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宇飛
簡介｜北京大學元培學院
興趣｜政治思想史
編輯｜黃麒瑄
前言
希羅多德在《歷史》中對希波戰爭的描述開啓了後來西方思想史上東西方文明對抗的主題。在這場戰爭中，希臘人決定性地戰勝了波斯，並捍衛了希臘的自由。然而，希羅多德有意在書中凸顯了波斯相比於希臘的強大實力，這使得希臘人的勝利顯得非常不可思議。為什麼弱小而分裂的希臘城邦最終戰勝了波斯？希羅多德需要對這一關鍵性的問題給出他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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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二世紀抄本的斷簡殘篇 |
正文
希羅多德將東西方的對抗作為整部《歷史》的核心敘事，而在這場希臘與蠻族、歐羅巴與亞細亞、西方與東方的對抗中，波斯帝國的擴張為全部故事提供了整體的背景。在全書前半部分，隨著波斯帝國在一兩代人中的迅速崛起，斯基泰人、埃及人、馬薩革泰人、巴比倫人、印度人等不同的民族都被納入到了完整的世界圖景中。雖然南方的埃及和北方的斯基泰在習俗上極端對立，他們分別稱自己為最古老和最年輕的民族（對照2.2.1和4.5.1），[1]但他們都固守既有的習俗，而厭惡和排斥其他民族的習俗（對照2.79.1，2.91.1和4.76）。與埃及人或斯基泰人相比，希臘人和波斯人都與之截然相反，他們都熱愛採納異族的習俗，並將其融入到自己的體系中（對照2.51-52，2.58和1.135）。埃及人雖然古老，但始終拒絕改變。斯基泰人不斷遷徙，四處流竄，然而卻沒有歷史。[2]因而，前兩者一直以不變的形象示人，而後兩者的相似性則在於其一直在改變，從而能夠把異質性的內容不斷包容進來。
雖然希羅多德花費了大量的筆墨來敘述不同地方的自然，但習俗相比自然顯然是他更為關心的話題，習俗上的奇異更能引起他的興趣。當波斯人以帝國的姿態將不同民族納入到版圖之中的同時，也必須為不同民族的習俗在帝國中尋找到其得以被安放的位置。就如經常被引用的品達的詩歌所說的那樣，習俗是萬物的王（3.38），帝國作為一個超越了民族和習俗的政治體，帝國性／普世性的政治和民族性／地域性的習俗之間並非自然而然地可以共存（3.38，5.17-21）。在全書的開篇，希羅多德就通過坎道列斯和居基斯的故事把這一在整部書中將會重復出現的主題揭示了出來：坎道列斯讓居基斯觀賞王后裸體的怪異行為構成了對習俗的挑戰，而整個故事則以他的王國覆滅作為結局。坎道列斯的狂妄使得他無視習俗的約束，而這最終受到了生死國滅的嚴峻懲罰。而在全書中，岡比西斯的瘋狂最為有力地凸顯了這一點。作為波斯帝國的國王，岡比西斯象徵著帝國政治力量的頂峰。而當岡比西斯攻陷埃及後，曾經在徵戰中無比明智的國王（3.9）也同時陷入了瘋狂。希羅多德有意強調並提示我們，國王的野蠻暴行僅僅開始於完成對異族的征服之後（3.37.1），因而「瘋狂」和對異族習俗的接觸所帶來的對本身習俗的挑戰緊密關聯。斯巴達國王克列奧蒙尼的發瘋和自殘致死（6.73-75）在這一點上恰好可以與岡比西斯形成對照。曾經一度相當清醒地拒絕了阿里斯塔哥拉斯的說辭的克列奧蒙尼（5.49-51）當採用了斯基泰人的習俗後（6.84）才喪失了理智，而其瘋狂的首要表現也和岡比西斯一樣，指向了對宗教的褻瀆和不敬（6.76-81）。岡比西斯不但違背了波斯人的習俗（3.16.2-4），他同時也違背了異族的習俗（3.16.2-4，3.29），他試圖用自然性的力量來證明自己的清醒（3.34-35），但訴諸自然性力量的舉動反而恰恰證明瞭他已經陷入了極端的瘋狂。在希羅多德的敘事中，岡比西斯為我們提供了最為典型的無法無天的東方僭主的形象，而這一僭主形象又相當強地隱喻了帝國的形象：帝國在突破習俗的限制後，也勢必將人性中的狂妄（hybris）徹底地展露出來。
如果說岡比西斯是這一形象登峰造極的展現，那麼我們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波斯國王的狂妄是相當普遍性的現象，並不限於岡比西斯一人。居魯士花費了一個季度的時間對河流施加報復（1.189），這實際上不但體現了帝國的政治力量在面對自然力量時的無法無天，其實同時也違反了波斯人習俗中對河流的尊重（1.138.2）。大流士在征伐斯基泰人時拆毀浮橋的打算本身就是極端狂妄的行為，即便他在勸告下放棄了這一計劃（4.97-98），但後來妥協的方案其實也只是在狂妄的程度上略有減弱。即便如此，如果不是希斯提埃烏斯出於現實利益考量的堅持，大流士渡河時的決定仍然會使得自己在之後的敗退過程中死於斯基泰人之手（4.133-142），重演當年居魯士在征伐馬薩革泰人時的悲劇（1.211-214）。而薛西斯通過鞭打赫勒斯滂港、投擲鐐銬來懲罰海峽的舉動（7.34-35），則完美地復刻了當年居魯士對河流的懲罰，戲劇性地凸顯出了帝國力量的強大和極端狂妄。然而，這種狂妄其實並非毫無根據，幾乎完成了大一統的波斯帝國確實有著和自然在某種意義上一較高下的能力。希羅多德不厭其煩地屢次告訴我們，波斯大軍在漫長的行軍過程中，喝光了無數河流中的河水（7.43，7.58.3，7.108.2，7.127.2，7.196），而波斯士兵甚至可以擲石成山（4.92），用人力來創造自然的景觀。他在全書開篇序言中所說的「偉大而奇異的事跡」（1.0），或許莫過於此。
狂妄代表著對超出自身力量之事的欲求，因而狂妄必然意味著對既有界限的突破和超越。在其指引下，帝國的全部努力都在於要將處於自身邊界之外的民族都納入進來，直到征服所有有人居住的土地，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一統。對於帝國而言，希羅多德始終強調的一點就在於，帝國擴張的根本動力就在於人心中的狂妄，以及和狂妄相伴而生的統治欲。波斯人每到一個地方，就會試圖將所有不服從的民族征服。無論是麥加巴佐斯對不願服從的赫勒斯滂人的征討（4.144，5.1），還是大流士進軍利比亞的努力（4.167.3），都代表了想要統治的熱望，也即想要讓所有未被其統治的民族都臣服於自己的慾望。對此，或許只有瑪爾多紐斯赤裸裸的表述才最有力地闡述了波斯人心中最直接的想法：「我們曾經征服和奴役了薩凱人、印度人、埃塞俄比亞人、亞述人以及其他許多偉大的民族，並不是因為這些民族對我們有任何侵害，而只是因為我們想擴充我們的帝國。」（7.9.2）在全書的最後一卷中，在打敗了瑪爾多紐斯後，波桑尼阿斯充滿嘲諷地將波斯人的征伐稱為極端愚蠢的行徑：他們明明能夠享受華衣美食，卻不遠千里來爭奪斯巴達的簡樸晚餐（9.82）。波桑尼阿斯對波斯人的嘲笑卻從反面精准地刻畫了隱藏在帝國擴張背後的根本邏輯：不斷的戰爭並非像波桑尼阿斯以為的那樣是為了享受更優渥的生活，而恰恰是要通過艱苦的征服來滿足永無止境的狂妄和統治欲。[3]
從國王們的行徑中，希羅多德清楚地向我們展示出，狂妄勢必與殘暴相連，《歷史》中米底、波斯諸王的形象也成為了後世想象中東方僭主形象的典型和開端。岡比西斯殺死了自己的兄弟和妻子／姐妹（3.30-32），又在普列克薩斯皮斯面前射殺了他的兒子（3.34-35）。同樣，和岡比西斯相比，其他波斯國王的無法無天和肆意妄為也只是在程度上稍遜一籌而已。大流士因為奧約巴佐斯懇請留下自己的一個兒子，而殺死了他全部的三個兒子（4.84），後來薛西斯則如出一轍地用相同的方法懲罰了曾主動希望向他獻出全部財富的皮修斯，將其長子劈為兩截，拋屍路上，讓軍隊從其間通過（7.38-39）。在一人統治下，這種典型的僭主行為幾乎沒有辦法避免，而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我們才能體會到波斯政體討論中奧塔涅斯對一人統治極端負面的判斷：一人統治的殘暴勢必會破壞習俗，而這一糟糕後果的根本原因仍然在於人心中的狂妄（3.80）。[4]因而，波斯人並非沒有意識到一人統治的重大弊病，但和一人統治對習俗的破壞相比，「七人幫」投票的結果表明，波斯人更加在意的還是波斯人的自由。在大流士的講辭中，他恰恰是將一人統治和波斯人的習俗關聯到了一起，而在習俗的背後，他能說服其他人的根本原因則在於，唯有這一習俗才使得波斯人免於奴役、獲得自由（3.82）。在奧塔涅斯主張的民主制和大流士主張的一人統治的抉擇之中，我們清晰地感受到了，東方帝國最終的制度安排有著某種宿命般的意涵。雖然這場波斯政體的討論幾乎不可能在現實中真的發生，但希羅多德通過這段關鍵的文本，將希臘政治和波斯政治的對立、希臘人和波斯人的對立賦予了相當深沈的命運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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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歷史》，我們該如何理解希羅多德想傳達的政治意識 |
如果和埃及人相比，無論是希臘人的政治還是波斯人的政治都屬於異類。埃及人的民族或習俗共同體和其政治的範圍是相當的，至於波斯人則突破了習俗共同體的約制，而希臘人雖然共享相同的習俗，卻呈現出了相當破碎的形態，不同的城邦之間充斥著爭鬥，在各個城邦內部也不斷產生紛爭。在這種情形下，薛西斯帶著濃厚的自負意涵的困惑其實顯得非常自然：即便將全部希臘人的力量加在一起，也遠遠不是波斯軍隊的對手，何況希臘人內部的不同城邦間還充滿了內鬥，那麼究竟是什麼給了希臘人以莫名其妙的自信，讓他們敢於和波斯的百萬大軍為敵呢？（7.209）在薛西斯看來，被奴役的臣僕遠比自由人更能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勇氣，因為臣僕在主人的驅策下，會由於鞭笞的威逼而奮勇殺敵，而自由人由於他們的自由放任而難以與前者對抗（7.103.4）。雖然之後薩拉米斯海戰中蠻族軍隊確實因為薛西斯的親自督戰而表現得比先前更加勇敢，但這並沒有改變波斯人在海戰中慘敗的結局。更為吊詭的是，正是由於居後的波斯戰艦試圖在國王面前表現勇氣，他們才會和前排中後撤的戰艦衝撞到了一起，而這反而使得波斯艦隊遭受到了更大的損失。與薛西斯的狂妄相比，德瑪拉圖斯的判斷顯然更加準確：自由的斯巴達人能比受奴役的蠻族人有更強的戰鬥力和決心，這是他們不甘投降的原因所在。自由和奴役的對抗至少在表面上構成了全書後半部分推進的主線，這開啓了西洋歷史上對東西方文明形態和政治形態分野的典型判斷。在斯巴達國王列奧尼達領導的溫泉關戰役中，這種近乎程式化和意識形態化的對抗達到了全書的最高峰，而列奧尼達充滿宿命感和悲劇性的犧牲則又更加強化了這一基調。相比於後來的薩拉米斯海戰和普拉提亞大捷，希羅多德在描述溫泉關戰役時顯然增添了更多古典悲劇式的意涵，也更為突出了斯巴達人的自由德性。
但是，從希羅多德全部後半部書的敘述上看，我們仍然有必要相當清醒地認識到，無論是溫泉關戰役中斯巴達人的壯烈赴死，還是斯巴達城邦在抗擊波斯過程中付出的巨大努力，其實都並不是希臘人最終得以戰勝波斯人的最為決定性地因素。從宏觀戰局的整體視角上看，希羅多德明確地告訴我們，雅典人才是希臘人的救星。如果雅典人選擇了投降或逃走，沒有在海上對抗波斯艦隊，那麼無論斯巴達人表現出多麼大的勇氣，最終仍然難免敗亡，希臘人的自由當然也難以存續（7.139）。固然希羅多德對斯巴達三百勇士抱有相當強的同情和欽佩，並以相當長的篇幅事無巨細地描述了溫泉關戰役的全部過程（7.178-238），但唯一真正關鍵性的戰役卻是希羅多德只花費了相當少筆墨的薩拉米斯海戰中希臘聯軍艦隊決定性的勝利（8.84-88）。雖然雅典迫於形勢而將海軍的領導權在名義上交給了斯巴達人（8.3.1），但所有人都知道，是雅典而非斯巴達為希臘聯軍提供了最強大的海上力量（8.43-48）。
而從薩拉米斯戰役本身來看，戰役的勝利也並非斯巴達人的功勞，斯巴達人甚至反而差點使得希臘海軍全部的努力功虧一簣。在海戰前後我們幾乎難以看到後世津津樂道的所謂「希臘性」究竟在哪裡得到了展現，伯羅奔尼撒人所關心的焦點和憂慮的來源始終在於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安危，而非全部希臘人的命運。這一點最為突出地體現在了斯巴達人對雅典城的漠不關心：當波斯陸軍逼近時，斯巴達人沒有做出任何試圖救援雅典城的努力（8.40），而這直接導致了後來雅典的迅速陷落和雅典人被波斯人屠戮殆盡（8.51-53）。如果沒有泰米斯托克利斯的狡詐計謀（8.75-83），伯羅奔尼撒人和其他希臘人早已各自回到自己的城邦（8.72，8.74），而這樣的結果只能是他們將在不久的未來就被波斯的強大陸軍一一攻破。因而，在第八卷中展現出的非常悖謬的一點在於，雖然希羅多德對泰米斯托克利斯所慣於施行的詭詐表現出了極大的不屑，但他仍然必須承認，是泰米斯托克利斯的相當個人性的力量使得希臘人得以在薩拉米斯僥倖戰勝波斯海軍。也就是說，恰恰是這一在道德品質上非常可疑的人物，用極端不道德的手段，決定性地捍衛了希臘人的自由。
不過，我們依然需要仔細分辨的是，到底是什麼使得雅典人擁有了如此強大的力量。希羅多德相當明確地在多個地方強調，雅典的力量來自於雅典人的自由。當人們獲得了自由時，就會盡心竭力，以做出最好的表現（5.66.1，5.78）。當民主派推翻了庇西特拉圖家族的僭主統治後，雅典人的自由才真正得以實現。不過，雅典人的自由和民主並非得自於任何光明正大的手段，而是來自於民主派的詭詐計謀，道德上極端可疑的詭計為雅典人的自由蒙上了陰影（5.55-65）。更為關鍵性的地方在於，從斯巴達人的不滿中，我們還能夠看到雅典人的自由的另一面：自由使得雅典人變得愈發狂妄。這不僅體現在雅典人對斯巴達人直接的挑戰上，更體現在雅典人在面對阿里斯塔哥拉斯的態度上。希羅多德嘲諷地評價說：「欺騙一大群人似乎比欺騙一個人更容易。」（5.97.2）對亞細亞奢侈生活的誇張描述和對斯巴達力量的過分吹捧在斯巴達被一個小女孩輕易地識破了，但相似的說辭卻鼓動起了雅典人的野心。雅典人甚至不曾如克列奧蒙尼那樣詢問征伐波斯的路程究竟有多遠，那麼他們當然也不會清醒地去考慮，雅典人究竟是不是有足夠的力量與波斯對抗，而冒然出兵的決定又會在將來給雅典人帶來什麼。自由給了雅典人力量，但自由也讓雅典人變得狂妄。與其說希臘的勝利是因為自由給予了希臘人強大到足以對抗波斯帝國的力量，不如說是雅典人身上與自由相伴而生的狂妄使得希臘人有機會能夠僥倖取勝。正是同樣一種狂妄，讓雅典人毫不猶豫地聽從了泰米斯托克利斯的說辭去主動追擊波斯人（8.108-109），並在伯羅奔尼撒人返航後，又獨自跨過了赫勒斯滂的自然界限，進入了亞細亞（9.114）。
而對於波斯人來說，薛西斯的狂妄則使得波斯的征伐最終功虧一簣。正如阿塔班努斯一開始就提醒薛西斯的那樣，陸地和海洋這兩樣「世界上最重大的東西」在與薛西斯完成波斯帝國大一統的努力作對（7.49）。阿塔班努斯作為一個相當保守的形象，最精准地預言到了波斯大軍在未來所會遭遇的巨大挫折。當阿塔班努斯將「陸地和海洋」稱作「世界上最重大的東西」時，其實也就意味著，他非常清醒地意識到，人間的帝國力量在根本意義上仍然不是自然力量的對手。帝國的力量越強大，自然就越會與之相敵對，而這也就是災難到來的時候。阿塔班努斯無疑代表了和薛西斯的狂妄形成鮮明對照的審慎智慧，這種審慎能夠讓波斯人不至於遭遇到後來失敗，但正如薛西斯對阿塔班努斯的狂妄答復中所揭示出來的那樣，如果波斯的先王們都如阿塔班努斯那樣審慎，那麼帝國的偉業將永無建立的可能（7.50）。審慎是帝國的敵人，人性中最為根本性的狂妄和死而後已、永無休止的統治欲卻反而是帝國得以建立、並不斷擴張的真正內在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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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拉米斯之戰（Wilhelm von Kaulbach繪，油畫，1968） |
然而，薛西斯在闡述帝國的這一根本邏輯的同時，他沒有看到的一點在於，當人性中的狂妄在使帝國得以建立的同時，也將帝國引向了未來的失敗。如同阿塔班努斯所預料的那樣，波斯人遭遇了自然力量的屢次懲罰（6.44，7.34-35，7.42.2，7.188-191，8.12-13）。單單其中的一次風暴就摧毀了波斯人至少400艘艦隊，而這甚至已經超過了希臘聯軍所能調動的全部海軍力量的總和（比較7.188-191和8.43-48）。我們可以合理地設想，如果全部波斯海軍能夠完好無損地來到薩拉米斯與希臘人展開決戰，或許勝負尚未可知。在整部書中，希羅多德相當強烈地將自然的摧毀性力量歸因於神明的懲罰。他在三處不同的地方，分別借梭倫（1.32）、阿瑪西斯（3.40.2-3）和阿塔班努斯（7.10）之口傳達出他的洞見：神明熱愛嫉妒，當人的力量太過於強大的時候，神明就會通過自然力量降下災難，使得凡人所做的一切努力以不相稱的方式化為烏有。
如果薛西斯能夠聽從阿塔班努斯的勸告，以更為審慎而穩妥的方式展開他的征伐，那麼他或許也應當會有足夠的智慧在薩拉米斯海戰前聽從阿爾特密希婭的審慎建議，放棄在海上決勝的計劃，轉而在陸上推進（8.68-69）。顯而易見的是，阿爾特密希婭的方案能夠有效地使得希臘聯軍迅速土崩瓦解，而波斯軍隊無疑可以非常輕鬆地實現對全希臘的征服。雖然薛西斯對德瑪拉圖斯承認，這位斯巴達流亡國王的警告都一一在溫泉關戰役中得到了應驗（7.234），但他顯然沒能從這場慘勝中獲得任何真正切實的教訓。固然國王的親自督戰使得波斯軍隊的戰力有所提升，然而最終薩拉米斯海戰的結果證明，被風暴摧殘大半的波斯海軍遠非希臘艦隊的對手。
假如薛西斯足夠清醒地聽從了阿塔班努斯和阿爾特密希婭的建議，波斯帝國將毫無疑問地征服希臘人，並完成帝國的一統。然而，希羅多德想要展現給我們的並非波斯國王一時的不冷靜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而是試圖挖掘其深處的邏輯。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樣，帝國並不建立在審慎的基礎上，唯有人性中的狂妄才使得帝國的擴張成為可能，但這種狂妄同時也導向了帝國決定性的失敗。在薛西斯的不清醒的背後，導致他征伐希臘的努力失敗的正是隱藏在帝國基因深處的狂妄。對於波斯人而言，帝國的狂妄已經幾乎多次差點使得帝國走向崩潰。如果岡比西斯的瘋狂所導致的惡果沒有在大流士的殺伐決斷中被妥善處置，或者如果大流士沒有僥倖從斯基泰亞全身而退，波斯人甚至將沒有機會發動這場針對希臘人的征伐。無論是借穆護之手，還是借斯基泰人或希臘人之手，神明都會懲罰帝國，狂妄最終都將把帝國引向決定性的失敗，這是希羅多德為我們提供的最根本意義上的教誨，而這也正是帝國的必然命運。其實，早在整部書的開篇，希羅多德就已經向我們揭示了這一教誨：「無論是大邦還是小國，我在敘述的時候都是一視同仁的。因為先前強大的邦國，現在大都變得弱小了；而如今強大的邦國，在先前卻是弱小的。我之所以要對大邦小國同樣地加以論述，是因為我相信，人類的幸福從來不會長久駐留於一個地方的。」（1.5.3-4）建立帝國的努力是在與命運相對抗，而希羅多德則告訴我們，無論一時之間多麼強大的帝國，其與命運對抗的努力都將必然失敗，因而最終都仍將屈從於屬於帝國的獨特命運的安排。[5]
對於雅典人而言，我們在整部書的後半部分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雅典和波斯正變得愈發的相似。雅典人的狂妄使得他們能夠有機會戰勝波斯帝國，而這也意味著，雅典人自己建立一個帝國的努力已經走出了第一步（9.106）。神明對波斯人的懲罰，只是由於波斯帝國的勢力此時已經太過強大，引起了神明的嫉妒。而照此推論，雅典人能夠僥倖戰勝波斯，也不過是因為這時候雅典人的力量還沒有強大到讓神明嫉妒、降下懲罰而已。由薛西斯發動的這場戰爭開始於波斯大軍跨過赫勒斯滂港的自然界限，從亞細亞進入歐羅巴，而結束於雅典人反向跨過赫勒斯滂港的自然界限，從歐羅巴進入亞細亞。風暴摧毀了橋梁，為征服的事業帶來自然上的阻礙（對比7.34和9.114），但無論對於波斯人還是雅典人來說，帝國的事業都並不會因為自然界限的阻礙而終止。帝國恰恰是要打破一切的自然邊界，直到世界的盡頭。因而，希羅多德強烈地暗示我們，戰勝了波斯後的雅典人未來也會在狂妄和統治欲的支配下重新走上帝國的擴張之路，而當神明不再能忍受雅典人時，雅典人的帝國也將屈服於一切帝國的最終宿命，步波斯人的後塵。在整部書出人意料的結尾中，希羅多德又將讀者的視線從煙硝散盡的希波戰爭戰場拉回到了開篇第一卷居魯士的時代。面對波斯人希望統治他人的熱望，居魯士告誡他們，任何想要成為統治者的人也必須做好成為被他人統治的臣僕的準備（9.122）。對於波斯人而言，這是一個太遲的勸告。當波斯人走出崎嶇的山地，開啓帝國的霸業時，他們也注定要被捲入到帝國命運的盛衰之中。當希羅多德寫作《歷史》時，伯羅奔尼撒戰爭早已開始多年，但尚未決出勝負，雅典帝國也面臨著和當年波斯帝國同樣的困境。如果說《歷史》結尾處居魯士的話對當年的波斯人而言是太遲的告誡，那麼對於當時的雅典人來說，卻正是恰逢其時。在希羅多德看來，無論此時此刻的雅典人多麼強大，人性中的狂妄和帝國的無限擴張最終都將葬送帝國，這是帝國的必然命運，與人力的強大與否無關。如果雅典人繼續選擇帝國的擴張之路，他們也必將重復波斯帝國的命運。希羅多德雖然看到了伯羅奔尼撒戰爭在公元前431年的爆發，但他並沒有活到足夠長的年齡，因而他沒有機會親眼目睹16年後阿爾西比亞德率領雅典人幾乎全部的力量遠徵千里之外的西西里，也沒有機會看到這場大戰在27年後以雅典人的投降和雅典帝國的覆滅而慘淡收場。但如果神明為希羅多德增加一些壽數，讓他親自看到雅典帝國的結局的話，那他究竟是會為自己對帝國命運的根本判斷又一次得到驗證而倍感欣慰，還是會為雅典人的悲慘下場而感到遺憾？我們已不得而知。
注釋
- 希羅多德，《歷史》，徐松岩譯注，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英譯本依據The Landmark Herodotus, tr. Robert B. Strassler, Anchor Books, 2007），文中部分引用《歷史》處依照英譯本做了一定修訂，僅注明卷和章節，不再一一說明。
- 在「埃及志」和「斯基泰志」中，希羅多德大體上都遵循了從自然地理到習俗與宗教的模式。但兩者的不同之處在於，「埃及志」中在這兩個部分（2.5-34，2.35-98）之後，又梳理了埃及的歷史（2.99-182），而對於斯基泰人，希羅多德則僅僅介紹了前兩個部分（4.47-58，4.59-80），省略了對斯基泰人歷史的描述。之所以做這樣的處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斯基泰人始終過著幾十年如一日的生活，因而這是一個沒有歷史或者說「反歷史」的民族。
-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後來波桑尼阿斯卻因為想要統治全希臘的野心而勾結波斯國王薛西斯，最終被斯巴達人定罪，慘死於神廟。參見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徐松岩譯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1.95及1.128-134。
- 事實上，奧塔涅斯對「狂妄」做了尤其的強調，該詞在他的這段講辭中出現了四次。
- 波斯帝國的模式在整部《歷史》書中並非孤例，希羅多德有意為我們提供了多個類似的案例。在第一卷開篇，克洛伊索斯的呂底亞王國就是典型的例子，而更為簡潔而明晰的案例則是波里克拉底的興亡歷程：波里克拉底被希羅多德認為是「全人類當中第一個力圖建立海上霸國的人」（3.122.2），但他卻因為聽信了奧羅伊特斯的欺騙而死於異鄉，他的帝國霸業當然也就胎死腹中。從故事本身看，我們當然可以認為波里克拉底的失敗只是由於他的一時糊塗，沒有聽從占卜師和朋友的勸告，也忽視了女兒的夢的預示（3.124），但他之所以會做出這樣的選擇，仍是因為希望建立帝國霸業的狂妄和野心。雖然成就的功績懸殊，但波里克拉底的霸業和波斯帝國只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如果波斯帝國在一開始就遭遇到決定性的失敗，那麼波斯人的帝國事業不會比波里克拉底更傑出，而如果波里克拉底能更明智一些，或許他也能成就未來波斯人才實現的事業。在這個意義上，波里克拉底、克洛伊索斯和波斯帝國沒有本質的區別，他們的帝國或潛在的帝國都服從帝國命運的安排。因而，這三者構成了同構的關係，波里克拉底和克洛伊索斯也就成為了波斯帝國故事的縮微版本和提前預演，而由這三者分別的勸告者（阿瑪西斯、梭倫、阿塔班努斯）所說出的話，也即希羅多德在全書中所要傳達的最重要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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