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尤玲
編輯｜黃麒瑄
編者志
本文原載於「界面文化」（Wechat ID：BooksAndFun），經授權轉載。
十月初，十位歐洲保守主義的學者和知識分子共同發表了一份宣言，隨即被中文世界的學人翻譯成中文，一時嘩然，儘管有人認為這份宣言在其目標市場（歐洲）中並無任何影響，教人莫蜀犬吠日，但也有不少人以「子憑母貴」的態度，對這份宣言採取保守的態度，或給予較高的評價，但卻不願意去正面檢視「宣言」的自身價值，諸如政治影響力、思想內容。
本次轉載的〈《歐洲保守知識分子》的一篇宣傳真的值得我們重視嗎？〉，則是一篇解剖宣言的好文章，具體地分析了宣言的思想內容與現實處境，最後並從中文世界的角度反省宣言的意涵。
前言
10月7日，十位歐洲的保守主義「學者和知識分子」發佈了一份題為《一個我們能夠信靠的歐洲》的聯署聲明。在這篇分為36段的宣言中，作者們列舉了一系列他們眼中歐洲遇到的問題——基督教傳統遇到了世俗主義和世界主義的侵蝕，人們虛假地試圖在人間建立伊甸園而放棄了歐洲的「偉大」傳統，歐盟的一體化是精英控制而遠離了人民，社會不再鼓勵婚姻和生育，等等。在最後，作者們號稱要重新回到歐洲偉大傳統中，「一起來拒絕那種無國界的多元文化世界的烏托邦幻想」。
不到兩天，一些關注思想學術動態的中國知識分子便關注到了這篇文章。他們認為其中「折射歐洲思想與政治的複雜局面與前景」，迅速將之組織翻譯成中文刊出，引發了諸多討論。但與此同時，很快也有人指出：這篇看似重要的宣言，在歐洲並沒有得到什麼關注，其中的聲音在歐洲也屬於邊緣。同時，對簽署者的介紹中也沒有涉及他們的政治聯繫。這十名簽署人中，Lanczi Andras 是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的首席理論家，而歐爾班被認為是歐洲右翼民粹的代表人物之一，多次被批評使匈牙利走向獨裁；Ryszard Legutko則是波蘭執政黨「法律與正義」的重要人物，該黨同樣是右翼民粹的代表政黨。兩黨都主張強化總統，弱化議會，削弱甚至實質上取消憲法監督；Roman Josh在捷克為右翼總理內卡斯擔任人權方面的顧問，他曾提出，右派有權在歐洲文明「受到威脅」時建立右翼威權體制……
換言之，這份宣言本身是極具政治性的，這也就意味著我們不能草率地將其視為激發討論的材料，以價值中立的姿態將其拋入公共空間。誠然，在今天這個全球意識形態劇烈變動的大環境里，歐美各國都見證著民族主義右翼的復燃。知識分子不能在面對現代社會的種種問題時像鴕鳥一般把頭埋在沙裡。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無視這樣一份宣言的政治背景及其煽動性的訴求。這篇宣言所宣稱的問題和解決方案，到底有幾分道理？文章在歐洲受到冷待，卻得到中國知識分子的關注，又說明瞭什麼？
我們不妨從這篇宣言的立論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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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言的聲明稿中，提及了一個重要的關鍵詞“the true Europe”，但究竟什麽是真正的歐洲呢？（網頁截圖，底線為編者所添） |
空洞的「激進保守」
儘管宣言的作者們不遺餘力地強調「基督教」的歐洲本質，把穆斯林作為基督教歐洲不可化約的對象，然而有趣的是，其中的許多提法，卻常與各類宗教復興運動乃至原教旨主義的思路相似。
比如，宣言的幾位起草者毫不保留地褒揚基督教在公共生活中的重要價值，把基督教和古典德性並列為能夠聯結歐洲人的遺產，這種將政治公共生活與宗教相聯繫的思路，恰恰和他們反對的某些當代政治伊斯蘭運動所類同。舉例而言，宣言提出了很多政治「敗壞」的症候，表達了對當代生活的「假自由」的強烈不滿，他們談論當代的個人主義、物質主義等等問題，將其歸結為「敗壞的良心」、「棄絕的文化」和「假造的宗教」，訴諸「真實的歐洲」，要求真正代表人民的政客、繼承傳統的教育、強調道德文化，而無獨有偶，1950年代伊斯蘭激進原教旨主義的先驅庫特卜就認為，當代是背離了真主的「蒙昧時代」（Jahiliyya），一切在「真正的伊斯蘭烏瑪」降臨之前的社會都是蒙昧的。他們推崇未受污染的、充滿古典德性的穆聖與四大哈里發的「黃金時代」，和「回到古蘭經」的神學傳統，彷彿僅僅通過恢復這兩大遺產，就能夠治療當代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果。宣言的這些顧慮與主張，其實與當年的穆斯林兄弟會創辦時，幾乎是一模一樣，只不過要把「歐洲」改成「伊斯蘭」罷了。
而類似的保守主義觀念，也可以延伸到其他文化中，將宣言中的歐洲替換為美國、印度、日本等等，再將基督教和古典替換為各國的主打傳統資源，同樣都是通順的。全世界各國的保守主義都提出了同樣的問題，抨擊當代的空虛敗壞、嘲諷進步主義的虛幻，開出的藥方也都是懷古主義的，主張恢復w強調某種道德的傳統文化。在不同文化傳統的保守主義者之間，他們共同的敵人是現代社會，但他們看似獨特卻又無比相似的藥方，表面上是來自輝煌過去的優秀傳統，實際上不過是現代社會的影子。他們的保守主義恰恰是普遍的，是對普遍的某種社會結構的反應。更糟的是，這篇由「歐洲的獨特遺產」而生產出的文本反倒具有強大的普遍性，居然在各地引起普遍共鳴，恰好點出了這些問題背後是一個全球性的龐大結構，而宣言竟然對此只字不提。
這種二元對立正是文化保守主義的核心邏輯。對立中的一面是糟糕的現實世界，另一面是一個傳統文化的魅力烏托邦。當代世界里所有消極的時代因素和社會因素，都可以歸為糟糕的現實，和保守主義者的論敵捆綁在一起，成為其攻擊對象。與此相對的另一面則是與現實社會完全相反的另一個場域。這個場域里充滿了「公正、憐憫、仁慈、寬容、和解、仁愛」這樣的德性。這個場域被他們稱為「真正的歐洲」，它彷彿不依賴於任何現實政策的討論，就可以通過簡單的歷史鄉愁回歸人間。在建構了這個二元對立之後，他們才能夠重復屢見不鮮的核心觀點：保守才是「真正的革命」。
但是，如果現代歐洲社會已經那樣病入膏肓，我們無從知曉保守主義者所假設的理想古典社會為何能夠得以幸免。除了選擇性地閱讀歷史，將過去社會的種種片段進行採摘和編織，創造出一種屬於古典時代的美好圖景之外，宣言並不提供任何對人的境況（human condition）的社會分析，而僅僅是打著文化旗幟呼喚。在這一點上，文化保守主義者對社會的診斷倒是和法蘭克福學派的激進批判理論家們——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有不少相似之處，但他們在尋找答案時卻大相徑庭：激進批判理論家承認社會的問題，同時努力地在社會內部尋找出路；文化保守主義者則相反，許諾一個可以完全不受現實社會污染的古典社會，卻從未告訴我們骯臟的現實社會如何有可能為古典理想的復興提供土壤。這樣看來，「保守才是真正的革命」這樣的口號背後藏著的並不是一種現實主義關懷，反而是一種更堅定的、同時也更虛幻的進步主義。
其實，今天的種種文化保守主義浪潮——包括這篇宣言——確實切中了很多當下的問題症候：人們的生活陷入平庸，需要某種超越性的信仰——如宣言中所說，「大眾娛樂與物質消費並不能支撐起公民生活」、「經濟增長是有益的，但並不是最高的善」、「個人主義使我們彼此隔絕」等等，但他們對症候的診斷，和他們批評的後現代時代與「多元文化主義」一樣，是把一切問題變成「文化問題」，取消了歷史分析和政治經濟脈絡分析的。更不用說作者們端出來的「另類選擇」，始終模糊不清，除了同義反復的「負責任的替代選擇是真正的歐洲」，唯一讓人能明白意思的只有「復興國家的統一和團結」這一句。誠然，在那種由統一市場、跨國的官僚機構以及油腔滑調的娛樂所構成的「人造的沒有靈魂」的團結之外，人們有必要尋找替代選項。但是這個替代選項就只有宣言中所宣傳的「民族主義」的歐洲嗎？連宣言推崇備至的基督教，其主要派別天主教都指出，人和人之間重新建立團結（solidarity）的重要方式，就是「中間團體」（intermediate bodies），即政府和企業之外的各種組織。而面對宣言作者所懼怕的「企業巨無霸」，各國左翼長期以工會和左翼政黨為形式的行動，難道不比空泛地呼喚「歐洲德性」更加真實嗎？因此，這份保守主義宣言的核心邏輯問題在於，在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認為的，與古典社會完全斷開的現代社會里，它試圖讓人們丟掉所有現實，去追尋一個可疑的舊日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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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在召喚哪個歐洲？
這則洋洋灑灑數萬字的宣言，標榜的「真實的歐洲」，但它嚮往的歐洲，可能只是一個缺少歷史縱深的幻夢。它所訴諸的宗教和歷史傳統，和歐洲的歷史背景其實並不相符。
宣言強調了歐洲文明的兩個主要來源，一是「基督教根基」，二是「古典的根基鼓舞著卓越的德性」。然而它對歐洲文明的源頭——古希臘羅馬文化，除了空洞的贊美之外只有一句話：「作為歐洲人，我們努力成就偉大（greatness），這是古典德性中的王冠。」
眾所周知，「偉大」是特朗普的王冠（「讓美國再次偉大」），而不是什麼古典德性的王冠。古希臘哲人柏拉圖提出智慧、勇氣、節制、正義四種德性，為亞里士多德和基督教哲學家所發展，他們討論的德性完全以「人」的本性和幸福為出發點，絕不是某地某民特有的東西，這些德性也絕不可能用一句「偉大」去概括。柏拉圖親身經歷了祖國雅典稱雄地中海，在經濟上、文化上、政治上全面「偉大」的時代，但他對那樣的雅典唯有厭惡二字。中世紀早期，當古典文化在歐洲近乎失傳之後，古希臘羅馬的思想成果依靠阿拉伯文獻逐漸傳回西歐，才使歐洲恢復了關於古代世界的大部分知識。今天這群古典文化的優秀傳人口中「真正的歐洲」是不是有點荒誕呢？
宣言將基督教視為歐洲的標誌。但「真實的基督教」卻並不認為自己是歐洲的獨特文化。基督教本身就是起源於亞洲，其重要分支「天主教」的名稱（Catholic）也是希臘語「普遍」的意思。聖經舊約雖然以猶太民族為上帝的選民，但新約卻指示信徒去四處福音傳給全人類：「不再分猶太人和希臘人，奴隸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因為你們眾人在基督耶穌內已成了一個。」（加3:28）
令人覺得好笑的是，《宣言》處處都表達出和當代歐洲基督教主流思想相背離的觀點。比如強調歐洲是歐洲人的歐洲——殊不知天主教卻認為歐洲並不是歐洲人的歐洲，現代教會認為「大地及其所有，是上帝供所有人及所有民族使用的。」《舊約》中，上帝曾告誡以色列人善待居住在他們中的外邦人（出23:9）：「不可欺壓寄居的；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作過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當代教會則明確指出移民問題的根源是國家間巨大的貧富差距，認為接受移民的國家有義務保證所有人不受歧視。當前歐洲處在恐怖襲擊創傷中，有人動輒將其歸咎於某一特定的宗教或種族。相比之下，天主教也強烈譴責恐怖主義，但強調人們要有勇氣去分析恐怖襲擊背後的各種原因——「人權長期被踐踏和正義得不到伸張的情況下，就更容易招募恐怖分子」。
在歷史和現實中，基督教是由許多不同思想和勢力交織而成的，它不僅是一套關於天國和救贖的精神綱領，也是浸淫於俗世生活的一種現實力量。作為後者，基督教的某些形態成為了現代社會中許多人通過剝削壓榨來追求個人財富之余的一種心靈贖罪券，正如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所分析的：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太高尚了，太唯靈論了」，因此在現實中只能被高高掛起；而某種利己主義的精神其實「成了基督教各國人民的實際精神」。當然，這其中也不是沒有奉獻，只不過如宣言所說，「我們所作的大部分犧牲都是為了我們的伴侶和孩子」。《宣言》作者懷念的那種「基督教的歐洲」，莫不就是這個版本的基督教吧？
宣言中還批評說，歐洲「受惑於一種對進步的必然性的迷信」，導致今天的種種問題，因而開出的藥方是「回到傳統」，是「守護、維持並捍衛真實的歐洲」。誠然，自啓蒙運動以來，歐洲的確帶有一種強烈的進步主義心態，但對進步的迷信，早就在兩次大戰之際就受到了嚴重的打擊。而另一方面，從康德到黑格爾，從法國大革命到戰後，長達兩百多年的歷史中，進步主義的論述一直發揮著作用。如果說保守主義是要保存某種已經存在在社會中的優良傳統的話，那麼過去許多年的傳統，其實不正是進步主義嗎？
而有趣的是，這個幻想中的歐洲，為什麼會被帶到其他話語場中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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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人之後，全球公民的我們又該如何看待這份宣言 |
兼聽則明？知識分子的新鴉片
這篇在內容上沒有新的洞見，在英文環境里的影響力也遠不夠大的宣言，之所以被譯介到中文公共空間里，出於善意的揣測，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知識分子們抱有一種對反對意見「兼聽則明」的姿態。回望在過去的數十年，許多知識分子秉承著哈貝馬斯式的溝通理性口號。「重申啓蒙」，強調理性、對話和理解，成為了某種集體信仰。在這一模式下，人們相信許多社會問題的原因，要麼是因為「啓蒙」不夠——知識分子沒有把自己的先進思想傳播到民眾那裡，所以需要深化啓蒙；要麼是因為人們溝通不足——沒有充分在不同意見的人群之間實現互相理解，所以要多瞭解不同意見，「兼聽則明」才能避免這一問題。
2016年是這一模式受到劇烈挑戰的一年，從美國到歐洲，右翼民粹的力量崛起，特朗普上台，英國脫歐，「被拋棄的鏽帶工人」、「不滿歐洲一體化的底層」成為了許多人的新談資——既然這些人對這些顛覆舊有格局的事件如此重要，希望世界往更進步方向前進的知識精英，是不是就應該反省自己，反省自己沒有足夠和他們溝通，沒有聽到他們的聲音？在2016年的下半年，湧現出了很多這樣的批評，或是批評歐美左翼與自由派「離地三尺」，不願面對底層，或是抨擊操持進步理念的精英們抱團取暖，享受「同溫層」的泡泡。
這樣的批評固然值得讓知識分子反思自己，但同時也高估了當今社會里知識分子對時代意識形態所能起到的影響。當今的輿論生態、文化走向，並非知識精英的態度所決定的，互聯網興起，社交媒體發達，資本驅動的新技術形態早已決定了今天的話語場會實現某種程度的「民主化」。在全球範圍內，公共社會里的民粹思潮背後的推動力是國家機器與資本的合謀。通過互聯網這樣的新技術渠道，民眾完全可以繞過知識分子這一媒介，與資本控制的平台無縫銜接，在這樣的平台上揀選自己所希望看到的知識。傳統知識精英的在社會中的位置，則不可避免地降低了。
知識分子本身面對這樣的時代背景，應該更為審慎，也更為嚴肅地處理自己與民眾之間的關係。把時代的症候簡單歸結於溝通的缺乏或啓蒙不足，誠然是輕鬆容易的思考方法，但這種方法前後承襲多年，與其說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法門，不如說是知識分子的新鴉片——它看似切中了些許問題，但只是治標不治本的鎮痛手段。這次宣言的引介也是如此——歐美的另類右翼與民粹思潮，已經有大量或從政黨組織出發，或從文化歷史出發的分析思路，也有大量民間的、活躍的、值得研究的表述。得到重視的，卻是這篇既不被進步派看上眼，又至多只算是右翼民粹運動注腳的宣言。作為一份思想斷片，它既充滿空洞的詞彙又缺乏社會、歷史、政經角度的洞見；作為一篇政治引導，它也不涉及具體議程與政策走向。在這個引介的過程中 ，知識分子「兼聽則明」的習慣姿態除了煽動排斥特定群體的情緒，對社會的議程沒有任何幫助。
兼聽則明的態度無疑是重要的。但真正的「兼聽則明」要求知識分子更負責任地理解話語產生的語境，以及語境背後的權力結構和社會圖景。社會的公共空間並不是道德真空和權力真空，人文社科類的知識本身亦非價值中立。兼聽則明不需要我們犧牲立場。換句話說，面對這樣一份政治煽動性極強的宣言，真正「兼聽則明」的人需要旗幟鮮明地表明立場，而不是單純翻譯出來任大家評判。如果這樣的操作都可以被接受，那麼任何宣揚極端右翼言論的行為，都可以自辨為是為了促進雙方的理解。這種行為是知識分子的不負責任和失職。就算我們打算追問更深層次的問題，例如為何是歐洲？為何是歐洲作為一個被召喚的「傳統」幽靈，作為一個被破壞了的伊甸園的形象，得到了各種「激進保守」思潮的共鳴，這背後是怎樣的全球政治經濟與文化脈絡？這些問題也需要更細緻的歷史和社會分析，而不是把一篇純粹的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宣言當做「值得討論的話題」。
宣言
華東師範大學世界政治研究中心譯（2017年10月9日）。《歐洲保守派知識分子巴黎發表聲明《一個我們能夠信靠的歐洲》。《澎湃新聞》《思想市場》專欄。2017年10月30日，取自：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17875A EUROPE WE CAN BELIEVE IN（2017年10月7日）。2017年10月30日，取自：https://thetrueeurope.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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