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駱斯航
簡介｜印第安納大學政治學系在讀博士生
興趣｜政治哲學和政治理論
前言
2012年，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版重新編輯的《共產黨宣言》。這版《宣言》由Jeffery C. Isaac （印第安納大學政治學系）主編，由他自己撰寫簡介，其中包含了恩格斯在1847年撰寫的兩份草稿《共產主義信條草案》和《共產主義原理》、 1872年至1893年間七版不同的前言，以及四篇來自當代學者的評論文章。這四位當代學者分別是Steven Lukes （紐約大學社會學系）、Stephen Eric Bronner （羅格斯大學政治學系）、Vladimir Tismaneanu （馬里蘭大學政府系）和Saskia Sassen （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這次出版距離《宣言》的初次出版已經過去了一百六十四年，距離它在歐洲社會運動中奠定綱領性的地位已經過去了約一百四十年，距離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大規模衰落過去了二十餘年，距離最後一次大規模對《宣言》的討論也過去了十四年（上一次是1998年《宣言》出版一百五十週年之際）。更為重要的是，這次討論發生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之後，而佔領華爾街運動被不少人視為當前馬克思主義“復興”的一個重要時間節點。這版囊括了五位學者觀點的《宣言》，大致了在當代閱讀《宣言》，乃至閱讀馬克思著作的兩條思路：馬克思主義的反對者們在馬克思的原著中指出他的理論缺陷，證明它的危險，向大眾宣告它的過時；馬克思主義的支持者們則在其中梳理馬克思對當代社會、政治和經濟問題的解答，和其他政治思想的支持者一樣，在二十一世紀的語境中延續經典理論的生命力。
如果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之後，來自左翼和右翼的學者紛紛開始宣告馬克思主義的死亡的話，那麼這次發生在佔領華爾街之後的馬克思主義復興，或許可以被看做馬克思主義的來生。之所以稱之為來生，一方面自然是因為新的歷史環境給各種政治思想都提供了新的語境素材。另一方面，政治記憶的變化也給新的馬克思主義解讀提供了空間。閱讀二十世紀政治理論家的著作時，我們不難看出以幾個紀念碑式的歷史事件——包括兩次世界大戰、大屠殺、冷戰與意識形態對峙等等——為背景的共同歷史記憶。時代的變遷無疑會逐漸地推動政治記憶的變化。即便這些變化並不會使舊的政治記憶及其留下的遺產（例如對寬容、免於恐懼的自由、人的境況等議題的討論）輕易消失，但它確實也讓新一代的政治理論家，在重新考慮過去的政治思想時，有了新的動力和出發點。
本文試圖討論的，是這版耶魯版《宣言》的五位貢獻者（包括編者Isaac）在五篇文章中提出的理解《宣言》的不同方式。這五位學人都經歷過蘇聯解體，其中的Tismaneanu更是出生於羅馬尼亞，曾經親身體會過齊奧塞斯庫的獨裁統治。他們在這版《宣言》中的討論除了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後蘇聯時代學術界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也提供了一些切入點，促使讀者理解在當代的政治議題中，馬克思主義佔據的，以及可能佔據的地位。本文將主要展開為三個部分，分別是“《宣言》、階級鬥爭和民主”、“《宣言》、道德和人的境況”，以及“《宣言》、當代政治與全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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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魯版《宣言》。 |
《宣言》、階級鬥爭和民主
多年以來，“馬克思不關心政治場域”是人們概括馬克思對政治議題的看法時最簡潔明快的回答。無疑，對於馬克思而言，解決社會歷史問題的鑰匙在於經濟基礎，亦即在於生產力、所有製和生產關係。政治與哲學、宗教、文化等社會因素並置，屬於上層建築的一部分，它對社會歷史發展的影響取決於經濟基礎。因此，即便在馬克思的不少著作中（包括但不限於《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哥達綱領批判》）我們可以讀到碎片式的政治討論，如Ralph Miliband所說的那樣，包括馬克思在內的絕大多數馬克思主義重要人物——也許除了葛蘭西——從未有撰寫一份洛克式的政府論的念頭（注1）。制度和政治結果在馬克思眼中既不是決定歷史發展方向的根本因素，也不是刻畫共產主義社會與其他社會區別的核心特徵。但政治在馬克思主義中的次要性顯然不能被等同於徹底的經濟決定論。換句話說，我們無法簡單地認為所有的政治制度都僅僅是經濟基礎的鏡像，更無法因此推出政治對經濟、乃至政治對社會歷史的發展毫無影響裡。在《宣言》中，這點直接體現在馬克思對工人們的號召上。他說，“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win the battle of democracy）。”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至少工具化了民主選舉，將民主選舉視為無產階級革命的重要武器之一。如果我們聯繫馬克思早期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等著作，以及晚期的《憲章派》等著作，會發現他對民主制抱有誠摯的態度（注2）。如Isaac所指出的那樣，在十八、十九世紀歐洲政治的大背景下，洶湧而來的民主革命象徵了一種打破封建制度、打破政治繼承的平等主義大潮，把人類社會推向了更解放的時代。在這點上，馬克思與恩格斯所理解的民主的平等屬性，與托克維爾和密爾等自由主義者並無不同。
但如果說馬克思對民主制度抱有誠摯的態度，這一制度既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重要武器之一，也有希望成為共產主義社會的社會管理機制的話，他和十八、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民主理論家之間的距離似乎更值得我們關注。Isaac、Lukes和Tismaneanu都指出，較之專注於製度設計的自由主義民主理論家，馬克思基本完全無視了法律、權利、公民自由等一系列民主的製度保障——在下一節對道德的討論中，我們會更進一步談論這個問題——Tismaneanu更是進一步認為對民主機構的貶斥是馬克思主義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馬克思所理解的民主制度，基本是一種簡單的基於多數人原則的政治安排。
馬克思同時也在另一種意義上偏離了自由主義民主理論的光譜。除了支持普選，他基本不對任何一種具體的現代政治安排有特殊的偏好態度，無論是總統制還是議會代表制。他不僅不同於那些認為某種具體的現代政治安排可以實現自由主義諸價值的政治理論家，也不同於那些認為民主政治不產出經典自由主義價值的理論家——例如熊彼得。換言之，較之這些力爭將民主定義縮小的後來者，馬克思並不認為民主制度的價值在於它能夠通過非暴力的輪替或者談判完成政權交接。馬克思並不分享“政治作為暴力的替代品”這一在二十世紀頗具影響力的政治理論思路，儘管二者都以一種工具化的思路來看待民主政治。
如果說馬克思把民主從法律和具體的政治結構解綁（或者說他遵從了某種更簡練的民主思路），那他無疑把民主和階級鬥爭的視角緊密捆綁在了一起。上世紀八十年代，當社會運動的大潮逐漸從揮舞階級鬥爭的大旗轉向多元化，再到蘇聯解體後不少學人斷言的“馬克思主義從左派思潮中退場”，階級鬥爭與激進民主之間的捆綁成為了不少學者努力解決的問題（注3）。在第三部分的討論中，我們會更詳細地涉及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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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的馬克思像。 |
《宣言》、道德和人的境況
馬克思主義與道德之間的關係，和馬克思主義與政治之間的關係一樣，是上世紀後半葉政治哲學與政治理論中常見的經典討論之一。關於這個問題，最大的一次爭論發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然而隨著主要參與者興趣的轉向，也隨著馬克思主義失去作為重要研究對象的地位，這個辯論留下的遺產在今日看起來顯得稍顯過時。限於篇幅，本文並不試圖追溯這個經典辯論（注4）。在耶魯版《宣言》的評論文章中，Tismaneanu和Lukes都涉及了這個經典議題。Tismaneanu認為在馬克思的革命理論中不存在革命的倫理觀，因此對馬克思而言，目的完全可以為（非道德的）手段辯護，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缺陷。他進一步列舉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具體問題，認為這三個問題為之後列寧主義的共產主義獨裁打開了大門。這三個問題分別是：（1）用歷史必然性為攻擊資產階級人權觀和私有財產辯護，這打開了列寧主義“主動推動歷史進程”的大門；（2）給階級和階級鬥爭賦予了本質地位，打開了布爾什維克作為一種“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的大門；（3）將政治權力簡化為階級鬥爭，打開了列寧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統治的大門。顯然，在Tismaneanu眼裡，這三個問題都與馬克思主義缺失的道德觀念密切相關。總而言之，他認為馬克思去除了政治中的所有道德色彩，以階級觀念取而代之，並因此使二十世紀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最終走向失敗。
作為典型的阿倫特筆下的“ex-communist（注5）”，Tismaneanu未能更進一步去梳理馬克思主義乃至《宣言》的道德色彩似乎令人遺憾，也似乎理所當然。Lukes的觀點則不同於Tismaneanu。Lukes引用《宣言》的原文，指出所謂馬克思沒有道德理論，指的是馬克思廢除了宗教和道德的“永恆真理”的地位。然而馬克思並未同時廢除“自由”的地位。相反，《宣言》中有一套邏輯連貫的關於人類解放的道德理論，這套道德理論並不基於正義與非正義，也不基於平等與不平等，而正是基於自由。
Lukes進一步說明，《宣言》的道德理論分為兩個層面，一層是直接的，一層是間接的。在直接層面上，馬克思否定的是德國政治思想傳統中的Recht，亦即一套關於正義、公平、權利和責任的概念體系；在間接層面上，馬克思否定的是Recht所依賴的社會狀況。換句話說，我們之所以需要一套關於正義、公平、權利和責任的概念體系，是因為我們至少在當下無法擺脫匱乏、不可通約的價值、信息渠道受限、非理性等種種人的境況。馬克思之所以認為這套概念體係可以被拋棄，是因為他認為這些人的境況都是能夠被克服的。在這一點上，Isaac、Lukes和Tismaneanu達成了一致：馬克思低估了人類境況的難以克服，對“人”的能力和發展過於樂觀，從而導致了二十世紀共產主義實驗的失敗。
這個“馬克思低估了人的境況”的批評，和貫穿馬克思寫作生涯的社會學、經濟學視角形成了強烈的碰撞。在十九世紀，馬克思無疑是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無論是理論還是現實——做過最深刻調查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他對工人階級生存狀況的理解乃至對古典經濟學文獻的理解無疑是時代中的領先水平。也許正是出於這個原因，阿倫特在《論革命》中才批評馬克思“把對匱乏的恐懼轉化成了對未來生活的理想化”。無論阿倫特的這個批評在因果性上是否正確，它實際上指出的是這樣一個問題：馬克思對未來社會和通向未來社會的道路的討論，正是基於他對當時的人的境況的觀察和研究的。而無論是Isaac、Lukes還是Tismaneanu，當他們批評馬克思過於樂觀地理解了人的境況，從而將共產主義擺到了世俗宗教的位置上時，似乎並沒有人進一步去為馬克思的經濟手稿和經濟著作提供簡要的道德化解讀。像Mehmet Tabak總結的那樣，馬克思的道德批評是三個層面的結合體：對當前社會現狀和發展的理解、對革命性的政治行動的理解、和對“在未來社會中如何解決本質與存在之間的衝突”這個問題的理解。而這三位批評者，都只關注了後兩個層面。
同為耶魯版《宣言》的五位貢獻者之一，作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Bronner則欣然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世俗宗教”地位，並提出之所以馬克思以社會科學研究的“科學性”為其政治理想奠基，是因為確定的未來使個人有了足夠的理由為共產主義政治理想的付出和犧牲——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對經驗證據開放的世俗宗教。
這使我們需要進入第三節的討論。在“當代”——換言之，在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時代——當《宣言》不再是社會運動中的核心綱領文本，當階級鬥爭的邏輯被不少人判定為失效，《宣言》對理解當代政治起到了什麼作用？或者，從批判者的角度而言，《宣言》為什麼不再對當代政治起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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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現況意味著什麽？ |
《宣言》、當代政治與全球政治
當我們使用“當代政治”，或者更具體地說，“當代左翼政治”的時候，“當代”這個詞的含義經常沒有“政治”的含義那麼引人注目。如上所述，在馬克思主義史的語境裡，蘇聯解體是一個實際和象徵雙重意義上的重大事件。在此之後，不少來自左翼和右翼的學人都認為馬克思主義不再是左翼社會運動中的領頭羊（注6）。在耶魯版《宣言》的簡介中，Isaac進一步闡釋了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有人斷言“我們現在生活在後馬克思主義時代”，那這個斷言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於，在現代社會，左翼鬥爭不再有一個共同的“我們”（注7）。換句話說，當代左翼鬥爭，像Laclau and Mouffe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指出的那樣，是基於建立在反本質主義的不同話語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階級話語之上的。這是Isaac認為《宣言》的歷史已經終結的第一個原因。但有趣的是，Bronner在他的短文中對階級的理解似乎回應了Isaac，以及Isaac所代表的自由主義左派對階級話語的批評。與常見的後現代批評不同，Bronner認為“階級”，尤其是無產階級，在《宣言》裡本來就不是一個同質化的概念。革命者需要從各個社會分層去招募戰友，而無產階級本身也不是一個在先給定的概念，而是在歷史條件與人的主體性的辯證互動之間逐步形成的。這一觀點馬克思之後的馬克思主義者（例如葛蘭西）中，本來也有頗多發展。這樣來看，反本質主義固然形成了對階級話語的重要挑戰，但這一挑戰未必達到了終結《宣言》歷史的地步。另一方面，Isaac認為，馬克思主義所喪失的，不僅是在左翼鬥爭中的“元敘事”地位，更喪失了對關於資本主義正義性和可能的未來社會的公共討論——在哈貝馬斯意義上的公共空間裡，抗爭早已不再由階級話語來闡釋。Isaac的這一觀點承接了他自己1998年在《黑暗時代的民主》中的立場。在這本論文集的“進步主義的貧困”一節中，Isaac曾批評當時的新進步主義（New Progressivism）的階級鬥爭傾向，其中一個批評的層面就是新進步主義的“理性主義謬誤”。Isaac認為，新進步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在當代的宿命一樣）誤認為只要提供一份對資本主義社會問題的準確診斷，就能夠掀起進步的、矯正性的社會運動，卻忽視了在後現代社會裡理性和權力的分離。換句話說，即便激進左派或者說馬克思主義者為社會問題提供了準確的診斷，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時代也已經過去，它在當前的後現代社會裡無法僅憑藉對問題的診斷本身就激發足夠的社會運動的能量——在耶魯版《宣言》的簡介裡，他也因此批評伊格爾頓和哈維，認為他們高估了“準確的社會診斷”的力量。
但這似乎無法像該論斷的支持者一樣給馬克思主義者會心一擊。尤其是在美國當前的政治環境下，當特朗普的勝選即將成為政治學家和社會思想家未來幾個十年裡重要的歷史素材，“後事實（post-truth）時代”這個早已存在的概念再次突兀地出現在研究者眼前的時候。對於在蘇聯解體之後就掙扎在“黑暗時代”裡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後事實”的挑戰無非證明了意識形態戰場的嚴酷，也說明了意識形態戰爭的必要性。實際上，阿爾都塞在《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早就提醒過讀者，意識形態並不是一種對真實的社會關係的代表。相反，意識形態背後的是一種想像的社會關係。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內，並非沒有理論資源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更進一步而言，如果說Isaac沿襲Laclau and Mouffe的道路所支持的後現代多元話語激進政治把左翼政治從馬克思主義的獨尊地位中解放出來的話，它自然而然地也解放了整個意識形態領域——解放了曾經的意識形態敵人。故而，“後事實”的挑戰本來也並非激進馬克思左派獨享的挑戰——它恐怕是整個左派事業的挑戰，這在當前美國政治環境下已經體現得非常明顯。
當然，對於不同的學者而言，“當代”未必僅僅意味著後現代意義上的多元話語。在耶魯版《宣言》的最後一篇評論文章裡，Sassen抓住《宣言》的國際主義立場，為《宣言》在國際政治經濟討論中的潛力指出了一個方向。Sassen認為，與今日基於國家間依賴關係的全球化圖景不同，馬克思在《宣言》中體現出來的全球化色彩基於在世界不同區域反復出現的相似的結構變量。也就是說，由於資本的內在需求，不同地區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服從於相同的傾向和結果。體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的全球化上，新古典自由主義在世界的不同區域的擴張創造了相同的、動蕩的社會條件。在這個意義上，Sassen認為，全球化是內嵌（embedded）於各個民族國家的內部環境的——全球化所創造的全球性結構變量，會在具體的民族國家語境中和本地的環境以及本地政府的政策相結合。在Sassen眼中，如果我們放鬆馬克思主義對歷史決定論的嚴格要求，就會意識到資本主義和全球政治的形態，正是政治行動的基礎構造。這種全球化的圖景，邀請我們以更積極的姿態參與到民族國家內部的政治活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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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的角度提供我們一個聯繫《宣言》的視角。 |
結語
在任何意義上，佔領華爾街之後迎來的這場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復興，規模都還非常有限。它的確使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議題，例如經濟危機、全球化等等，以歷史依附者的姿態重新浮上水面——這也絕不是“經濟危機與馬克思主義回暖”這種情況的第一次發生。而那些被埋在水面之下的議題，在“黑暗時代”以來一直被政治理論家拒斥在議程之外的馬克思主義主張，恐怕更能說明“當代”這個包含了豐富歷史記憶的概念對馬克思主義乃至對左翼政治的象徵權力。無論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更廣泛意義上的左翼政治的一員，回顧《宣言》及《宣言》身上所積累的、由批評和支持共同組成的包袱，正是理解當代左翼政治話語的重要道路之一。耶魯版《宣言》，則可以被看成通向這條道路的一個入口。
註釋
- 參見Miliband (2004)。即便是葛蘭西的政治理論，也很難在不經解讀的情況下被理解為普遍的、概括性的政治理論。相反，葛蘭西在前監獄時代乃至獄中時代所討論的政治理論，更應被視為馬克思主義在更具體的概念層面（levels of abstractness）的政治實施綱要。參見Hall (1986)。
- 同時，輕易地把馬克思在早年所支持的民主制等同於他在晚期所討論的共產主義革命工具和共產主義社會的管理機制也是不妥的，這中間至少需要足夠有力的論證。參見Isaac (1990)的批評。
- 在諸多這樣的嘗試中，Laclau and Mouffe (2014)無疑是其中最著名的之一，也是最有力的之一。
- 可參閱拙文《艾倫•伍德：資本主義是道德的嗎？》。
- 參見Arendt (1953)。在這篇短文中，阿倫特區分了ex-communist和former communist兩種不同的前共產主義者。
- 可參見Perry Anderson (2000)。
- Isaac認為另一個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即便在過去也從來沒有定義所有政治思想家的限度。
參考文獻
- Althusser, L. (2008).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in On Ideology, Verso.
- Anderson, P. (2000).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1, 5.
- Arendt, H. (1953). The Ex-Communists. Commonweal, March 20, 1953, 595-598.
- Arendt, H. (1990). On Revolution. Penguin.
- Hall, S. (1986). Gramsci's Relevance for the Study of Race and Ethnicit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10(2), 5-27.
- Isaac, JC (1990). The Lion's Skin of Politics: Marx on Republicanism. Polity, 461-488.
- Isaac, JC (1998). Democracy in Dark Tim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aclau, E., & Mouffe, C. (2014).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Books.
- Marx, K., et al. (2012).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Rethinking the Western Tradi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iliband, R. (2004). Marxism and Politics. Merlin Press.
- Tabak, M. (2012). Dialectics of Human Nature in Marx's Philosophy. Palgrave McMi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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