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66 雅典民主及其批評者｜城與邦

張貼者： 日期：



作者｜匡辰
簡介｜芝加哥大學社科碩士
興趣｜古代政治理論，激進政治傳統



前言

在他的「How to Criticize Democracy in Late Fifth- and Fourth- Century Athens」一文里，Josiah Ober展示了他重構雅典政治的方法。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Ober對於雅典民主話語（discourse）及其批評者的語境重現（contextualization）。Ober提醒我們：如果我們忽略政治語境，全盤接受古希臘「政治理論家」們（諸如修昔底德，柏拉圖還有亞里士多德）對於雅典民主的描摹，那我們只會得到一個或多或少被歪曲過的圖景。[1]儘管這種對於語境的關注是多種詮釋流派所共有的，Ober在此文中尤其強調了雅典民主的獨特性以及對其語境重現的難度。意識到這種問題，Ober在重建雅典政治語境時借鑒了奧斯丁以及福柯等人的觀點。一方面，奧斯丁的言辭行動理論（speech act theory）被用於闡述雅典民主的內在機理；而另一方面，福柯對於權力，知識與抵抗的分析也被Ober用於勾勒雅典民主及其批評者互動的話語空間（discursive field）。而這篇文章旨在展示Ober是如何應用這些理論洞見來重建雅典民主傳統的。


正文

對於雅典民主及其批評者的語境重現對於政治思想史研究是一個不小的挑戰。當政治思想史學者們試圖從那些與政治相關的文本中重構這一政治傳統時，他們似乎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這些文本，大部分出自雅典文化精英之手（而這些精英，似乎很難被視為人民之友）。相比之下，隨著戰後民主的愈發極端，雅典人民（demos）亦愈發難以為我們留下關於他們日常民主實踐的只言片語。

　　在Ober看來，這正是劍橋學派在重建雅典政治語境時力有不逮的原因。劍橋學派的理論家們主要關注政治的詞彙與修辭是如何發展變遷，以及「作者們如何使用這些語詞與先人與同輩論爭」。[2]但在雅典，這種針鋒相對的情況是不存在的。正如上文提到，對於雅典民主的理論批評多半來自於其文化精英階層；而與此同時，人民並沒有自己的「民主理論」可以與之抗爭。這種話語的不對稱性對於劍橋學派來說，是一個不小的難題。而在Ober看來，劍橋學派忽略了雅典民主的「人民政治意識形態」（popular political ideology）。而這種意識形態正是脫胎於雅典公民日常的民主實踐，並且可以通過考古學和文獻學還原的。[3]從這個角度來說，精英所撰寫政治文本也或多或少有其史料作用。相較於斯金納對於話語以外事物的沈默，Ober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來揭示雅典人是如何在公民大會與法庭中，通過公共演說之類的手段來構建「人民政治意識形態」的諸多信條的（比如，對於parrhesia，亦即言論自由的推崇）。[4]

　　事實上，Ober與斯金納方法論的差異也體現在他們對於奧斯丁言辭行動理論的見解上。在斯金納看來，言語行為理論是一種有效的理論工具。[5]它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作者在執行一個「以言為事行為」（illocutionary act）時的意圖【注：舉一個例子，當一位英國貴族出門前對他管家說：」好像外面下雨了。」那麼根據具體的習俗與語境，這個陳述的言外之意可能是要求管家去拿傘。所以這個陳述不僅是言辭（speech），也是行動（act）】。而Ober則著重關注「對於集體決議與公告的適切執行（felicitously performed acts of collective decision and proclamation」【注：適切指的是行動者的以言為事所生活的社群（community）的風俗和語言習慣中能夠被理解】。[6]換句話說，在Ober看來，言語行為理論也可以被用於詮釋集體的「指述性」（constative）社會實踐—在此過程中，政治與社會的「真理」（truth）被適切的言辭行動所創造[7]【注：奧斯丁使用的一個簡單的例子是為輪船命名。當一艘巨輪出廠，並被命名為「泰坦尼克」的時候，一種現實就被創造了出來】。

Josiah Ober著作

　　為了方便理解，我們可以來看一個例子。在他分析公元前508/507年雅典變革時，Ober正是使用了言辭行動理論。在此次變革之中，雅典脫離了斯巴達的掌控，正式建立了其民主制度。這次變革正是由於Isagoras（被斯巴達扶持的執政）在公元前508年前下令解散五百人議事會（boulē）。作為回應，人民拒絕了這一指令並自發包圍了衛城。

　　這次變革中，我們可以看到兩種言辭行動的對峙。一方面是Isagoras作為公共權威下達的指令，而另一方面是議事會中反對Isagoras對公共權威的這一詮釋的聲音。[8]在Ober看來，這正是一種「兩方都想要嘗試通過命名這一言辭行動來實現一種政治事實」的情景[9]但是Ober也提醒了我們，用於評判這兩種言辭行動（具體來說，命名）是否是適切的標準，只有當雅典民主取代斯巴達傀儡政府後，才會在我們對於這一事件的回顧中浮現。[10]Ober還給了我們另外一個簡短的例子來解釋指述性的命名以及行為如何構造了社會現實。當公民大會投票表決與斯巴達開戰之時，戰爭狀態也就隨即被創造出來。[11]

　　這也是為什麼Ober對於雅典民主的重構也需要借助於福柯對於政治的洞見。在Ober看來，雅典民主正是一個福柯式的「真理政權」（regime of truth）。[12]而那些出自他們日常實踐，而又被雅典公民自主接受為「真理」的話語（discourse）亦即所謂的「民主知識」（democratic knowledge）。[13]也就像Ober用言辭行動理論分析雅典民主時所展示的，這種民主知識是在雅典公民日常的指述性（constative）集體投票與公共交流中所積攢起來的。[14]而「知識」的積累，也如福柯所說，是通過各種工具與技術實施的。這種積累過程的最終產品，就是社會所構造的「真理」。[15]

　　而在福柯看來，這種「知識」是與「權力」密切相關的。這種關聯意味著福柯的理論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雅典民主及其所處話語空間（discursive field）中權力的結構。對這種「作為權力的知識」（knowledge-as-power）的積累過程，在福柯看來，揭示了傳統主權理論的不足。福柯認為，傳統的主權理論對權力的理解「始於其中心」；而他對於權力的理解則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分析」。[16]從這個角度上來說，雅典人民從公共生活的日常經驗中所積攢起來的知識也成為了他們的權力。【注：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Ober他的一篇書評中指出，我們在研究雅典人民（demos）時不應過多強調「主權作為某種具體制度」這一概念。霍布斯對於主權的論斷，在Ober看來，並不能充分解釋雅典民主（Ober, 1989, 333）.】這正印證了福柯所說的：「權力的現象，技術還有過程從最底層生成，」最終「被兼並於更宏觀的現象之中」。[17]因此，我們可以說，雅典人民在事實上壟斷了政治的話語。關於這點，Ober在另一篇文章中進一步闡明到，「雅典人民控制著公共交流的平台（特別是公民大會以及法庭）。正是在那裡，意識形態的符號被創造並被運用於公開的辯論之中」。[18]
而雅典的這種權力結構也意味著文化精英們在批評雅典民主的時候，要與這種佔主導地位的民主話語保持一種距離。在Ober看來，這種批判性的話語構成了一種對於「人民意識形態」的抵抗（resistance）。為瞭解釋這種抵抗，Ober在實質上延展了奧斯丁的言辭行動理論。Ober指出在實施一種言辭行動之時，如果行為人知道這一行動在主導的話語中會被認定為不適切，那麼這種行動便可以被視為一種有意的抵抗。[19]Ober在這裡舉的例子是一對舉行了婚禮的同性情侶。如果在他們所在的社群之中，主導的話語將婚姻定義為男女之間的結合，那麼他們的這種指述行為即被視作一種抵抗。

　　但這種抵抗，在Ober看來，對於雅典民主的良性發展是極其必要的。雅典民主的最大優勢在於其對於批評的容納能力及其可修正性（revisability）。因而，Ober提議我們把雅典民主的「主權」理解為「某種可以改變制度」的能力。[20]這種改變是自其內部，在日復一日的公共交流中實現的。而批評者們的作用，是從一個外在於主導話語的角度來審視這種話語，發現它的結構問題。[21]在做出他們的診斷之後，這些雅典的文化精英可以進一步闡明他們所設想的體制來抵抗「人民意識形態」。

Josiah Ober著作


　　雅典的政治批評者們通常會質疑民主對於政治話語的壟斷。具體而言，他們會指出「民主知識」及其誕生於集體構造的「真理」與真正的「真理」的相去甚遠。[22]而其中最好的例子莫過於柏拉圖對於雅典「民主知識」的不信任。在《理想國》中，柏拉圖所挑戰的正是雅典民主的一大信條，亦即雅典民主「是一種能夠做出公正（just）決策的體系」[23]這也解釋了《理想國》在結構上的一大特徵：全書始於蘇格拉底關於何為正義的詰問（elenchus）。這種詰問的一個重要假設是與之對話的人們擁有源於雅典「真理政權」的觀點（opinion）。而這種詰問漸漸地被柏拉圖形而上的洞穴比喻所替代。因為在柏拉圖看來，真正的「知識」（knowledge）必然高於「觀點」（opinion）。

　　從這個角度來看，Ober對於經典政治文本作者的看法，與斯金納以及JamesTully的觀點相近。這些政治批評者們，在他們看來，都解釋了政權（regime）的偶然性並為他們的讀者們展示了另外的可能。但這並不是說Ober將這些作者們的意圖全然歸為一種「抵抗」。在這點上，Ober與福柯有著很大不同。福柯曾指出，他的目的並不是「在意圖的層面分析權力，」而是展示意圖是如何被承載在」各種真實有效的實踐之中」。[24]從這個視角來看，作者的能動性幾近消失不見。但在Ober看來，意圖依然重要。只是我們在分析作者意圖的時候必須小心謹慎，因為這些雅典的政治文本從修辭的角度來說，是非常複雜的。


注釋

  1. Ober, 1994, 154.
  2. Ibid.
  3. Ober, 1994, 155.
  4. Ober, 1994, 157.
  5. Skinner, 2002, 105.
  6. Ober, 1994, 161.
  7. Ibid.
  8. Ober, 1999, 47.
  9. Ibid.
  10. Ibid.
  11. Ober, 1993, 161.
  12. Ober, 1994, 158.
  13. Ibid.
  14. Ober, 1994, 158.
  15. Foucault, 1997, 33.
  16. Foucault, 1997, 30.
  17. Foucault, 1997, 31.
  18. Ober, 1989, 333.
  19. Ober, 1994, 162.
  20. Ober, 1989, 333.
  21. Ober, 1994, 149.
  22. Ober, 1994, 165.
  23. Ober, 1994, 168.
  24. Foucault, 1976, 28.


參考文獻

  • Foucault, Michel. (2003)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New York: Picador. Print.
  • Ober, Josiah. (1989). 「The Nature of Athenian Democracy」 (Review of The Athenian Assembl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by Mogens Herman Hansen. Classical Philosophy
  • ———. (1994) 「How to Criticize Democracy in Late Fifth- and Fourth-Century Athens」 in The Athenian Revolution: Essays on Ancient Greek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Theory, Princeton, 140-160.
  • ———. (1999) 「The Athenian Revolution of 508/7 B.C.: Violence, Authority, and the Origins of Democracy」 in The Athenian Revolution: Essays on Ancient Greek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Theory, 32-52.
  • Skinner, Quentin. (2002), Visions of Politics. Vol.1, Cambridge.


往期相關文章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