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安琪
簡介｜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系政治學理論在讀碩士研究生
興趣｜早期現代政治思想、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
引言
自17世紀的社會契約論的提出以來，近代政治學研究中一個可以清晰辨識的研究視角便是國家-社會研究路徑，該路徑一改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的「政體」整全化的研究傳統，將政治共同體視作國家與社會的二元結構，國家作為一個擁有自身獨立目的和運作原則的有機體在政治世界中發揮作用，其與自然發展的社會之間存在著一定張力，而這一張力為諸多現代政治現象提供了合理的解釋。沿此路徑進行政治學研究的不僅有霍布斯、洛克、黑格爾、馬克思等近代政治思想家，更有巴林頓•摩爾、道格拉斯•諾斯、查爾斯•蒂利、斯考切波等等現當代比較政治學的領軍人物，由該視角啓迪的政治學研究類型可謂蔚為大觀。從政治史的角度上看，民族國家從16世紀的基本定型到17-18世紀的濫觴、再到19世紀成為理解西方政治共同體的基本單位這樣的政治現實，深刻地影響了近代的政治學者和思想家，這其中就不乏一些學者以國家為基本立足點，深入思考國家本身的政治意涵及其在政治現實中的地位作用，梅內克就是其中之一。本文主要以他的著作《馬基雅維利主義》為基本線索，跟隨梅內克的腳步思考「國家理由」（reason of state）在現代政治現實和政治思想中的發展脈絡，探索在國家中心主義研究路徑中這一最為極端的形態在歷史中的流變，進而更加深入地認識現代國家的起源和本質。 |
| 《馬基雅維里主義》中譯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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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理由的基本概念範疇最早由馬基雅維利提出，而作為政治觀念的Ragione di Stato則在1547年由意大利人文主義者焦萬尼•德拉•卡薩第一次正式提出，並成為早期近代政治研究中的重要話題之一。在18世紀西方民族國家日臻成熟之後，社會契約論日漸興起、公民社會逐漸成型、啓蒙運動的推廣和第一次民主化浪潮的推動之下，這一概念的影響逐漸式微；直到20世紀，面對意識形態的爭端和現代政治的危機，對國家的深入思考才再次回到西方學界的視野之中。對「國家理由」這一概念的研究也在學界產生了三種經典範式：以梅內克為代表的「觀念史」範式，講述了以「自然法」為代表的「道德」和以「國家理由」為代表的「權勢」抗爭的歷程；以福柯《安全、領土和人口》為代表的「譜系學」範式，敘述了從中世紀的「牧民」到現代「治理」的轉變，以及此間「國家理性」的強勢崛起；以維羅里的《從政治學到國家理性》為代表的「概念史」範式，則鋪陳了一段蕩氣回腸的意識形態革命傳奇，其中，「國家理性」最終造反成功，並成為「公民哲學」和「公民理性」的「掘墓人」。這三種研究範式中，梅內克因其身處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德意志這一特殊的歷史背景，對于思想史和政治史整全、淵博而又深入的研究梳理，以及其對該領域研究的開創性意義而獲得了更多的關注。從事歷史學研究學習的朋友可能更加熟悉梅內克這位德國歷史學家，他生於德意志統一前夕的1862年，卒於冷戰拉開序幕的1954年，可以說他的一生恰好目睹了德意志民族從四分五裂的散沙狀態走向歐洲列強、再經歷兩次世界大戰而衰落的全部跌宕起伏的歷史經歷。在他的學術生涯中，對德意志民族的熱切關注和對歷史本質的深入思考始終同時指引著他的研究方向，而但凡對現代歐洲政治史稍有瞭解的人都會知道，德意志民族從邁向崛起到墮入軸心國挑起侵略戰爭並最終失敗的歷史現實，與德意志文化里探求倫理世界意義的偉大成果，二者之間的巨大縫隙必將給任何一位學者帶來難以名狀的困惑，梅內克概莫能外。梅內克將他的歷史研究和其個人的內在體驗緊密地聯繫了起來，作為一名歷史學家，他對歷史作為研究對象的客觀實在性有著執著的信念，因而他一面極力反對布克哈特式的批判權勢政治本身的道德說教，認為將個人的價值評價帶入對歷史的客觀研究中是道德理想主義者對現實的忽視與逃避；而作為一個道德高尚的個人，他又很難墮入道德相對主義，對德意志民族的百年近代史，尤其是1918-1933年魏瑪共和國的墮落無動於衷。今天所討論的《馬基雅維利主義》這本著作於1924年出版，該書一經問世即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關注，學界普遍認為這是梅內克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著作，它起自對馬基雅維利思想的辨識與展開，終於對當代德國政治的反思與展望，以浩瀚的篇幅和精細的筆觸追蹤了「國家理由」概念衝破宗教、道德和法制的束縛走向現代政治支配地位的思想歷程。而這部著作恰恰是梅內克作為一名有良心的知識分子，留給學界的一部痛苦掙扎的悲劇式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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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瑪共和國的墮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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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基雅維里主義》這部著作的核心討論問題，就是「國家理由」這一概念。身處20世紀初的現代政治狀態之下，面對德意志民族近代以來的政治經歷，梅內克將他的研究注意力集中於權勢政治這個主題，他延續馬基雅維利的思考，認為在人與命運彼此爭鬥、價值與因果關係彼此抗衡的中間地帶的所有現象中，掌握權勢的國家最為重要。在現代政治史中一直並行關於權勢政治的兩種理論，而且他們始終彼此爭奪對人心的主宰，一種理論源於斯多葛和早期基督教，譴責國家集齊所有活動，認定國家本身就是惡；另一種起源於近代，它將政治同道德分離開來，認為國家的權勢慾望是一種純粹的自然現象，國家不可能是自己擺脫這種膨脹的權勢衝動，因為國家本身就是一種有機體的存在，因而必須如此維持和成長，而國家生存的基本原則就是「國家理由」。梅內克在觀點上站在第二種現代傳統一邊，他從國家的起源開始論證：國家既源自統治者個人的權勢衝動，又源自臣民的通過被統治得到補償的需要，而臣民本身潛在的追求權勢和生命的衝動反過來也滋養了統治者方面類似的驅動。權勢（pleonxia，貪婪）作為一種僅次於飢餓和性慾的本原的人類衝動，不僅局限於攫取為生存和健康直接所需的，更使人產生自我陶醉，甚至其本身就是共同體建立的基礎——「假如沒有早先暴君和統治階級那殘酷無情的權力攫取，連同所有與之相伴的恐懼，本會永遠達不到建立國家的階段，永遠達不到人被教導得足以履行種種需要共同承擔的偉大人物的階段」。在這一驅動力的共同驅使之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被這一紐帶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而形成了共同利益，國家不再是社會契約論者眼中的必要的惡或者工具，而是成了緊密相連的共同體，一個超越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超越了所有階級和個體的有機結構體。從這個角度上講，國家是自然的。另一方面，國家作為有機體維持生長的根本目的是國家利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持久張力迫使前者必須理性看待自己的統治，使得統治者的權勢衝動被限制在體系的界限之內，在這一時刻「國家理由」就誕生了。作為民族行為的基本原理和國家的首要運動法則，「國家理由」指導政治家在國家特定時代特定環境中追求特定的價值和目的以維持國家的健康和力量，也就呈現出一種「國家必需」的性質。但與此同時，你死我活的權勢政治不會是國家的終極形態，國家必須呈現出某種道德價值上的關照以維持內外穩定，這就帶來了最初的困難——為了維持權勢，實現國家最終目的，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不受道德和法律的約束？以非道德的權勢為生命的國家肯定不可能任由自己的權勢受到道德或法律的限制，但道德世界的關照使得國家在權勢方面的自然力開始隱退，國家的價值取向也開始明晰，出路就是自己頒布法律樹立道德，試圖使得國家內部道德和權勢能夠和諧共存——「國家理由」便提供了一套終極目的和價值的解決模式，那便是將超越個別個體或階級的國家及其全部人口的福祉當做終極價值和目的，而達到這一目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便是維持和擴展權勢，「國家理由」在權勢與道德之間搭建了橋梁，呈現出的最終狀態：「有一種崇高的道德目的，但與此同時，爭取著目的的手段依舊是，而且必定始終依舊是殘酷的和原始的。」一切由國家理由激勵的活動，都不斷在光明與黑暗之間徘徊。因而，梅內克將國家精妙地比喻為「一種同時棲息於倫理世界和自然世界的兩棲動物」，每個生活在國家中的個人也同樣具有倫理和自然的兩個面向。
然而權勢與道德之間可怕的內在差異使得歷史上所有將國家納入完美的道德圖景中的嘗試均告失敗，掌權者無時無刻不受濫用權勢的誘惑，這使得超越道德界限的權勢政治所造成的政治災難屢見不鮮，不僅有對內的暴政更有對外的戰爭。如果說在國內，歷史發展造成的國家權勢的集中還能使得掌權者不受同另一競爭權力作鬥爭的誘惑而越過道德界限，最終實現「國家理由」同正義和道德保持一致，那麼在同其他國家的關係里，國家互不信任的國際環境恰好為「國家理由」衝破道德限制、墮入權勢誘惑提供了絕佳的藉口，「悠久古老的競爭將再次從頭開始」，權勢政治放肆無度地超越理性和道德的界限，並以其最必不可少的工具——戰爭的方式展現出來，而無論如何戰爭都標誌了文化標準的崩解和自然狀態的重現，「顯然，國家必然作惡」。梅內克在這種巨大的衝突之下既沒有選擇道德相對主義，也沒有成為衛道士，而是以歷史學對全然沈思的理想，試圖展現「國家理由」重演不息地墮落為原始權勢的悲劇性歷史，他相信通過拋棄道德說教的歷史性研究，其本身也能產生一種道德的派生效果。
自然與倫理、政治與道德的張力是梅內克寫作的核心焦點之一，國家理由衝破層層限制走向自我完善的過程便是梅內克眼中歐洲現代政治史的過程。但在更深層次，「國家理由」並非整全性哲學體系，由於它和國家利益以及權勢緊密相連，國家利益本身是普遍而永恆的，但具體的國家利益確實個別而可變的。同「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中國古諺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梅內克引用了一句西方諺語來闡述政治利益的本質：「蛛網織而復破，破而復織，一種沈靜的法則主宰者轉換的奧秘。」在流動不居的權勢利益中奮力掙扎，不僅把梅內克的注意力引向了真正在政治舞台上親力親為的偉大政治家，更使他從中把握了國家理由與當代歷史主義之間微妙的聯繫。「國家理由」的概念本身在其歷史的形成中要遠比他在作為一種觀念的自覺理解中表現的清楚，而對思想史的探究不應該停留在蒼白的皮影戲陳列，而是要深入世界史的血液之中，從「觀念史」的角度尋找國家理由在現實政治世界中的展現、對各種世界觀和思想模式的影響——這也成了《馬基雅維利主義》寫作的第二個關注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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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基雅維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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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闡述了國家理由的基本性質之後，梅內克開始以歷史為線索延續他的研究，他將「國家理由」觀念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6世紀到17世紀前期，被他稱為幼年專制主義時代，代表人物是馬基雅維利。在他之前，古代國家通過世俗觀念將個人倫理與國家倫理統一起來，雖然也見證了雅典人同米洛斯人對權勢政治的可怕洞察，和斯多葛派對道德與國家之間衝突的討論，但總體而言「國家理由」觀念仍舊束縛於個人人格，僅作為統治者行為的一種辯護，而從未向一種超越個人的、獨立的國家人格概念昇華；基督教時代則通過超越世俗的彼世價值和天真的道德感宣告了古代「國家理由」的尾聲，中世紀晚期教會在世俗政治利益對統治技藝的需要以及民族國家的初始成長促進了國家意志的中心變遷，但國家權力仍舊被歸屬於作為理想法律的自然法之下。馬基雅維利是在「國家理由」本質這一問題上工作並以「國家理由」進行思考的第一人，他在國家理由問題上的核心闡述就是「德性」，運用這一概念，他不僅將統治者的利益和公民的利益統一到同一個政治話語之中，更在於其選擇的這樣一個詞義豐富的倫理話語能夠將政治現實主義和道德理想主義統一起來——它既意味著一個人隨時為公益作奉獻的準備，也意味著國家偉大創立者和統治者的智慧、經歷和抱負。「德性」展現了世俗國家統治者的視角下的政治世界，並呈現出某種必要的生機和活力，同「命運」和「必需」的結合更展現了一個高於傳統道德範疇的領域。但馬基雅維利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這一新的道德話語同傳統的基督教道德話語之間的衝突，雖然在《論李維》中馬基雅維利成功地表述了自己對於共和的熱愛與國家最高利益的統一，但「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倫理表述還是激怒了同時代的其他人。這一概念隨著文藝復興的發展和政治現實的演進逐漸傳播到了整個歐洲，其中不乏起而反對者，但這些反對者中，博丹希望通過論證合法性為國家提供法律約束，卻反而展現了國家內部權勢的迫切需求所形成的主權概念因而將權勢成功整合進現代憲政國家理論之中；博卡里尼把握住了馬基雅維利思想中政治與道德、倫理與歷史的雙重困境，並通過自己因對西班牙政策的冷嘲熱諷而最終被暗殺的命運將其從黑暗中揭示了出來，反倒發現了以「國家理由」行事的天然性和不可避免性；作為道德理想主義者的康帕內拉將其一生獻給了同「國家理由」的殊死搏鬥之中，然而在試圖將西班牙帝國轉化為文化國家「太陽城」的論證過程中，他不得不運用起「國家理由」的工具構建起一個合理化的國家，以作為文化國家的準備條件，這恰恰反證了16-17世紀人們對政治世界天真的想法，以及「國家理由」足以控制其最激烈的反對者的強大力量；而17世紀頭一個十年中「國家理由」概念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廣泛流傳，更是通過對個別特殊的國家利益的闡述，將相對化的思維引入了舊基督教價值體系之中。到了黎塞留統治法國時期，由浸潤在互不信任環境中培養起來的專業外交官們，締造了「最佳國家利益」這樣一個結合了倫理性和相對性的概念以作為國家行動的指導原則，終於將「國家理由」抬升到了高過統治者的地位並使其進入了更高階段；而黎塞留的背後一位名叫諾代的重臣，將巴托羅繆屠殺美化為為了「公共利益」服務的「政變」（coups d’etat），更提煉出毅力、公正和審慎三個要素作為以「國家理由」為準則行動的政治人的更高倫理可能。至此，「國家理由」因其自身特性和其造成的一切教條價值的鬆弛，已經成為了為啓蒙鋪平道路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粗魯的專制主義即將發育成熟。第二階段是成熟專制主義時代，時間上對應的是17時期後期到18世紀中期，代表人物是弗雷德里克大王，也就是眾所周知的腓特烈大帝。這一時期實際上是以自然法研究和社會契約論的崛起為背景的，作為權勢政治的勁敵，自然法從中世紀晚期開始一直約束著普通法乃至「國家理由」的發展，但梅內克對自然法學者卻多有批評：格勞秀斯還沈浸在自己對人性的樂觀看法中，也許看到了現實政治世界的多變與權勢的本質，但由於其對國際法的忠誠，淪為了舊式道德幻想的站隊支持者；霍布斯繼承了馬基雅維利對普遍人性的悲觀主義看法，也自由運用自然法的方式將「國家理由」以「利維坦」的機械原子化方式抬到了權勢的頂峰，但個人主義的方法論出發點既同後世邊沁式的功利主義產生了聯繫，又在無形中束縛了他，對叛國公民個體的寬容這一違背「國家理由」原則的漏洞使得他停留在17世紀的思想困境中未能領悟「國家理由」的真諦，對世界和生活偉大看法的熱忱是不可能通過機械原子論和利己主義達到的；重視個體利益和倫理價值的觀點也同樣束縛住了斯賓諾莎，但其為國家理由開闢了一條理性的道路並最終通向了黑格爾。梅內克高度評價了普芬道夫，這位帝國史官敏銳地觀察到了日耳曼民族的現狀並指明瞭國家擺脫神學束縛、邁向統一才是解決德意志問題的最佳方案，並且發現了依據「勢力均衡」（trutina statuum）估量歐洲同盟動機、前提假定和局限性這一國家利益觀念所能產生的最精妙的探究之一。17世紀流行的利益觀念削弱了相信絕對真理的教條精神，將每個國家都擁有的自我中心權利當做一種最高天然衝動接受下來，到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之後形成了強國之間約定的「習俗」作為全歐洲的規範流傳下來，「權勢的鐵臂戴上了絲絨手套」，「國家理由」的概念開始更深地嵌入歐洲歷史的脈絡中。前代人的奠基為腓特烈大王開闢了通路，使得身兼政治家和哲學家身份的他能夠利用和改造「國家理由」的概念，將啓蒙的理性之光照進權勢的黑箱之中，在舊權勢國家和新啓蒙理想之間架起了橋梁，曾經阻礙權勢徹底倫理化的不良王族傳統、無知的個人慾望和王朝動機被一掃而空，權勢的擁有者在粗糙純粹的理性指引下認清了對整個國家的基本義務。腓特烈用其人道主義的意識形態將權勢政治拉出了傳統倫理的黑暗泥沼，結合18世紀開始盛行的自然神論，徹底擺脫了基督教約束，收拾權貴橫行、帝國不舉的殘破山河，最終以開明專制的普魯士君主聯盟的方式為日後德意志的統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腓特烈也觸碰到了時代的壁壘，人道主義國家和權勢國家的差異在他身上體現的如此之明顯，他不能像盧梭那樣做一個從底層起義的革命者「與自由的人民一起站在自由的土地上」，只能沿著馬基雅維利的不潔手段，在他的時代把自己當作「國家理由」的工具，以服務於君主制為途徑接近他心中的人道主義理想。人道目的仍舊不能納入「國家理由」之中，康帕內拉的悲劇在腓特烈身上得到了放大式的演出。
第三個階段是對晚近德意志歷史的考察，對應時間是18世紀晚期到19世紀，開啓於黑格爾，並以黑格爾作為最傑出代表。黑格爾生活的19世紀佔優勢的政治話語已經不是基督教式的傳統倫理，而是法國大革命所帶來的個人主義式的現代倫理，黑格爾擺脫了個人觀念的束縛，深入思考人類歷史領域的問題，而政治現實主義與道德理想主義這對馬基雅維利時代就存在的矛盾在當時的德意志已經換了模樣，革命之後歐洲的普遍話語成了經驗與理性、實存國家與理想國家之間的分裂。為瞭解決這一問題，黑格爾通過辯證法的方式，先提出了「存在即合理」這樣調和同一性觀念和個體性觀念矛盾的偉大觀念，普遍與特殊、絕對與相對實現了統一，解決了「國家理由」在歷史主義層面的問題；另一方面，他將人類歷史視作世界理性的逐步實現，又將其應用於國家層面，將國家視作實存的倫理實體、理性的最終承載體和最終目的，既同時包容了馬基雅維利的目的和手段，又從形而上學的層面回應了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城邦政治傳統並超越了他們，將冷酷無情的現實主義和形而上的超然態度結合起來，構築了宏偉的理論體系，實現了國家在倫理層面的飛躍，使得國家理由得到了更深層次的重新奠基並在19世紀煥發一新。如果故事只講到這裡那麼真的成了海涅筆下的「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但黑格爾理論中理性的狡黠掩蓋了可能導致的道德麻木和權勢擴張，政治倫理問題過度的鬆弛僅存其對馬基雅維利手段「特定情形才可被允許」的保留性脆弱屏障，這一問題埋下了危險的伏筆。接下來由費希特展現出的國家的民族化與新的民族國家思想使國家更加道德化也導致一種不道德因素，原本被現實理性壓倒的道德因素在後世的蘭克《論列強》那裡再次佔據上風，梅內克敏銳地指出，民族主義的道德制高點一旦戰勝了國家理由中的現實理性因素，就會衝垮國家，造成可怕的現代民族主義；與此同時，權勢衝突被國家理性約束後使得國家本身內部生機不再的問題，也有可能依靠特賴奇克那裡的戰爭來解決——從某種程度上講，在1924年他就遇見了日後以極端民族主義凌駕於國家主義的納粹的到來。
結語
在《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最後一章，梅內克回顧了「國家理由」在思想史構建中的巨大作用，它建設了現代國家的權勢和它的有效機器，幫助構建了現代精神，促進了現代人的不可知論、功利主義和理性化；與此同時他也反思了「國家理由」的溶解效應，它削弱了道德的構建能力，使人們變得鐵石心腸。在專制主義成熟化的1814-1914年這一個世紀里，「國家理由」約束著諸大國避免大規模戰爭，這使得人們懷著樂觀主義的心態邁向新世紀，而這種過分樂觀的心態在經濟革命和民主浪潮襲來的時代籠上了一層陰影，20世紀之後的大國權勢由黷武主義、民族主義和資本主義三大力量塑形強化，三者互相影響之下的現代國家呈現出了可怖的一面，其毀壞性大有空前嚴重之勢，「德性」與「命運」的歷史舞台劇再次上演，歐洲文明的前途卻更加黑暗。此時重新思考「國家理由」界限的老問題，重新展現政治與道德之間可能的關係，就顯得愈發必要。作為在剛剛結束的一戰中的戰敗國，也作為「國家理由」在專制主義時代最為深刻的繼承者，德意志的現代心靈有理由也有能力更敏銳也更痛苦地感受到理性道德理想與實際歷史過程之間的巨大矛盾。在全書結尾，梅內克不無悲觀地說：「我們只能訴諸執政的國務活動家，要求他總是在心中既想著國家，也想著上帝，如果他不要讓自己被惡魔（他尚不能完全擺脫的惡魔）征服的話。」事實上，這種悲觀的情緒不僅僅在全書最後展露出來，而是貫穿了梅內克學術生涯的全部。他既不願屈從於由政務家操控的滾滾向前的歷史車輪，也不願淪為空泛的道德說教者，在梅內克靈魂的最深處，勇敢的馬基雅維利、悲情的腓特烈大帝和智慧的黑格爾同時存在著，他用他悲劇英雄式的勸誡宣示了自己的尊嚴。在這之後，無論是1933年試圖通過新柏拉圖主義的善觀念世界獲得平靜的《歷史主義》，還是1946年重新反思法西斯戰爭的《德國的浩劫》，人性尊嚴的光芒始終閃爍在梅內克的著作之中。梅內克著作思想之深邃，學術之淵博，論證之清晰，都是我們值得學習的品質，然而我個人認為作為一位學者，梅內克最值得我們學習和尊重的，就是他始終堅守自己的道德准則並為之 ，他的痛苦與困惑也正是他卓越人格的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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