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Eva
簡介｜紐約大學政治學理論專業碩士生
一
在全球經濟開放度日益增長的這個時代里，政治經濟學的學者越發注重研究全球化和國內政治間的聯繫。這一聯繫包含兩方面：國內政治對全球化的支持和全球化對國內政治的影響。部分學者研究了在內嵌的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理論框架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OECD）的國內政治對全球化的各種支持方式（Hays et al 2005，Nooruddin et al 2014）。通常，我們會忽略一點，即：全球化實際上是國內政治的產物，特別是一國政府提高經濟開放度的結果。如果政府大力推動自由貿易，全球化的程度必然會提高。然而，如果政府推崇貿易保護主義，全球化便會放慢步伐，這一點由近年來發生的經濟衰退可見一斑。另一方面，全球化同樣作用於國內經濟和政治。一般來說，全球化主要通過以下三個機制來對國內經濟產生影響：國際（全球）貿易、全球化生產和全球資本。首先，國際貿易通過進出口工業影響國內經濟：廉價的進口工業逐漸替代較為昂貴的本土工業，而出口工業則會成為某些國家重要的經濟增長來源。其次，全球化生產則通過外部外包[1]和內部外包生產影響國內經濟。二者的不同之處在於，外部外包可能會導致本國工人的失業。全球化生產還會導致全球供應鏈的形成和擴張，以及分割產業鏈的跨國公司的誕生。例如，你在中國買了一台轎車，它的各個零部件可能是在不同國家生產後組裝起來，再投入市場銷售的。此外，外國直接投資（FDI）與全球化生產也是保持一致的。許多經濟體都倚仗不同種類的FDI，例如外國勞動力。第三，全球資本在各國間的流入與流出亦會對國內政治和經濟產生影響。長期資本、短期資本和投資資本等各種形式的資本都會影響國內市場。受到通脹率、利率、國際貿易和經濟聲譽影響的匯率的波動也是全球資本的一部分。那麼，全球化通過上述機制究竟對國內政治產生了哪些影響？筆者將從大眾政治的角度來簡單綜述這個問題。全球化改變了選民的偏好和行為，它產生的影響亦可見於政黨政治（Ezrow & Hellwig，2014）。全球化還會作用於諸如社會開支一類的政策變化（Buzemeyer，2009）。那麼，全球化產生的這些影響的本質是什麼？我們可以通過「贏家vs.輸家」的角度來分析這個問題。有些人的勞動力與資本同進口工業密切相關，他們會被當成「輸家」，反之，那些在出口導向工業中工作的人們就會被當做「贏家」。另一個例子是「貿易部門vs.非貿易部門」。由於貿易部門受到國際貿易的影響遠大於非貿易部門，而且非貿易部門並不會簡單地就被外國產品所替代，前者會被看做「贏家」，後者則會被看做「輸家」。另一種角度則是把全球化看做「推動力vs.約束力」。全球化推動個體、集團和政府面向全球市場去追逐資本（如外國投資者會購買別國債券）。同時，全球化也會約束這些行為主體。例如，市場會在某種程度上懲罰不在乎支出水平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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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改變了人們看待世界的態度 |
二
Hays等人（2005）和Buzemeyer（2009）的文章都在內嵌自由主義的理論框架下，關注了全球化與國內政治間聯繫的第一個方面：國內政治支持全球化。在具體綜述他們的觀點前，我們有必要瞭解一下內嵌的自由主義的含義。內嵌自由主義可以說是一種交換或者適應。該術語由John Ruggie首創，意味著政府如果想要贏得公眾對自由貿易的支持，它就必須許諾更為慷慨的社會福利，特別是失業保險和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2]。Hays的文章指出，Ruggie的內嵌自由主義中包含的妥協在政治上是可行的。他們用實證研究支持了內嵌自由主義在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的可行性。根據測量個人對經濟開放度的偏好的調查結果，他們發現，當政府提高失業保險時，公眾對自由貿易的支持率也會上升。此外，他們也略微涉及了全球化與國內經濟間聯繫的另一方面，即全球化影響國內經濟。他們還闡述了全球化和去工業化與國內政策的相互影響。有學者（諸如Iversen和Sosckice）主張，20世紀7、80年代社會開支的增長並非全球化的產物，而是去工業化的結果。在去工業化的替代過程中，大量的工業勞動力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一旦人們失業，公共開支就將介入並為他們提供技能的再訓練。這一數據在20世紀7、80年代尤為密集和顯著。不過，那段時間同樣也是全球化的發端時期，Hays等人亦發現去工業化的影響並不如全球化的影響那般顯著。此外，當Buzemeyer對同一組數據進行分析研究時，他的發現表明：去工業化的確是造成社會支出增長的一個貢獻因素。筆者認為，或許並沒有必要分割全球化和去工業化，因為它們共同作用於國內政治。Hays的文章以展望後工業化社會對國內政治的影響作結：由於更多的人在非貿易部門而不是貿易部門工作，人們的職業安全感會逐漸提高，那麼，政府也就不再會聽到對增加社會支出的呼聲和需求了。和Hays等人的觀點不同的是，Buzemeyer認為經濟開放度對OECD國家的公共開支有著明顯的消極影響。Buzemeyer與Hays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兩處不同：其一，他延長了樣本觀察的時間段；其二，他關注的是全球化和公共開支的變化而不是水平。通過將研究的時間段延長至近十年，他發現所謂的全球化導致社會開支增長的相關聯繫逐漸式微。而通過觀察變化（顯然比觀察靜態的水平更容易），他也發現了變量內部的動態機制。至於其他變量，Buzemeyer的發現表明，國家規模或黨派在塑造或者調節全球化和社會開支的關係中，作用皆不顯著。不過，Buzemeyer在結論部分十分謹慎。他指出，我們並不能直截了當地把文中的這些發現看成「效率」邏輯。他認為，我們應當跳出「補償理論vs.效率理論」的二元對立。「效率理論」指的是政府為了保持經濟競爭力而必須有效率地支出使用公共稅收。其中一種策略就是對經濟施加規則干預，但這也會造成經濟僵化（例如高失業率）。一旦失業率升高，保留率（reservation rate）[3]也會隨之上升。失業保險越慷慨，保留率也就越高，這抑制了人們再就業的動機。這就是由社會開支（如失業保險）造成經濟僵化的一個例子。因此，市場通常會將失業率維持在適當的水平，無論高於或低於這個適當水平的失業率都會對經濟的運行造成難以預料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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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諷刺漫畫「Blaming it on Bennett」 (1931) |
三
前面提到的作者關注的都是OECD國家，而Nooruddin（2014）等人則把目光對準了不發達國家（LDC），併發現內嵌的自由主義在這類國家中有著不同體現。他們認為，在不發達國家中，政府對日益增長的國際貿易所採取的應對措施是以公共就業為主的補償策略。通過促進公共就業，政府緩解了民眾的工作危機感，從而獲得了他們對經濟開放度的支持。作者在分析了公務員勞動力的規模之後，指出政府更多地在公務服務領域而非國有企業中創造就業崗位。通過測量其他可能影響公眾對經濟開放度的支持的控制變量，Nooruddin等人確定了總體的公共就業是影響最大的一個變量。Ezrow和Hellwig（2014）的文章討論了全球化與國內政治間聯繫的另一個方面。他們注意到，特別是在全球化的影響下，政治家們正在面臨回應選民還是回應市場的兩難選擇。他們指出了選民偏好與市場偏好之間的分野。一般來說，選民的立場位於經濟精英的左邊。例如，政府想要開放邊界以促進貿易開放度，但公眾則傾向於反對這項決策。與前幾篇文章的作者不同，Ezrow和Hellwig主要關注的是主流政黨而非政府。這一視角彌補了現有研究中缺失的全球化對政黨綱領造成的影響。Ezrow和Hellwig轉變研究思路的原因在於，民主[4]國家中的政黨是選民和政府之間的中間人，他們在代表和表達公眾觀點上發揮著重要功能。然而，在全球化時代，政黨似乎無法繼續扮演好「表達意見的渠道」這一「獨特的角色」，因為他們似乎不得不分心於市場的需求。雖然在競選期間，政黨會根據選民的偏好來修改他們的綱領。而一旦政黨當選一段時間之後，他們就會發現自己也應當關注市場的需求。由此，Ezrow和Hellwig揭示了政治精英與普通選民之間的斷裂。這同時也印證了當前在歐洲與美國興起的民粹主義思潮。支持邊緣政黨（極左/極右）的人們完全失去了對政治精英、主流政治家和主流政黨的信心。選民們通過手中的選票將自己同主流政治割裂開來，轉而加入到極端政治的任何一方，從而表達他們的憤怒之情。這種情況對於一國的政治和經濟發展而言，無疑是十分危險的，也是所謂的政治和經濟精英們不願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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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脫歐也反映了全球化下政治菁英與選民的衝突 |
注釋
- 「外部外包」指一家公司關閉了它在當地開設的生產線，轉而在外國開設一條新的相似的生產線。
- 「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指的是幫助失業人員參與再就業培訓的政策。在該政策的幫助下，當失業人員重新回到就業市場的時候，他也有辦法找到一份與其之前的工作薪資相匹配或至少不少於之前工資的工作。
- 保留率是人們願意離開失業保險而重返職場的工資水平。
- 這裡的「民主」指的是基於自由的競爭性選舉的一種政體。
參考文獻
- Marius Busemeyer. 2009. 「From myth to reality: Globalisation and public spending in OECD countries revisited.」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8: 455-482.
- Lawrence Ezrow and Timothy Hellwig. 2014. 「Responding to Voters or Responding to Markets? Political Parties and Public Opinion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8 (December): 816-827.
- Jude Hays, Sean Ehrlich, and Clint Peinhardt. 2005.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Public Support for Trade in the OECD: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Embedded Liberalism The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pring): 473-94.
- Irfan Nooruddin and Nita Rudra. 2014. 「Are Developing Countries Really Defying the Embedded Liberalism Compact?」 World Politics 66 (4): 60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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