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1 鄧小平政治體制改革思想對當代西方政治理論的包容性｜城與邦

鄧小平政治體制改革思想對當代西方政治理論的包容性：基於鄧小平與亨廷頓、福山的比較研究

作者｜陸屹洲
簡介｜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研究生
興趣｜比較政黨政治和社會科學方法



編者志：限於呈現方式，略去原文中的整理表格。此篇為投稿文章，“城與邦”誠摯期待諸位讀者的來稿！

摘要

從政治科學的角度出發，通過對相關文本的比較分析，可以初步證明鄧小平政治體制改革思想對當代西方政治理論的包容性。在國家建設與政治改革領域，鄧小平與亨廷頓、福山等人的觀點可謂殊途同歸。其中，在政治秩序的不穩定因素與執政黨的活力保持等方面，鄧小平實際上超越和發展了當代西方政治學家的理論。鄧小平的相關理論不僅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也是全世界範圍內政治發展的知識財富。

亨廷頓人像

前言

以當代的眼光來看，政治體制改革的倡導者與設計師無疑需要充分的政治學知識、理論與方法。然而正如鄧小平所言，在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準備階段，國內政治學研究已經停滯多年[1]，很難直接為政治體制改革提供建議。而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毛澤東思想也並未對此給予多少直接幫助。[2]同時，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幾乎都是革命與戰爭出身，對於國家建設並沒有系統的經驗，更不用提政治體制改革這一艱深問題。此外，在中國開始政治體制改革之時，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主要來源——蘇聯體制[3]卻愈發僵化與衰敗。[4]在與蘇聯分道揚鑣的同時，鄧小平也明確拒絕了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5]

　　因此，無論是對中國、對社會主義國家還是對世界而言，鄧小平的政治體制思想都有著十分鮮明的創造性和獨立性。然而，通過簡單的文本對比，筆者發現鄧小平政治體制思想對當代西方政治學理論表現出了強大的包容性與超越性。這樣的殊途同歸令人意外，也值得我們深思。

亨廷頓成名作《文明衝突論》

政治改革的困難性

當代西方政治理論認為：“改革者的道路是艱難的。”[6]與單純以舊勢力為敵的革命者不同，改革者需要同時應付來自保守派和激進派的壓力。保守派竭力為舊體制辯護，而激進派則期望全面的改變甚至訴諸革命。改革者“著眼於變革，但又不能變得太徹底。”[7]不同於不顧一切的革命者，改革者必須要為全部的後果負責。此外，改革的各個部分之間往往充滿張力，這就要求改革者必須處理好輕重緩急的問題。改革的結果也是多方面的：沒有過多政治要求的農民在改革的過程中直接獲得經濟利益，因此他們對現存政權的不滿會大幅降低；而政治體制改革又必然會讓城市知識分子產生得寸進尺的要求，因此他們對徹底推翻現存政權的渴望會日益高漲。一方面，“改革對於農民是（革命的）替代物。”[8]另一方面，“改革對於城市知識分子是（革命的）催化劑。”[9]然而，如果農民的境況並不算壞，那麼“知識分子激勵農民（革命）的努力幾乎總是失敗”[10]。而“如果沒有農民便沒有革命”[11]。可見，想要在不傷害政權的前提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就一定要給予農民充分的實惠，同時要及時打壓知識分子不切實際的渴望，並且要防範知識分子對農民的鼓動。

　　上述種種觀點在鄧小平政治體制改革思想中其實都有鮮明的體現。

　　首先，鄧小平一直對改革的艱鉅有著理性的認識。“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12]、“我們把改革當做一種革命”[13]、“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14]等論述無不反映了鄧小平對於改革困難性的心理準備。其次，改革需要面對兩方面壓力的問題上，鄧小平也有著一針見血的表述：“搞改革，搞四化可不簡單。我們從來沒有自我陶醉，沒有認為會一帆風順。一定會有來自多方面的干擾，有'左'的干擾，也有右的干擾。”[15]在多次講話中，鄧小平都反復強調要與左右兩種干擾進行鬥爭：一方面“要繼續批判和反對封建主義在黨內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種種殘餘影響”[16]，另一方面“要批判和反對崇拜資本主義、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17]第三，如前文所言，鄧小平充分把握了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的策略。比如在衝突嚴重的人事更替問題上，鄧小平對於年輕幹部的培養是緊抓不放的，但對於老幹部的退休問題卻並沒有一刀切，中央顧問委員會也成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過渡期的標誌產物。[18]最後，在面對受改革影響的不同群體時，鄧小平也做出了一定的區分。對於農民，鄧小平始終將其擺在考慮第一位。他曾說：“農民沒有積極性，國家就發展不起來。”[19]然而對於知識分子，鄧小平的嚴厲時常大於寬容。而鄧小平對於知識分子力量的有限性也有充分的了解。在面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下知識分子的言語挑戰和學生隨之的上街遊行時，他充分自信而又毫不客氣地指出：“學生鬧事，大事出不來，但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20]

　　比亨廷頓更近一步的是，鄧小平並沒有機械地看待“最傾向於反抗、暴力和革命的”[21]知識分子。而是試圖通過國家權威來塑造一種政治認同，將知識分子整合進主流的工人階級之中。在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鄧小平曾斷言：“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了。”[22]

福山人像

政治追求的複雜性

當代西方政治理論認為，在政治發展的過程中，紛繁複雜又相互影響的政治追求迫使人們做出抉擇。正如福山所言，“好事並不總是紮堆。”[23]在成功的政治體制中，國家、法治、負責制政府這三個組件缺一不可，並且這三者還應處於“穩定的平衡”[24]。這意味著國家要“集中和行使權力，要求公民遵從法律，保護自己免遭他國的威脅”[25]，也要“限制國家權力，首先迫使國家依據公開和透明的規則來行使權力，在確保國家從屬於民眾願望。”[26]可見完善的政治體制的首要追求是能充分地集中權力，其次是有力地行使權力，最後是保證權力受監督。

　　除了時序上的先後之分，政治追求的複雜性還體現在重要性方面的強弱差別。“各國之間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於它們政府的形式，而在於它們政府的有效程度。”[27]可見實質上的政治秩序，比形式上的民主要重要的多。“社會動員/經濟發展=社會頹喪”[28]；“政治參與/政治制度化=社會動亂”[29]可見社會動員不能超越經濟發展的限制，政治參與則必須在政治制度能承載的範圍內。

　　回顧文獻與歷史，不難發現，鄧小平設計的政治體制改革為福山和亨廷頓提供了教課書式的案例。

　　與自由民主派過分鼓吹權力的限制與監督不同。鄧小平首先解決權力的集中問題。在政治體制改革設想公開前，鄧小平就在多個場合將“四人幫”批評為“無政府主義”[30]。對此，他多次強調了四項基本原則。他認為“如果離開四項基本原則，抽像地空談民主，那就必然會造成極端民主化和無政府主義的嚴重氾濫，造成安定團結政治局面的徹底破壞，造成四個現代化的徹底失敗。”[ 31]而在改革的過程中，鄧小平也多次強調了集中權力的必要性。譬如他曾說過：“中央要有權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須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32]實際上，也確實是等到權力被充分集中於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手中時，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才拉開了序幕。在這之後，鄧小平才開始通過黨政分開、下放權力、改革政府機構等具體措施來改善權力的行使。最後，才是通過健全法律等方式來監督權力。

　　如前文所言，鄧小平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設定了三條目標：第一，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第二，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第三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可見，在鄧小平眼中，政治秩序永遠是最重要的。政治體制改革的直接目的，就是修復被文革所破壞的政治秩序，從而保障政權的生命力。在保障政權不被顛覆、社會主義制度不變質的前提下，才會有第二個目標，也就是經濟發展。而在政治秩序和經濟發展都得到保證的基礎上，才會有第三個目標，也就是政治參與。在政治體制改革的過程中，經濟發展和政治參與都不能破壞政治秩序。

　　對於政治秩序的強調貫穿了鄧小平後半生的思想歷程，並在多處文獻均有體現。在三卷本的《鄧小平文選》中，“安定團結”一詞一共出現了117次（卷二91次、卷三26），遠高於“經濟建設”（70次）與“人民民主”（ 36次），幾乎與“實事求是”（126次）一樣頻繁。[33]除此之外，鄧小平還多次強調：“民主只能逐步地發展。”[34] “民主是我們的目標，但國家必須保持穩定。”[35] “中國不允許亂。” [36] “壓倒一切的是穩定。”[37] “中國發展的條件，關鍵是要政局穩定。”[38]

福山成名作《歷史的終結》

政治組織的重要性

經過對“自由”、“權利”等理論問題的漫長爭論，當今西方政治學中已經很少有人推崇過於極端的個人自由，也很少有人嚮往過分強大的極權國家。在這兩極之間，政治組織尤其是政黨的重要性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亨廷頓曾斷言：“複雜社會裡的政治共同體依賴於該社會政治組織和政治程序的力量。”[39] “一種政治制度遭受軍人干涉的機率與其政黨的力量成反比。”[40]而福山則描述了以“政黨為中心”[41]的政治過程：“職業政治家創建政黨，讓追隨者圍繞具體的思想組織起來，再籌辦現實世界中的政治機器。”[42]

　　根據亨廷頓的理論，理想的組織應當具備四種性質。首先，它應當是適應性的而非刻板性的。一個短命的或者無法完成領導人更替的或者職能僵化的政治組織都不具備適應性。其次，它應當是複雜的而不是簡單化的。這就要求它必須要有數量龐大且高度專門化的下屬組織，而不應當過分地依賴某位領導人的個人意志。“完全仰仗一個人的政治體制是最簡單的政治體制。同時，這種體制也是最不穩定的。”[43]第三，它應當是自主性的而不是從屬性的。最後，它應當是飽含內聚力的而不是不團結的。具體到政黨體制，亨廷頓認為：“一個強有力的政黨體制有能力做到兩條：第一條是通過體製本身擴大政治參與，從而達到先發製人並使紊亂或革命的政治活動無法展開，第二條是緩解和疏導新近動員起來的集團來得以參與政治，使其不至於擾亂體製本身。”[44]

　　在政治體制改革的過程中，鄧小平相當重視政治組織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四項基本原則”中，就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45]。除此而外，鄧小平還曾說過：“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誰來組織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誰來組織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在今天的中國，決不應該離開黨的領導而歌頌群眾的自發性。”[46]他還強調要“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紀律、民主和黨的領導結合起來”[47]。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完善政黨與政黨體制。在政黨的適應性方面，鄧小平可謂高瞻遠矚。通過大力培養年輕人，鄧小平不僅完成了政黨領導個人的交接，還完成了政黨領導集體的代際更替，充分激發了中國共產黨延續至今的活力。

　　在復雜性方面，鄧小平及時恢復或發展了黨的專門組織。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選舉產生了以陳雲為首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48]這一組織直到今天依然發揮著重要作用。1982年，中共十二大又新設了中央顧問委員會。[49]中顧委則在1992年完成使命後退出了歷史舞台。[50]與此同時，鄧小平堅決地反對個人崇拜。1986年，鄧小平明確指出：“個人是集體的一份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個人做得出來的。所以就我個人來說，我從來不贊成給我寫傳。”[51]

　　在自主性方面，鄧小平一方面通過整頓軍隊排除了軍方對政治的干涉，另一方面又通過黨政分開講黨從某些具體事務中解放出來。早在1975年，時任軍委副主席的鄧小平就強調：“我們這個軍隊是黨指揮槍，不是搶指揮黨。”[52]這一思想貫徹於鄧小平此後若干次對軍隊整頓問題的講話。1986年，鄧小平對黨政分開與黨的領導問題進行了精彩的闡述：“我們堅持黨的領導，問題是黨善於不善於領導。黨要善於領導，不能干預太多，應該從中央開始。這樣提不會削弱黨的領導。干預太多，搞不好倒會削弱黨的領導，恐怕是這樣一個道理。”[53]

　　在內聚性方面，鄧小平充分運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與派性、精神污染等問題堅決鬥爭，對黨的紀律與黨內團結緊抓不放。[54]

　　經過政治體制改革，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黨體制無疑達到了亨廷頓所講的兩條要求。中國的政治參與得到了矚目的擴大，同時又與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條件相適應，而沒有造成大規模的政治動亂。正如鄧小平所言：“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當然，民主化和現代化一樣，也要一步一步地前進。社會主義愈發展，民主也愈發展。”[55]

　　與亨廷頓的認識不同，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並沒有走向黨派競爭。亨廷頓認為，不存在黨派競爭的政黨體制並不穩定。這種情況下，執政黨的穩定性“更多地來源自其起源而非其特性”[56]。“政黨的力量來自其多去政權的鬥爭。一旦大權在握，那麼有什麼動機驅使它去保持高水平的動員與組織呢？”[57]換言之，革命成功並執政後，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會逐漸降低，同時其社會動員的意願和能力也不如從前。除了政治動亂和黨派競爭，中國沒有別的選擇。

　　以鄧小平的眼光來看，亨廷頓說對了一半。那就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後，確實不能以革命的邏輯來治國理政，同時也面臨著既得利益團體的阻礙。然而，這並不代表共產黨不能保證自己的長期執政，也不代表中國的政治體制就應當走向黨派競爭。鄧小平曾說：“我們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和政策是否正確，關鍵看三條：第一是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是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58]“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制有什麼好處？那種多黨制是資產階級互相傾軋的競爭狀態所決定的，它們誰也不代表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在資本主義國家，人們沒有也不可能有共同的理想，許多人就沒有理想...我們國家也是多黨，但是，中國的其他黨，是在承認共產黨領導這個前提下面，服務於社會主義事業的。”[59]可見，在鄧小平看來，政治體制的關鍵並不在於是否有黨派競爭，而在於執政黨能否代表人民的利益以及能否建設好自己。如果中國共產黨通過自身建設保證了自己的先進性，那麼就會取得比黨派競爭更好的結果。不難看出，這一理論正是江澤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邏輯起點。

註釋

1. 原文為：“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 ~181頁。
2. 《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等文獻基本沒有直接引用馬克思等人的論述。參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0~343頁；《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178頁等。
3. 鄧小平曾說：“我們兩國原來的政治體制都是從蘇聯模式來的。看來這個模式在蘇聯也不是很成功的。”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頁。
4. 譬如，因為無法妥善解決領導終身製的問題，蘇聯領導層陷入了老人政治。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三位領導人全部死於任上。而鄧小平對於有生之年退休的態度則很堅決，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15~323頁。
5. 原文為：“我們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而這種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謂的民主，不能搬用他們的三權鼎立，不能搬用他們的資本主義制度，而要搞社會主義民主。”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241頁。
6. [美]塞繆爾·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劉為譯，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316頁。
7. 《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317頁。
8. 《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344頁。
9. 《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339頁。
10. 《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227頁。
11. 《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270頁。
12.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96頁。
13.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81頁。
14.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3頁。
15.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9頁。
16.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68頁。
17.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69頁。
18. 參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413頁。
19.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13頁。
20.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94頁。
21. 《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234頁。
22.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89頁。亨廷頓也曾做過相似的表述：“學生一般總是站在反對派一方，無論他們的社會存在什麼樣的政權，他們都一概加以反對。然而就憑他們，是不可能推翻這一政權的。 ”見[美]塞繆爾·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後期的民主化浪潮》，歐陽景根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36頁。
23. [美]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工業民主到民主全球化》 ，毛俊傑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41頁。
24. 《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工業民主到民主全球化》第16頁。
25. 《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工業民主到民主全球化》第16頁。
26. [美]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毛俊傑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頁。
27. 《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1頁。
28. 《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51頁。
29. 《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51頁。
30. 如鄧小平在中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致辭，參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34~139頁。
31.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76頁。
32.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77頁。
33. 參見附表一
34.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96頁。
35.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85頁。
36.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66頁。
37.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84頁。
38.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16頁。
39. 《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11頁。
40. 《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371頁。
41. 《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377頁。
42. 《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工業民主到民主全球化》 ，第373頁。
43. 《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17頁。
44. 《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330~331頁。
45.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4頁。
46.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70頁。
47.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76頁。
48. 參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歷次黨代會、中央全會報告、公報、決議、決定（上）》，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頁。
49. 參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歷次黨代會、中央全會報告、公報、決議、決定（上）》，第156頁。
50. 參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歷次黨代會、中央全會報告、公報、決議、決定（下）》，第474頁。
51.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73頁。
52.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頁。
53.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64頁。
54. 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48頁。
55.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8頁。
56. 《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393頁。
57. 《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394頁。
58.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13頁。
59.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