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71 用身體挑戰政府權威—土耳其政治罪犯的激進反抗運動與生命政治|城與邦




作者|先鋒谷
簡介|安默斯特學院政治學系
興趣|批判理論、民主理論



前言


  Banu Bargu是紐約新學院政治理論教授。她於2014年出版的作品Starve and Immolate用民族志的方式記錄了二十一世紀初土耳其監獄內爆發的一場規模浩大的絕食運動。這場橫掃全國各大監獄的運動旨在反對土耳其政府投入使用名為F型監獄的高安全系數現代監禁管理體系,抗議監獄環境的惡化並保障監禁人員的活動自由。2000年10月,數百名土耳其政治犯宣佈開始無限期絕食。參與絕食的政治犯起先由三個法外左翼政黨發起,很快增加到了十餘個組織。最高峰的時候,同時參與絕食行動的人數達到了一千五百人左右。2000年12月19日至20日,政府派遣數千名武裝人員,強制轉移政治罪犯至F型監獄,同時也造成了大量傷亡。隨著參與絕食人數和死亡人數激增,土耳其政府實行了強制餵食,並給部分政治罪犯給予減刑和釋放,試圖從內部瓦解絕食行動的組織凝聚力。到2007年1月22日,所有參與絕食運動的法外左翼組織正式宣佈結束抗議活動。這場長達六年有餘,總計2286天的不間斷的接力絕食抗擊積累了數千名的參與人次。其中有122名「烈士」通過絕食,自焚以及其他極端方式獻身。

  Bargu在該書中探討的問題是,為什麼各式各樣自我摧毀(self-destruction),包括絕食,自殺襲擊,自焚等極端手段會成為反抗運動的主要方式之一。這些手段徹底違反了傳統意義上的工具性邏輯,對參與人員的身體造成了不可逆的傷害。如果僅僅是為了保障個人尊嚴和自由,抗議手段和目的之間明顯存在著矛盾。另外,土耳其政府對絕食行動的不成比例的激烈反應也表明從官方的角度看來,絕食抗議的活動目標遠遠不局限於監禁條件,而是對國家權力本身的挑戰。


生命政治理論


  Bargu通過民族志的方式對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論做出了補充和修正。Bargu認為,政治罪犯和代表國家權威土耳其政府機關兩者的鬥爭過程中,傳統的主權暴力和現代的生命政治權力相輔相成,同時存在。在福柯的分析中,政治權威和生命的關係隨著現代政治形態和社會機構的興起而轉變。傳統的主權是集中且顯性的,本質上是君主「殺戮的權利」 (right to kill)。越過法律許可的界限等同於對君主權威提出了直接的挑戰。決定生與死的權力通過公開的懲罰表演展示觸犯法律的後果。在這一個階段,權力與生命之間有著清晰的界限,權力之外的生活世界是相對獨立的。而隨著現代社會結構和觀念的形成,權力逐漸覆蓋到生命的各個方面,從決定生死的主權轉變成了滲透到生命本身的微觀操作。如果說赤裸的景觀權力是壓迫性的生死大權,那麼現代社會的權力機制是具有生產性的隱形治理術。生命是福柯眼中的現代權力的對象和目標。

  Bargu指出,儘管福柯的權力學說在當代政治和社會理論中激起了強烈的反響,生命政治這一概念以及福柯的作品本身包含了許多含糊和矛盾之處。Bargu認為福柯並沒有對主權和治理術如何並存做出清晰的闡述。如果說規訓權力和生命政治是像福柯所說的那樣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的話,傳統的壓迫性權力照理來說應該完全讓位於生產性的現代權力。然而,傳統的主權顯然並沒有完全被去中心的技術所替代,致力於培育繁榮生命的治理權力也並不能生產完全馴服的個體。福柯對於生命,死亡和權力之間的三角關係的演變的分析儘管極具啓發性,但也存在不少問題。

  為了彌補這些不足,Bargu把焦點放在了「反抗」(resistance)的問題上。如果生產性治理術無法完全滲透到生命本身且仍舊需要壓迫性的合法暴力,各式各樣的權力機制應該給日常和政治生活留下了反抗的空間。福柯本人在提出生命政治的命題以後也一直受如何設想反抗的問題而困擾。其後期作品,包括《性史》二、三卷以及1979年以後的法蘭西學院講義都在嘗試探討治理和反治理的關係 (conduct and counter-conduct)。在這些作品中,福柯本人思考反抗的思路已經逐漸脫離了生命政治的視角,把希望寄託在一套生存倫理之上。他的考察對象也相應轉變。如「人口」這樣從具體的現代化歷史情境中出現的的實證概念讓位於觀念史的譜系學研究。對於福柯來說,生命政治是一個的歷史偶然性的產品,僅能作為針對一個特定社會形態的分析框架,不足以提供有關新的政治生活可能性的洞見。Bargu從生命政治在福柯理論內部的矛盾地位出發,探討了生命在反抗實踐過程中的中心地位。



Bargu教授作品


「監獄問題」


  凱末爾主義,依土耳其國民運動領袖阿塔圖克命名,是土耳其建國的基石和官方意識形態。這套基於共和主義內核的基本國策在實踐中具有強烈的國家主義色彩。在凱末爾主義的設想中,強勢的國家應當代表統一的土耳其人民並主導現代化轉型,統一的國族認同應該取代宗教以及其他基於信仰的社群,國民應以人民主義的原則尋求團結,超越階級,宗教或者種族差異,以社會總體進步為重。土耳其軍方對國民政府數次干預均以確保凱末爾主義的主導地位為由。因此,各式各樣的反對官方意識形態的政治勢力,包括左翼政黨,庫爾德工人黨,以及各式伊斯蘭團體,都被視為威脅國家主權的極端勢力。對於反對勢力的打壓在1980年的軍事政變達到了頂峰。根據官方統計,在三年內約有六十五萬人(相當於土耳其成年人口的2.6%)遭到逮捕。其中二十三萬人被公訴,將近半數(98404人)依從屬非法組織成員的罪名被起訴。最終,六萬五千人被判刑。隨著罪犯人數的急劇增多,土耳其的監獄系統和制度無法在大量超額的情況下運行,經常付諸暴力等非常規措施強制執行秩序。到了90年代晚期,土耳其各地的監獄已經從全國統一標準化的機構變成了獨立的抗爭場所。通過長期的反抗,政治罪犯在監獄內取得了一定的自由,並組成了各式各樣的自治公社。一方面,監獄官員因為硬件條件和人力資源的缺乏不得不對罪犯社團做出讓步。另一方面,監獄內的自治組織的反抗活動愈演愈烈,不但直接動搖了國家權力對於監獄的有效統治,還成為了「恐怖」活動和不法組織的溫床,給社會整體的安全造成了威脅。

  Bargu對獄內公社的描述是全書最精彩的部分之一。這些公社人數大多在30到100個人之間,通過投票或者輪流的形式選出公社委員會。家屬給罪犯寄的錢財,食物,藥品等由公社負責按需分配。因為政治罪犯拒絕穿獄服,公社還負責保證每個成員都有得體的衣物。如有人得病,會有公社代表與監獄官員交涉,要求送病人去醫務室甚至是監獄外的醫院。所有的公社成員都一起參與集體制訂的日常活動。所有成員都同時起床,做早操,吃早飯。完畢之後,公社分成小組活動,有讀書會,寫作,甚至表演排練。閱讀的內容包括報刊雜誌和馬列主義經典書籍。小組活動之後有自由活動時間,公社成員各自選擇閱讀文學,寫日記,書信,以及手工,木活兒之類的業餘愛好。下午,公社則安排足球,排球等團隊運動比賽或者討論政治。公社還有指定不同的委員會負責燒飯,清理衛生,洗碗,洗衣服等。晚飯過後,如有看電視的機會,由公社代表或集體投票決定觀看什麼節目。晚上所有人都必須同時就寢。一天中每一個小時都有具體的安排。

  土耳其監獄中高度自治的公社生活是數代政治罪犯堅持抗爭的結果。絕食抗議是一個常用的手段。對政治罪犯打壓的越嚴重,絕食的長度和人數就越多,甚至會演變成更加極端的自焚或自殺等方式。比如,1984年4月11日,兩個土耳其左翼組織的政治罪犯絕食抗議虐囚,並要求自衛權,取消監獄制服,改善生活條件,以及恢復政治權利。在進行到第45天的時候,絕食者宣佈齋戒至死(fast unto death)。最後,長達72天的絕食行動導致了四名罪犯死亡,監獄官員不得不做出讓步。尤其在1980年代軍政府執政期間,監獄絕食行動頻繁爆發,抗議監獄內外的不公現象。參與絕食的團體不限於左翼政治組織,也包括其他勢力。庫爾德工人黨的政治罪犯就數次通過絕食或者自焚要求土耳其官方承認戰俘身份,以及允許中立國際組織觀察員介入監察兩方武裝衝突。在庫爾德工人黨Abdullah Ocalan入獄之際,約70人嘗試自焚,造成16人死亡。

  隨著政治犯人數的增加,監獄逐漸變成了延續政治鬥爭的場所。深受政治罪犯困擾的土耳其政府嘗試通過改造監獄建築空間的方式奪回對監獄的控制。這套改革的核心是名為F型監獄的新型設計。F型監獄直接照搬歐美符合「人道」標準的監獄,可以依據現代行為科學和醫學對罪犯按照前科,社會背景,人格心理等指標進行分類,並可以很方便地通過執行獎懲機制和紀律指標來實施個人化的改造和再教育。

  Bargu認為土耳其議會對「監獄問題」的反應體現了國家威權暴力與溫和,人道的治理術之間的衝突。Bargu對議員發言,報紙評論,和官方文件的分析均表明政治罪犯的獄內自治公社活動實際上將主權國家逐出了監獄。本該是國家合法暴力最直接地象徵變成了一個非官方的主權空間。監獄的失控表明國家權威甚至無法保證罪犯的馴服和人生安全,直接打擊了土耳其官方的「慈父」形象。土耳其政府把監獄改革和推進人權的項目結合起來。土耳其政府特別引用了歐洲理事會的下屬人權機構虐待預防委員會的推薦措施,強調了其現代化監獄改革與西方在人權問題上的一致性。Bargu表明,歐盟在監獄問題上不但土耳其官方站在一邊,還向後者施加壓力要求改善囚犯條件。從人權的角度看來,獄中公社的生活缺乏隱私,衛生情況等物質條件無政府保障,集體牢房冒犯了個人尊嚴,滋生暴力犯罪,不符合現代刑事制度的標準。

  對於政治罪犯團體來說,F型監獄不僅侵犯了個體的人身和結社自由,更象徵了土耳其官方的社會工程藍圖。新型的監獄空間是一個被市場邏輯全面馴服的原子化社會的縮影。監獄改革的人權話語的實際目的是摧毀所有非經濟的社會形態和集體生活方式。為了抗議這一行動,1996年5月20日數個監獄爆發了大型抗議。總計超過1500名來自不同組織的政治罪犯參與了這次絕食活動。這次集體絕食聯合起了原本分散的監獄公社。不同的左翼組織建立了一個協調機構,集體決定絕食抗議鬥爭的策略。儘管如此,F型監獄的建造沒有停下腳步。在接下來的數年里,土耳其政府與囚犯之間不斷爆發摩擦和衝突。1999年9月,因土耳其政府在一次轉移囚犯至新型監獄的行動中使用了大量的武力,數小時內全國各大監獄爆發了動亂,還有公社全面佔領了監獄並綁架典獄人員。最終,司法部與罪犯代表之間達成非正式的協議,承諾不再強制轉移罪犯,這場衝突才暫時得以告終。

土耳其政變參與者 


公民社會的窘境


  2000年初,隨著局面的僵持,基於各大監獄的反抗組織決定展開最後一搏。2000年10月,十三所監獄陸續宣佈開始絕食抗議,並集體發表公報,表明抗議活動的九項要求。除了擴大囚犯權利和改善監獄條件之外,公報還要求政府停止壓迫包括庫爾德人在內的反對勢力,並全面實行包括修憲等民主化改革。Bargu分析表明,公報的全面性表達了反抗組織的自我定位和對當前政治局勢的判斷。政治罪犯認為只有通過先鋒性的激進行動才能促使屈服於政府和市場霸權的大眾內部的政治覺醒。到了2000年末,參加絕食的抗議者達到了1596人,其中有432人宣稱將絕食至死。

  但是這場絕食抗議並沒有在監獄外的社會各界激起預期的反響。反抗勢力的鬆散組織也無法有效的建立極端的反抗手段和群眾自身的政治訴求之間的聯繫。隨著衝突的升級,如自焚和自殺襲擊等極端的暴力手段不但遭到了群眾的抵觸,還印證了土耳其政府的反恐姿態。土耳其大國民議會於2000年11月21日就「監獄問題」召開了特別會議。會議將獄內公社組織活動定性為一個主權危機和國家形象問題。官方和親政府媒體一致將反抗者描繪成踐踏自身生命權的犯罪分子。一個月之後,土耳其政府以保護生命權為名義全面打壓反抗行動。到了2001年5月,罪犯抗議運動發表了新的公報。原有的全面要求被縮減到了改善監禁條件的訴求,推動民主改革的要求也不見蹤影。至絕食抗議開始兩週年之際,整個運動的力度和規模已經大不如前。儘管如此,絕食運動一直沒有間斷,接下來數年里,因絕食或自焚死亡的人數還在不斷增加。

  土耳其政府與政治罪犯之間的僵持局面一直持續到了2006年。該年四月,一位在土耳其聲望頗高的人權律師Behic Asci宣佈參與絕食抗議,造成了媒體轟動。社會各界重新開始關注仍在進行絕食抗議運動。與政治罪犯的激進目標相比,Asci的絕食出於對政治罪犯人道主義的關懷。至此,整個運動的核心已經不再是對國家權力的合法性質疑,而轉變成了政治過有尊嚴的生活的權利的人權問題。公共知識分子,作家,記者等人士也更願意公開出面支持一位更溫和的民權運動家。隨著Asci身體狀況的不斷惡化,土耳其政府於2007年1月宣佈在F型監獄問題上做出一定讓步,絕食運動也就此正式結束。Bargu認為,Asci通過自己的社會地位給反對勢力的抗議帶來了合法性。但於此同時,Asci的絕食抗議延續了「人權」,「尊嚴」一類的生命政治話語,放棄了絕食運動原本的激進理念。雖然公民社會的介入迫使土耳其政府做出了妥協,從政治罪犯的角度看,這場運動實際上以失敗告終。F型監獄最終如計劃全面投入使用。允許上至10名監禁人員每周10個小時集體活動時間,獄內公社的夾在國家權力和法外反抗力量的公民社會在這場絕食風波中的處境尤為微妙。律師,工會等社會運動人士和絕食行動者對生命權的解讀存在著基本矛盾。公民社會並無法將游離在社會邊緣的政治罪犯的激進手段和國家權力本身的合法性聯繫在一起。在遵紀守法的公民團體和個人看來,罪犯的政治利益僅僅局限於如監獄條件等與基本人權掛鈎的議題,和主流社會的政治活動並不相關。在Bargu看來,傳統公民運動的人道主義邏輯很難跳出基於生命政治的國家權力框架想象新的政治可能性。在抗議運動的過程中,絕食所代表的政治含義也出現了變化。對於政治罪犯來說,絕食和自焚一類殘害自身的行為是反抗生命政治治理術的手段和目的。對於身處監獄政治犯來說,絕食的政治意圖在於從國家手中奪回闡釋生命和死亡意義的權力。Bargu提出,韋伯著名的定義沒有抓住現代國家的核心特徵。國家權力不僅僅是對合法暴力的壟斷,而更是對合法犧牲的壟斷。正因為國家的合法性基礎建立在闡釋生命和死亡的政治意義之上,政府才對非官方的政治獻身如此敏感,也不惜使用強制餵食等極端措施應對絕食抗議者。

庫爾德人慶祝Newroz節日


結論


  Starve and Immolate在政治理論研究方法上做出了大膽的創新和嘗試。Bargu細緻的民族志考察補充並修正了生命政治理論層面上的不足。相反的,Bargu對衝突雙方和歷史背景的解讀和闡述體現了理論框架的價值。政治鬥爭參與者本身的視角和觀點受具體情境中權力機制的影響,其動機,手段或目的並不是一目瞭然。正如馬克思主義框架下的意識形態批判揭示資本主義對市場之外的生活世界的扭曲作用,引用生命政治理論的研究也幫助我們更好的瞭解圍繞主權,暴力,合法性等議題展開的政治生活的本質。


注釋

圖1來自
https://www.irishtimes.com/news/world/europe/turkey-coup-what-we-know-and-don-t-know-about-the-revolt-1.2724919

圖2來自
homeros / 123rf
http://www.thetower.org/article/freedom-for-the-kurds-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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