
克勞斯試圖在本書中告訴我們，在良好的政治體系之中，榮譽並不是一件可有可無的事情；恰恰相反，在某些時刻，只有對榮譽的熱愛和追求，才能夠輓救政治體系的腐化——這個時刻，便是「多數人暴政」的時刻。克勞斯指引我們去關注諸如黑人平權運動等等美國歷史上的重要歷史時刻。在這樣的時刻，爭取權利的黑人所面對的恰恰是不友好的社會；他們為了爭取自己的權利，被迫甘冒被種族主義者虐待乃至殘殺風險（也就是，被迫犧牲自己眼前的利益）而積極採取政治行動。他們的訴求，恰恰是和自由主義政治對權利平等的要求相一致的；但他們為了實現這些訴求而採取的行動，卻往往得不到來自「利益」的激勵。——這既暴露了將「利益」視為自由主義政治中最為根本的激勵手段這一看法所具有的不足，也提示我們：其實我們還有著「榮譽」這一選項可選。
「榮譽」是什麼？克勞斯告訴我們，它不是西方政治思想傳統中所強調的 「德性（virtue）」。「德性」有很多種，它或者要求人的品格全面臻於完美、或者要求人徹底將自己奉獻給自己所處共同體、忠實履行對這一共同體所負有的義務。而「榮譽」則並要求人在各方面均表現得突出，也並不要求人用對他人所負有的義務取代對自身的追求。「榮譽」也不是在現代政治思想傳統中為康德所強調的「自律（autonomy）」，因為康德式的「自律」以人對自己的義務作為唯一的衡量標準，而「榮譽」則完全不排斥外在的價值標準。對克勞斯來說，現代社會中的「榮譽」，既是某種外在的法則（比如某個職業對從事這一職業的人員所提出的職業道德要求），更是某種人格品質：它意味著個體既希望在社會乃至自然的洪流之中掌控自己、並且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到這一點。根本上講，作為人格品質，「榮譽」意味著個體的能動性：在困難面前，我相信我是個獨立的人、我要掌控自己的命運、我能掌控自己的命運、而且我有勇氣靠自己的行動掌控自己的命運。
將「榮譽」視為某種獨立的、激勵人去行動的機制，這具有重要的學理意義。克勞斯認為，當代政治思想對政治激勵機制的研究，陷入了錯誤的二元對立之中：它或者是某種完全以自我為導向的機制（比如算計利益的理性選擇、或者康德式的自我立法）、或者是某種完全利他的機制（比如對他人與對社會的義務）。然而，如我們前面已經展現的那樣，完全指向自我的機制無法令個體在非常不利的情勢之下勇於做出正確的行動；而完全利他的機制，在「沒有永遠的朋友」的政治中則根本靠不住。而「榮譽」則不然：一方面，榮譽的出發點是個體自己，它首先強調了個體對自己負有的責任、而不是對他人負有的義務；另一方面，榮譽卻並非完全以自我為導向的，因為它將來自社會的價值標準當做評判榮譽的標準。這樣一來，「榮譽」克服了這個二元對立的難題。
為了說清「榮譽」觀念的內涵，克勞斯回歸了現代政治變革的重要節點——法國大革命——之前。通過分析孟德斯鳩的榮譽觀念，克勞斯抽離出了榮譽的核心要義——即使隨著歲月的更迭，這些核心要義在對榮譽的反對中被埋藏了起來，它卻依然巋然不動。隨後，為了說清「榮譽」對現代政治的意義，克勞斯轉向了托克維爾的政治思想。托克維爾敏銳地認識到，政治必然會從貴族政治走向平等政治；但他同時也更為敏銳地認識到，「榮譽」這一與貴族政治聯繫密切的概念，不但不應隨著貴族政治的垮台而一並遭到拋棄，而且對維護良好的平等政治能夠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接下來，克勞斯深入到對美國政治思想與實踐的反思，既為我們展現了「榮譽」所具有的局限性、也為我們揭示了「榮譽」這一看似具有保守主義傾向的理念如何能夠幫助人們成為具有能動性的抵抗者、而不僅僅是舊制度的維護者。
「榮譽」不但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我們生活在現代的政治制度之中，我們知道「利益」與「義務」對政治有著怎樣的重要性。正因如此，我們才更加迫切地需要瞭解，「榮譽」這一看似陳腐而危險的概念如何能夠補充「利益」與「義務」的不足，從而使得我們的政治制度變得更加平等與自由。克勞斯的《自由主義與榮譽》一書，因此是一本發人深思且有現實意義的嚴肅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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