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李海默
休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研究生
編者志：原文首發於”微思客WeThinker”，經作者授權轉載。此篇為投稿文章，“城與邦”誠摯期待諸位讀者的來稿！
一
英國著名編劇和導演烏斯蒂諾夫（Peter Ustinov）曾經說過： “不同的信仰將會使得人與人之間產生分裂，而唯有當人們對既有信仰產生懷疑時，那種質疑的力量才會使人們團結起來” (Beliefs are what divide people. Doubt unites them)。”此語甚值玩味，若嚴格依據此語之邏輯推理，則不難得出一個結論：無神論者與無神論者之間的距離最為接近，而宗教所能帶來的只是分化與隔閡。進而，甚或可以再推導出一些所謂“全世界無神論者聯合起來”的意思。若依人類歷史上血腥殘忍的宗教間戰爭來看，此語未嘗沒有一點道理。烏斯蒂諾夫此語可說是站在英倫-美國哲學傳統的延長線上，如休謨（David Hume）曾有訓誨：一個賢明的人會使他對一物之信仰與他所持有之證據二者間形成等比關係(a wise man proportions his beliefs to the evidence)。羅素（Bertrand Russell）就曾說過：“我永遠不會為自己的信仰去犧牲生命，因為永遠存在這樣一種可能性，即：我可能是錯的”（I would never die for my beliefs because I might be wrong），梭羅（Thoreau）也曾說：“如果我不能被允許做出懷疑，我就該選擇不去崇信”(if I could not doubt, I should not believe)。就連並不屬於此一傳統的德國哲學巨匠黑格爾亦曾說過：哲學上的真理二字之意涵是指人的理念與外部世界的真實二者之間可以彼此呼應（Truth in philosophy means that concept and external reality correspond）。
信仰與質疑自然各有其作用，若純有信仰，恐怕多半是莽夫愚人，若純有質疑，overlap consensus的基礎恐怕難以得到建立，亦恐無由做日拱一卒、奮力前行的層累性建設。若按照古典的思維，理想狀態可能會是領袖者需要善疑，而群氓則需要熟於信仰及跟隨。但很明顯，現代語境不會認可這種路徑，因為，如果懷疑成為一種特權階層才能享受的禁臠，那麼信仰無非只是用以麻醉普羅大眾的致幻劑而已。取烏斯蒂諾夫此語與紀德（Andre Gide）另一語合觀，則饒有意趣：“信從那些正在尋求真理的人，懷疑那些宣稱自己已經找到真理的人”（Believe those who are seeking the truth, doubt those who find it）。在現代性語境中，質疑的巨大力量當然源自於普通人如你我，皆可從心所欲在自認為適當時選擇做出質疑。
但是於此又存在著一個更深層次的潛在問題，此即正如美國詩人和小說家布考斯基（Charles Bukowski）所云：今日世界之重大問題實在於聰慧之人滿腹疑慮，而傻子們卻對自己持有之物堅信不疑(The problem with the world is that the intelligent people are full of doubts, while the stupid ones are full of confidence)。現代性雖然賦予人們普遍以懷疑的資格和權利，但是懷疑的被正當運用卻仍與一種最難被填平的不平等——不同人在智商上的差距——相關聯，從這個意義上講，隨時隨地都信從陰謀論的人其實完全不能算是一個懷疑論者，恰恰相反，他其實更接近於“對自己持有之物堅信不疑”的傻子。布考斯基言下之意很明顯，世界上當然是傻子們遠遠多於聰慧之人，而傻子們當然是於該疑時絲毫不起疑，這本身就是一個大問題，但聰慧之人的滿懷疑慮、缺乏堅定作為無形中更加惡化了這一問題。多方激蕩之下，布考斯基不禁覺得和問題多多的人群疏遠開來才是正道，他曾講：“我從來就不恨人類，我只是覺得如果沒那麼多人老在我周圍晃，我的整體自我感覺會好上許多”（I don't hate people, I just feel better when they aren't around）。
類似的俏皮話在中國當然也有，尤其經典的當屬錢鍾書先生所寫的：不受教育的人，因為不識字，上人的當；受教育的人，因為識了字，上印刷品的當。
自然，反正橫豎是要上當的，信仰與質疑的界線也就不那麼重要了。
在信仰與懷疑之間，如果要問筆者信仰些什麼？筆者首先能想到的是，懷疑（那並不亞於崇信本身）所攜帶的巨大能量。而能經受住懷疑反複檢證與衝擊的信仰，往往也會變得更強。
當然，別忘了，文起時提到的那位烏斯蒂諾夫是個挺玩世不恭的人，他曾說他能明白為什麼人們會讀書，但是他一直想不通怎麼會有人非要去寫書不可。他又曾說：那些富於機敏巧智（卻最終仍錯）的錯誤才是最壞的錯誤，因為儘管人們為之付出了大量的審慎思考，但是最終還是搞錯了，亦即：大量的審慎思考全都白費了（perhaps the intelligent mistakes are the worst, because so much careful thought has gone in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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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與質疑自然各有其作用，若純有信仰，恐怕多半是莽夫愚人。 |
二
前文中，筆者曾提到：一定程度上，“懷疑所攜帶的巨大能量”是很值得信仰的，“能經受住懷疑反複檢證與衝擊的信仰，往往也會變得更強”。真善美的東西當然值得信仰，新婚的小夫妻信仰愛情，民權運動領袖信仰人的平等，臨終的老人信仰死後靈魂的靜謐，這些當然沒有任何錯，近世亞洲，西力東漸，仁人誌士，矢志富強，其為國家民族犧牲與苦鬥的精神，當然也值得我們由衷信仰。
講到信仰與懷疑問題，自然首當其衝的會是宗教問題，很難說宗教與無神論哪個更好地揭示了人類社會運行的內在機理和麵臨的本質問題，很多一流的政治思想家，一般也呼籲和提倡的是某種折中的版本（如civil religion或religious tolerance等）。
如果無神論定於一尊，或者某種宗教取得絕對統治地位之後，對於別的崇信者展開的迫害，人類歷史上可謂屢見不鮮，見怪不怪。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宗教信仰就是絕對的善，而其對立面就是絕對的惡。就連托克維爾這樣對宗教頗表同情的思想者也曾坦言：若主權者的權威是宗教性質的，隨之而來廣泛流傳的偽善恐怕會是在所難免的（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ereign authority is religious, and consequently hypocrisy must be common）。
黑格爾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宗教往往會要求人們放棄個人意志，然而在世俗生活中，個人意志往往被視為社會秩序的基石（religion demands the suspension [德語原詞Aufheben] of the will, whereas the secular principle treats the will as fundamental）。意大利近世學人Balbino Giuliano曾說：每一種宗教，就其本質而言，都在試圖佔領世俗生活並推廣其教義，宗教活動的最終本質，朝向的都是神權統治的建立（“every religion, by its very nature and by the very nature of its mission, tends to dominate secular life with all its strength and impose its teaching on it: every religion necessarily becomes a church; and its ideal, no matter how it is camouflaged or modified by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is necessarily theocracy.” ）（參閱Piero Gobetti: On Liberal Revolu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74-75）
十九世紀的美國諷刺作家Ambrose Bierce 曾經非常辛辣地定義過“信念”（faith）一詞，他說“信念”實際上就是相信某物但又沒有證據，所相信的主要來自別人所說，而所說的人對其所說之物其實又一無所知，最關鍵這所說之物往往還出離於人間，並不是現世中我們能見到的東西。（“belief without evidence in what is told by one who speaks without knowledge, of things without parallel”.）當然，現代宗教的追隨者也是有所反擊的，比如有的人辛辣地指出：那些自認為是無神論的人難道不也正是視無神論本身為一種信仰嗎？（I thought of myself as an atheist until I realized it was a belief, too）；又或者：“我們還是要信仰上帝啊，因為這個世界上偏偏就是有些難題任你怎麼搜索谷歌也解答不了啊”(always believe in God, because there are some questions that even Google can't answer)。
折中一下地說，宗教若想要說服更多的人，必須仍是走其寬容博愛，忍讓謙退，而非迷信教條、頑固極端的一面才行。西班牙劇作家Jose Bergamin曾說不給予質疑空間的信仰根本不配叫信仰，那僅僅只是迷信和盲從而已（a belief which leaves no place for doubt is not a belief; it is a superstition），此語甚確。
筆者覺得，拋開宗教與無神論的鬥爭不談，現代社會存在的另一個大問題，大概還是意識形態先行帶來的種種弊端。
要抵禦意識形態先行，亞里士多德曾經說：“什麼叫受過教育的思想？其核心特質是它在處理自外而來的種種理念時，可以不必接受該理念，卻仍對理念進行鑑賞和揚棄的工作”（it is the mark of an educated mind to be able to entertain a thought without accepting it）,這種態度，大概也是現代學術的始發之點了。一個自由派的真正學者，不會因為著手處理的理念是保守主義性質的，就對其先入為主地惡語相向，視之如垃圾。
凡是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大概都知道區分事實（facts）與價值(values)的重要性，致力於尋求價值中立的明白事實（value-free pure and simple facts），大概是所有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共同的目標。然而，問題的複雜性在於，即便秉持這樣的理念，也不一定就能確保事實本貌的完整無遺呈現。因為人世之間的真實往往是很難被確鑿界定以及完全呈現出來的。搞歷史學研究的往往會受限於若干關鍵史料的缺失，搞社會學研究的會扼腕於某些田野工作的無法進行以及現有統計數據的不夠完備，搞政治學研究的則會常常發現目標現象彼此之間的因果鏈條（causal mechanism）其實錯綜複雜，IV、 DV變動不居，難以一言以蔽之。
更何況，就算僥倖探得部分真相，但是真相的本貌往往是多面的，一面或部分之真相能否準確傳遞出事物真相的全局範疇，這本身也是一個挺值得懷疑的問題。
正是因此，老一輩學者們才號召治學的人應該“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應該“觀水有術，必觀於瀾”，搞學術研究是一種梳理與分析性質的思想探險，而並不一定是動輒即宣稱自己獲得宇宙間唯一真理的征服之旅。
寫到這裡，不妨引兩段飲冰室主人的話為證：梁啟超曾講過：
宇宙間是否有絕對的真理，我們越發研究，越發懷疑。（夏曉虹編：《梁啟超文選（上）》，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507頁梁啟超又曾說：
“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這是韓昌黎極無聊的一句話。聖人做學問，便已不是如此，孔子教人擇善而從，不經一番擇，何由知得他是善？只這個擇字，便是思想解放的關目（同書，419頁）。
意識形態先行，會動輒即將在意識形態上與己方立場不合的論調打成反派，將之完全妖魔化。意識形態先行，其推展的邏輯構造看似非常清晰明朗且富有決斷力（decisive），但實際上首先損害的正是“to entertain a thought without accepting it”，“擇善而從”的獨立自由精神。
可見，意識形態先行，到哪都是種病。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需看到，往往都是說別人意識形態先行易，檢視自身意識形態先行難。
也許，還是胡適筆下所描繪的戴震的那種態度才是最中正持平的吧：戴東原反對那種“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的“理”。他自己對於“理”的見解是：“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後理得”（參閱胡適：《戴東原在中國哲學史上的位置》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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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識形態先行，到哪都是種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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