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譚銳捷
簡介｜英國約克大學政治系博士生
興趣｜二十世紀歐陸政治思想，政治思想史
引言
政治毫無疑問伴隨著各種論爭（contestation）。那麼，論爭在政治中應該處於什麼樣的地位呢？主流自由主義政治理論認為論爭是達成政治目標的阻礙，實現政治目標需要盡可能的緩解論爭，達成一致。這些理論的分歧主要在於如何達成一致。譬如，羅爾斯雖然在晚期有所謂“政治自由主義”的思想轉向，但其核心概念“重疊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仍然與早期的“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有種某種目的上的類似，即達成一致。然而，一群深受歐陸政治思想影響的理論家卻認為，對於政治，論爭不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缺少的，論爭本身對政治有著重要的意義。論爭不僅不是達成政治目標的阻礙，反而是實現政治本質的最高價值。他們據此提出了所謂的“爭勝主義”（agonism）。當然，由於不同的學術背景和興趣，他們理論有不同的切入和側重點。本文主要想討論“論爭”這個支撐他們理論的核心元素，尤其是作為一種政治價值的論爭。
誰是競爭式政治理論家
那麼，這群強調論爭的理論家到底是誰？究竟誰可以被貼上競爭式政治理論家的標籤？這個問題很難有一個確切的答案。第一種思路把承認政治論爭的價值作為標準，從而得到一個範圍非常大個名單。比如，Andrew Schapp認為，阿倫特，施密特，Claude Lefort，Michael Walzer，James Tully，Chantal Mouffe，甚至德里達和阿甘本，都可以被稱為競爭式政治理論家。這種定義的問題在於，雖然這些理論家的政治思想中都具有政治論爭的元素，但是並不是每一位思想家都對其有著系統的論述。此外，對於這個名單中的很多人來說，政治論爭也不是他們思想的重點。最關鍵的是，他們的觀點差異性之大，如果強行將他們都歸入競爭式政治理論家的陣營，我們很難對爭勝主義給出一個恰當的定義。另一種思路認為，競爭式政治理論家只能特指那些開始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通過強調政治論爭的價值來批判政治自由主義和審議民主理論的學者，例如Mouffe，Connolly，Honig。雖然他們的具體觀點仍然差異很大，但是他們一致認為，政治自由主義和審議民主理論家們犯了“去政治化”（depoliticalization）的錯誤。他們過於強調達成一致在政治中的意義，忽視了政治論爭作為政治本質的價值。政治被“降格”成為了一種公共管理。
對“什麼是政治”的理解引領了競爭式政治理論家的批判。對於主流自由主義理論家來說，政治是一系列的治理機構、行為或者過程。政治理論通過哲學工具理性地分析我們在政治中應該做什麼，來為之後的治理行為指點方向。而競爭式政治理論家則認為，政治是各種各樣對立論爭的社會交往。這種論爭的社會交往並不是居高臨下，或者規劃的井井有條的治理，而是充滿著強烈的不確定性。
根據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對政治的理解，我們可以對相同的文學作品給出完全相反的評價。一位典型的主流自由主義理論家，Brian Barry認為奧威爾的《一九八四》體現了政治對社會和文化領域的入侵，因為多得令人眼花繚亂的政治治理貫穿了社會生活的每一個方面。而競爭式政治理論家則會認為，《一九八四》展示了一個完全壓制了政治的社會，因為任何意義上的對抗都是不存在的。
論爭的價值
如果要討論爭勝主義，那麼繞不開這種強調的政治理解。問題的關鍵在於，論爭在政治中真的有這麼高的價值嗎？根據Thomas Fossen的解讀，競爭式政治理論家主要動機是對多元主義的推崇。儘管政治自由主義者對多元主義總體也表現出正面的態度，但是這與競爭式政治理論家的推崇是不相同的。Mouffe指出，政治自由主義者只是接受了人對“善”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在政治生活中，這些不同的理解卻被限制在私人生活的範圍內。而事實上，多元性是存在於政治生活的多個層面。首先，“多元性在概念層面上構成了現代民主的本質。”（2008，378）現代民主制度是兩種互相論爭的思想原則（人民主權與個人自由）的集合。一方面，人民主權要求的是一個作為整體的人民的存在，其擴展到極限必然會侵犯個人自由。另一方面，個人自由反過來限制了人民主權擴展到極限。這就為爭奪對原則的合理解讀留下了話語的空間。因此，在現代民主制度的運行中，任何穩定的政治安排，只能是對這兩種原則的互相論爭的暫時解決，未來隨時可以出現新的合理解讀來重新達成一種新的穩定狀況。正是這種對政治原則解讀的論爭使得多元性在概念層面上構成了民主的本質。而政治自由主義者對達成一種永恆的一致的追求，恰恰違背了現代民主的本質，從而發生了“去政治化”的錯誤。其次，在實際的政治運行，也就是運用公共理性的層面上，競爭式政治理論家同樣認為政治自由主義者忽略了多元性的問題。政治自由主義者始終堅信，如果能在公共討論中暫時拋開我們對“善”的不同理解，我們有可能通過理性的討論達成一些一致的政治原則。Mouffe，Connolly和Honig都認為，理性不可能使人們在公共事務的原則問題上達成一致。這暗示著競爭式政治理論家對理性主義本質上的不信任和批判。競爭式政治理論家認為，理性主義有兩大問題。首先，是理性的不確定性，這可以被當作極端化版本的晚期羅爾斯思想。晚期羅爾斯接受了理性的不確定性會帶來不同的“善”。但是通過把“善”限制在私人生活的範圍，羅爾斯仍然認為在公共事務中理性能帶來一致的“正義”。而Connoly則認為理性的不確定性應該擴展到正義的範疇，從而否認了一致的政治原則的可能性。
理性主義的另一個問題是，任何所謂的理性達成的一致並不是客觀中立的，而是充滿權力關係的。Mouffe指出，在有關公共事務的理性討論中，如果一群人堅持其非理性的觀點，就會出現“排斥”（exclusion）的現象。非理性群體的觀點會因為其非理性的特徵而在話語體系中會被當作不存在。哪怕他們也在發出自己的聲音，但事實上與沈默毫無區別，而這種“排斥”又會反過來讓他們自己懷疑自己是否理性，是否應該堅持自己的觀點，從而一直處於權力關係的壓迫當中。
最後，在個人層面上，競爭式政治理論家強調個人身份認同的多樣性。根據Connolly的定義，身份同時包含著自己和他人對自己的理解。這種對身份的理解深受德里達、尼采和福柯的影響，有種非常強的後現代色彩。Mouffe提到身份認同的兩大特徵。一方面，身份認同和別人的身份關係緊密，我們甚至不能完全通過自己來建立自己的身份。我們的身份只能通過與別人的不同進行比較而構建出來的。也就是說，個人身份不僅與他人身份不同，個人身份自身也是通過“不同”構建出現的，這和前文提到的現代民主制度中兩大相互論爭的政治原則有這相似的結構。另一方面，身份的構建同樣深受權力關係的影響。身份構建的過程處於宏觀的社會背景之下，充滿權力關係的話語體係對身份的構建作用不小。
如果競爭式政治理論家對多元主義的解讀是有力的，那麼確實可以有力的說明論爭在政治中的價值。但是，這三個層面的理由真能證明多元主義，乃至於論爭的價值嗎？Fossen指出，由於權力關係的影響，競爭式政治理論家對政治自由主義者和審議民主理論家對理性的推崇有強烈的不信任，但是這並沒有完全講清楚理性在政治中的位置是什麼。比如，雖然權力關係是理性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這是否意味著理性完全喪失了批判的意義？另外，權力關係是不是只會帶來排斥？有沒有可能有“好的權力關係”？如果有，那麼判斷權力是好是壞的標準又是什麼？Fossen據此發現，爭勝主義缺乏一種規範性的考慮。而恰恰這種規範性的考慮是論證多元主義乃至論爭在政治中價值最有力的路徑。
此外，在身份認同層面上，競爭式政治理論家強調身份認同多元化的重要性，但是有關身份的論爭會不會反而損害身份的多元化呢？Connolly和Honig都聲稱有關身份的論爭能更好的容納和尊重不同的身份。但是他們完全沒有解釋這種尊重如何在論爭中產生的機制。Monique Deveaux認為這種尊重是不可能產生的，因為Connolly和Honig關於尊重的觀念來源於他們對阿倫特“多元性”（plurality）概念的解讀。而根據Deveaux的分析，這種解讀是錯誤的。阿倫特的多元性強調的是平等的公民在進行政治行動時所表現出的卓越的區別。這種區別是屬於公共領域的，不可能出現在私人領域。而Connolly和Honig所強調的個人文化身份認同恰恰是屬於私人領域的。因此，至少在理論層面上，很難證明有關身份的論爭能促進對多元身份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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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政治理論家William Connolly |
結語
事實上，競爭式政治理論家自己也承認並不是所有的不同都需要尊重的。Mouffe反對極端的多元主義，Connoly也提到他的身份概念並不是支持任何一種身份認同。因此，競爭式政治理論家對多元性，乃至論爭的推崇，是不是能深入到規範性的層面，仍然值得商榷。爭勝主義通過把論爭引入了政治價值的討論，提出了很好的對政治自由主義的批評。但是這種批評的理論基礎，仍然是相對薄弱的，需要我們進一步的思考和探索。參考文獻
- Deveaux, M., 1999. Agonism and Pluralism.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 25(4), pp.1-22.
- Fossen, T., 2008. Agonistic Critiques of Liberalism: Perfection and Emancipatio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 7(4), pp.376-394.
- Schaap, A., 2007.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Agony of Politics.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 5(1), pp.5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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