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許松影
簡介｜華中師範大學社會學院碩士
興趣｜社會理論、文化研究與政治哲學
興趣｜社會理論、文化研究與政治哲學
作者志：我的意見完全有賴於何青翰碩士的文章，而致謝要比爭論的感情更為強烈。
前言
從社會影響上看，電視劇《人民的名義》無疑是現象級的，不僅收視率創下紀錄，而且與記錄相符的是它在現實生活中激起的反應，從街頭巷尾眾人對劇中台詞的戲謔使用，到嚴肅學人、媒體、團體、刊物的關注和反思，縱觀新中國電視劇發展史，單就這一方面而言，或有可能粗粗再現西方世界當年觀看《達拉斯》的盛況[1]。
的確，一個人要花費不少的想象力，甚至於有些自欺，才能說服自己把《人民的名義》看成一部傳世之作，一件真正的藝術品，媒體、藝術設計和表演的專業人員以相當客觀的態度指出其剪輯、敘事、演員表演等方面的不足，這大多為人所採信。但是，正由於藝術和審美確實有其自身的、相對自主的領域和法則，所以這種內部性恰恰不足以說明它刺入現實或說其他領域的力度，在韋勒克機智地區分出文學的「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並以較為批判和否定——這種態度顯然有某種防禦性深藏其中——的眼光看待和審視後者的時候[2] ，反而充分說明瞭只依靠一套成熟的、提純過的甚至於先天的文學與藝術法則來評價一部文藝作品是完全不夠的，人們實在有必要在不考慮它以如何精良或者如何粗糙的手法來表現現實的情況下，集中關注於它如何穿透了迷霧（其成分與性質顯然極其複雜）並揭示出或是呈現出的社會現實問題，同時還要考察它的穿透在社會中引發了怎樣的漣漪，不同領域與不同階層的人又是怎樣接受和消化這樣的穿透和它所激起的漣漪，而這一切被蔑視為庸俗文學社會學顯然缺乏依據。
在我看來，何青翰碩士的這篇《隱匿的對話——論<人民的名義>的「寫實」》就是一份這樣的傑出分析，儘管文章並沒有討論以上全部內容，並且提升到了更高的高度，從中看出且得到了某種政治寓意。為盡可能遵照原文，似有必要簡略地對其加以總結：在作者看來，《人民的名義》是一部反映現實政治生態的「反腐劇」、「正劇」，從該劇可抽繹出兩條線索，分別是「腐敗與反腐敗」和「政治的道德理想（應然）與政治的現實鬥爭（實然）」，後者儘管是隱藏的，但使該劇更深刻地揭示出一種現實社會中的政治困境，進而將觀者引進到一種新的「政道」（公平正義），從而把握到了時代的脈搏（可以說是終結了反腐劇），並寄希望於這種「政道」的延續。
我並不想假裝說自己完全贊同何青翰碩士文章的一切內容，但疑問和意見僅僅是細節性的、局部性的，例如說革命建國的根本原則——如果有的話，事實上這個問題本身有一個與上世紀40年代末以來的主流思潮截然不同的問題域——似乎是「人民當家作主」，而非「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又比如作者在文中認為，抗戰期間的陳岩石對共產黨員的理解竟會是「先鋒隊員，其任務就在於把‘人民’組織起來粉碎一切自私自利、結黨營私的陰謀，建立一個使每個人都充滿公共德行的社會概念，從而實現公意。」這實在強人所難，因為首先足以促成其目的的某種特定性質的困難就不存在，抗日戰爭（甚至內戰）不能成為這個目標的墊腳石，更何況即便是陳岩石當時年歲尚幼可以不考慮他的個人看法，但不從《共產黨宣言》和「兩論」的政治文獻構成的主流意識形態出發而採用「德性」、「公意」等亞里士多德、盧梭式的概念，還是不可想象，太過火了。
但是，由何青翰碩士在文中揭示出該劇的第二條線索，亦即政治的道德理想（應然）和政治的現實鬥爭（實然）的「二元對話」，其最終提出的「道術分裂」（不應從字面上做狹隘的理解）的觀察相當敏銳，作為他的文章的中心無疑提出了現實的問題，對此我完全贊同。
問題在於，作者最終的態度是疑惑的，「政道」的延續可能有希望，但不能確證。然而，我認為沿著何青翰碩士這篇文章開闢的道路，尤其是「實然與應然」這一條線索，並非不能更準確地對這個問題做出更加清楚的回答，從而揭示出依舊隱藏在正義、公平正義、政治正義等當代流行的政治哲學諸多能指背後的真正所指，即使這些所指尚不能得到極為清楚和條理化的概括與宣示，至少它已經有了成形的輪廓，並且我們將會看到，給出並維持這種「政道」的人處在一個形勢大好的時代中，自信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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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貪反腐」反映了對「政道」的期望 |
一、「政道」的真實面目
在我看來，何青翰碩士的文章把陳岩石（和沙瑞金）代表的「政道」歸結為「公平正義」並沒有真正說清楚它的內涵，「公平正義」是太抽象了，不可能從中分辨出任何特定的政治思想傳統，因而也完全不足以說明他們究竟代表著怎樣的理念，怎樣支撐著治國之道（發展模式）。原因在於文章並沒有考慮建國至今始終深刻影響著中國政治的一種思想，亦即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的浮沈，它只是相當敷衍地提了一句「從數十年的客觀史實來看」（這可能是該文對共和國唯一的一次歷史考量），此舉極難捉摸，正如《人民的名義》表面上呈現的一樣，因為它既可說是名義性正當性的不言而諭，又可說是對一種名存實亡的意識形態的不屑一顧，要知道，電視劇中出現的「黨」、「人民」等等同樣是高度抽象的概念。因此，要弄清楚「公平正義」究竟是何意謂，必須回到原劇中，審視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共用的某些內容的實際命運。
何文已經提到了與馬克思主義有關的一場鬧劇——的確是鬧劇，因為當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建國初期時，還是以悲劇收場的——即劉新建面對侯亮平的刺激，竟毫不知廉恥地跨坐在窗沿上大背《共產黨宣言》，出盡了洋相。何文對這一場景的理解顯然是正確的，諷刺的對象並不單純是劉新建本人，更是《共產黨宣言》，從而也在針對馬克思主義本身。這種諷刺性的否定——絕不是巴赫金在《拉伯雷的創作》中所說的既否定又肯定——並非個案或孤例，至少讓人們記憶猶新的還有另外一場針對辯證法的大戲，其主角是高育良和他的對手們，後者包括了沙瑞金、田國富、李達康以及其他常委，對手公然斥其辯證法為「歪理」、「詭辯」，事實上高育良本身就代表了一種被否定的傳統，劇中一再顯現的侯亮平大學時期受教於高育良的，乃是一堂「現代法學」課。儘管《人民的名義》全局人物都在使用「中國共產黨（員）」、「為人民服務」這樣的詞組，但明白結合到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卻只有高育良和劉新建這兩人，然而他們卻被證明是徹徹底底的、實打實的卑劣無恥，用辯證法為歪理撐腰，從《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中調用權威，如果孫連城仰望心空的畫外音是戲謔和揶揄的，難道劉新建能大段背誦《資本論》的畫外音不是諷刺而否定的？這些事情清楚說明瞭，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某些核心內容是可以被連帶破壞和附帶傷害的，但是，整個馬克思主義傳統都可以被完全消解掉嗎？如果觀者足夠細心就會發現，在李達康於其家中接待趙瑞龍時，他的茶几上也放著一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其裝幀顯見是中文全集第一版。在李達康這個正面人物身上呈現出的這一幕，與以上內容一起，確乎表達了一種看法：一種政治傳統已然部分落伍，必須有所反思和否定，但走極端的完全拋棄也並不可取。
以上諸般圖景顯示的不過是「破」的意圖、決心和方式，而真正的「立」也必須回到劇中，尤其是正面人物的言行中去尋找。與何文一樣，我認為特別重要的是陳岩石，此外還有易學習、沙瑞金和李達康三人。後現代主義的種種建構學派矯枉過正，「製造」、「發明」等一類詞綴過分掩蓋了政治傳統的自我成長，這種過度的理性主義在政治上深為奧克肖特所恨[4] ，而事實上即便是「生產」也需要有某種原材料，治人的前提在於觀察人和理解人，因勢利導才不會有壅塞之潰。在觀察陳岩石的形象時不難看出來，他所體現的是國家利益（抗戰期間的英勇戰鬥）、他人利益（不佔用幹部病房）、奉獻精神和公僕心態（大風廠事件）、克制的理想主義（從堅定無畏的革命鬥士到知機妥協的政治家）、犧牲精神（主動擔當王文革人質）等等；另一個完人易學習則是廉潔、正派、忠於職責、不畏權威、能力強以及家庭組建和管理有方，同時勇於承擔責任；人物刻畫的完美程度上不如以上兩人的沙瑞金在政治上卻幾乎是無可挑剔的：維持平衡的政治手腕、體察民情身體力行、對大格局的把握（對改革開放成果的評價、GDP與反腐的關係）；相對來說李達康儘管在經濟建設上能力最強，但無論是細微處的政治舉措（用人不當、夫妻關係）還是大格局的把握（編劇周梅森先生曾說，若有後續則李達康的形象很可能會發生轉變，這絕非心血來潮的勾畫）都有欠缺。
從不少方面看，這些人所體現出來的「政道」頗類似於戰後英國馬克思主義者E.P.湯普森所提出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5] ，當然湯普森不過是思想上的設計和實驗，《人民的名義》卻清楚地反映出一種現實狀況。察其大概，雙方的共同點是都不在追求抽象的宏大說辭，摒棄無用的政治說教，克服狂熱的理想信念但又不至淪於道德虛無主義，有限度地公開接納現實主義政治並為其尋找制度化的限制，注重改善人民——絕非階級鬥爭觀念之下的形象，而是人道主義下的千百萬現實社會中的有血有肉的個人與團體——的生活標準；雙方最大的區別可能在於，社會形態更替觀（不是社會性質本身，因為它直接與一個國家及其政府的性質相關，因而攸關其合法性）已為前者所拋棄，這最重要的出於兩個歷史原因，第一是「社會主義」的標籤本身在斯大林主義等一系列共產主義世界的災難之後不再具有相對的優越性，反而成為一種尷尬的傳統；第二點在於，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社會主義是走出來的、一步一步艱難摸索出來的、生長出來的，而不是規劃的、可以有某個顯而易見的鴻溝跨越過去而直接抵達的。
在說明「政道」的代表時我並沒有提到侯亮平，這是因為他的工作恰恰更多地屬於何文指認出來的另外一條線索，即「腐敗與反腐敗」，體現的是「術」的層面，這不是說他沒有「道」的意識和反思，但以上諸人確實足以在這方面代表他。侯亮平最重要的意義是代替陳海，後者如果沒有遭到車禍，那麼漢東省的腐敗究竟是他查還是侯亮平查，不會有太大分別。要理解創作上的「多此一舉」就必須看到，陳海的覺醒正是一種重生，因為其與陳岩石的離世是同時的，這個《巨人傳》中龐大固埃誕生一般的設計，使人們意識到巨人之死和新巨人重生之間的斷裂和繼承，而侯亮平作為陳海的化身，再次指認了一個新巨人將從一種還不成熟的傳統中誕生出來。
說這種傳統還不成熟，是因為我並不認為一種新的「政道」已經甚至早就形成，正像何文所說，80年代末激進主義自我毀滅了，但繼之而起的種種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儘管凌厲而強勁，卻都不能保證可以完全替代馬克思主義而不引起失控的局面。因此，我發現自己很難接受這樣的說法：「從數十年的客觀史實看，正是這種‘政道’（公平正義）的堅守，使得‘人民’能夠寬容‘治道’（發展模式）的失誤，因為‘人民’本身是受到這種‘政道’的教育而得以成長的。」如果真是如此，那作者還會疑惑陳海的「德性」嗎？這種疑惑豈非完全沒有歷史意義的偶然性不確定？而未來還可能是不確定的嗎？顯然，這裡面有自相矛盾的東西。與其猜測是一種其未來還為人憂慮的「政道」保證了社會的穩定與繁榮，倒不如採信馬克思在《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中的這句話：「一旦空氣中散髮出經濟繁榮的氣息，國君的狂怒和人民的憤恨同樣都會緩和下來。」[6]
誠然，這樣說多少有些令人不適的經濟還原論味道，因而我更樂意說將近四十年來，在中國社會中已經形成了一種感覺結構[7] ，而經濟繁榮只是其中的一個因素，雖然在我看來這是最基礎和最有力的因素。
能夠對這種感覺結構做以輔助性說明的，並不僅限於廣為人知的調和三種傳統的嘗試[8]
（對這一嘗試我相信江緒林先生的評價是正確的，即理論上雖然粗糙，但顯示出來的觀察和問題意識卻敏銳無比），不過這裡並不適於做長篇大論的分析和解釋，我暫時只想以《人民的名義》為例來說明這是怎樣的一種感覺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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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理士多德認為「詩比歷史更真實」，那麼《人民的名義》是否是現實的某種倒影？ |
二、「政道」的現實社會
文藝作品在刺入社會現實之時，不可避免地要暴露某些社會問題，尤其像《人民的名義》這種揭露的不是「街燈和電話亭」，而是「工廠和城市」[9] 的作品。據我所知——可能有限——其最引人爭論的乃是如下兩個問題：（1）祁同偉所代表的寒門子弟在一個據說階層不斷固化的社會中的艱難處境；以及（2）誰來監督沙瑞金（或許還有侯亮平）？
為數不少的人揪住侯亮平的一句話不放，但這種「不放」看來也確實有些道理，因為正是這句話把以上兩個極其龐大和複雜的問題相當精確地表達了出來，也就是「權力的小小任性」。在我看來，即便是依託侯亮平與鐘小艾夫妻的對話語境，這句話至少也可做兩種解讀：（1）重點在「小小」，因而是梁璐的立場，這權力的施行不過是要檢驗一下祁同偉的愛情，所以侯亮平的意思無非是祁同偉的愛情既不真心，也不堅固，而這對陳陽來說也未始不是件好事，至於祁同偉則可算作是一種報應；（2）重點在「任性」，亦即侯亮平是感嘆權力無論多小，都能夠決定性地改變一位大好青年的錦繡前程，那麼，將之放進制度的籠子里就絕對是必要的。
對第（1）點，它與其說把第（1）個問題解決了，倒不如說立即扣住關鍵簡化了問題，但是，要注意，這裡的簡化並不是問題本身，而是機智地將問題簡化為存不存在。根本上，第（1）種解釋貫穿著侯亮平視祁同偉為於連的看法，因而實際上想說的乃是祁同偉本性如此，縱使沒有權力的干預，他也一樣會迷失在「紅與黑」的世界里，這種解釋會反問，把他祁同偉當成是寒門子弟的代表不也太下作了嗎？問題在於。沒有大革命之後的法國社會，會有於連嗎？沒有謝朗神甫，沒有窮凶極惡的父兄，沒有做張做致的神學院同儕，於連會是於連嗎？說實話，我並不認為後一種看法就能立即駁倒前一種，但至少祁同偉的例子要明朗得多，只要看到權力曾使得他寸步難行，也就不至於完全取消那個階層固化的問題，區別只在於人們應該怎樣限制使階層固化的權力等諸多因素以及祁同偉式的人應該如何正確地選擇自己受挫後的人生道路而不是報復社會，在正視惡意阻礙因素這方面，祁同偉恰恰應該成為彼拉神甫眼中被人在考試時算計的於連。有趣的是，電視劇已經將問題呈現出來，但解決的措施——即便只是道學家的空談——卻從未被正面給出，唯一明確提到的約束是針對權力的，但也正是在這裡，出現了完全一樣的症候。
無疑，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從根本上講也就是讓任何權力都要受到監督和限制，而這種監督必然是一環套一環，極其嚴格而不能有斷裂的。可偏偏是劇中人物清清楚楚地指出了它的困難所在，當易學習向田國富說「誰來監督沙瑞金」的時候，後者的驚訝和躊躇溢於言表，縱使後來他向沙瑞金直言「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也無濟於事，因為兩人的權力依然不是對等的，只可旁敲側擊地進言，不能義正言辭地申斥，後一種行為本身就是不合制度的。又是一樣，這裡只見問題，卻無解決的任何嘗試。不過，有一種歷史悠久的統治秘術傳統（追溯到馬基雅維利是遠遠不夠的[10]）可能會提出不同的看法，在它看來，國之重器不可輕易示人，否則就要喪失掉，或者是其本身，或者是某種神力，最終導致政治體的敗壞。然而，以空缺狀態存在的統治秘術是否還是秘術頗堪懷疑，如果不能將「存在有一個秘密」這個框架本身很好地掩蓋起來，秘術只會吸引更多好奇的目光。
在我看來，不僅不能把這種症候理解為一種無能，相反，正如馬克思所說：「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出現。」[11] 對《人民的名義》來說，特殊的感覺機構使其有能力直面某些問題，而且更重要的是，儘管問題幾乎是對現實的十足刻寫，但它依然能保持其懸而不決，這是一種自信的、樂觀的感覺結構它並非來自於單純的個人抱負和胸懷，毋寧說是一個時代的產物，而它給人的這種感覺，使得它所再現的社會有如奧爾巴赫看到的，莎士比亞筆下的英國社會和卡爾德隆筆下的西班牙社會：「在這些作品中，人的行動的主要目的是清楚地證明和顯示道德立場，不管它是悲劇性的還是喜劇性的，或者是兩者兼而有之；而這些行動是否起什麼作用，是否將什麼推向前進，是否帶動什麼，都沒有什麼重要的意義，無論如何，這世界的秩序後來還和以前一樣穩固而不可動搖；只有在其內部才有可能經受考驗或誤入歧途。」[12] 沒有比這段話更加適合新「政道」所產生並——理想的狀態下——逐步完善和發揮作用的那個社會了。
黃昏已近，密涅瓦的第一隻貓頭鷹即將出現在東方的大地上了。
注釋
- Ien Ang,“Introduction”,in Watching Dallas: Soap Opera and 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 Routledge Kegan & Paul,London&New York,1986,p.1-2.
- 韋勒克《文學理論》，65-143頁，三聯書店，1984年。
- 巴赫金《拉伯雷的創作與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民間文化》，見《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 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義》，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
- E. P. 湯普森等《倫理、文化與社會主義》，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
- 馬克思「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7-8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
- 威廉斯「文化分析」，見《漫長的革命》，55-6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 甘陽《通三統》，三聯書店，2007年。
- E.P.湯普森「社會主義人道主義：致非利士人書」，見《倫理、文化與社會主義》，47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
- 吳增定「可見的與不可見的——從希羅多德與柏拉圖筆下的‘古格斯’談起」，《讀書》，2017年第3期。
-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83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
- 奧爾巴赫《摹仿論》，395頁，商務印書館，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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