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38 隱匿的對話——論《人民的名義》的「寫實」｜城與邦

作者｜何青翰
簡介｜清華大學哲學系在讀碩士
興趣｜儒家思想、政治哲學、中國近現代史



本文為投稿文章，「城與邦」誠摯期待諸位讀者的來稿！

前言

　　「反腐劇」的長期缺席，無形中造成了大眾的審美匱乏；上一輪的「反腐」題材影視作品的高產期，已經過去了十多年。古人雲，文以載道。我們終歸要承認，文藝生活總是與政治發展有著天然的默契。不得不說，在中國的銀幕上，已經有很久都沒有見到《人民的名義》這樣奪人聲勢的「正劇」了。

《人民的名義》宣傳照（截自官微）

正文

　　何謂之「正」？「正」即人心的指向以及道德的標準。子曰，政者，正也。「正」為政治生活提供了基本的理由與目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人民的名義》所做的，就是要直接呈現執政黨的反腐決心以及治理手段，提振民眾對於社會正義的信念。因此，該劇敢於真實地刻畫出一個大省的塌方式腐敗以及「副國級」的墮落，將「腐敗」這一國家惡疾置於顯微鏡下進行剖析。如同此前周梅森所處創造的《絕對權力》《至高利益》《國家公訴》，該劇的目的還是在於激濁揚清，將高育良、祁同偉、趙瑞龍、高小琴之流釘死在恥辱柱上，使沙瑞金、侯亮平這樣正直有為的「公僕」得以弘揚，兩種人物的結局足以雄辯地證明：我們的黨旗仍未褪色，她仍將高揚在我們駛向偉大事業的航船上。

　　從這個角度來看，編劇周梅森和導演李路無疑完成了一篇滿分的答卷。

　　然而僅從我們當下看到的「人民」的趣味所在，這個稍顯簡單的敘事方式似乎不是那麼容易把所有事情都講得那麼清楚。在網絡上所傳播的劇評的基本論調自然是以反貪局長侯亮平為代表的正義力量如何與強大的貪腐集團鬥智鬥勇，但其更為誘人的戲劇效果卻在於該劇對於目前社會結構以及政治生活的「不自覺」的真實反映：諸如漢東省各個黨政部門從上至下所體現的「裙帶」關係，師生、夫妻、父子等等傳統中國的倫理身份構成了官僚系統的「底色」；陷入權錢交易的墮落者多為寒門子弟，如高小琴、趙德漢，身居高位者，鮮有出身樸素而又能政治清白；動用武力強拆卻毫無愧色，只要發展的經濟的目的合理則手段無所不可——「法無禁止即自由」。隨著劇情的深入，與劇中人物相關的各種娛樂消費熱點逐日增長，相互衍生、嵌套、再創造。猶如早春濕潤豐厚的淤泥就等著一場春雨，各路人馬早已嫻熟於網絡時代的營銷手段。因而該劇一出，關注與評論立刻遍地生長、爭奇鬥艷。從這個角度來看，《人民的名義》確實調動了「人民」的興趣。究其原因，就連周梅森自己也說，尺度之大不在官高，而是我們敢於面對當前真實的政治生態了。

寫實的色彩是人們看劇議論的焦點之一

毫無疑問，這種「政治生態」的寫實是造成目前觀影熱潮的重要原因之一。民眾此種趣味卻非出於偏好「高官落馬」、「宮廷內鬥」的陰暗性格。歷經「奧運」、「世博」等大型國家項目的實現以及經濟的跨越式發展，民眾在心理層面已經逐漸適應了本應屬於這個「老大帝國」的世界地位。但這一艱難地回歸，並非意味著現代中國重新獲得了神聖的「意義」；與之相反，由於「歷史性」的喪失，生活的意義亦變得難以澄清。「歷史性」是指一個政治共同體對於自身存在方式、歷史使命的來龍去脈有著清晰認識，從而使每一個共同體成員獲得安身立命之本。然後正如劇中作為反派的漢東省公安廳長祁同偉的表態：「一天到晚的說，從哪裡來到哪裡去，其實我們都知道，我們就是從娘胎里來，到墳墓里去。」這句台詞在劇中顯示的反面意義接近於坊間相傳路易十六的名言「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以此揭露貪腐勢力將個人私慾極端化。但周梅森在此用意，恐怕另有一層，因為這句「從娘胎里來，到墳墓里去」所對應的正是革命建國的根本原則：「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在這句被無數次徵引的所謂「高調」的背後，隱含著「人民革命」的基本倫理：我們的奮鬥空間是由「人民」所構成的，我們的生命價值是由「人民」所賦予的。

　　現在的情況是，多數人出離在「人民」之外，任何的崇高目標都不再具有吸引力，他們只是需要區隔於理想型敘事的「真實」。劇中極為諷刺的一幕出現在抓捕國企高管劉新建的過程中，在侯亮平的刺激下，他竟辭色悲壯地模仿革命志士的殉難，背誦起《共產黨宣言》。隨著「文革」破產以及八十年代末激進主義的自我毀滅，「告別革命」的論斷似乎已成為共識。儘管這種共識匱乏深刻性，但卻反映了各階層的精神狀態：清除理想時代的革命話語而代之以現代社會的工具理性。失去舊有的道德、歸屬感與目標感的「遊民」走向了一種以自我滿足為中心的個人主義或自戀主義，其結果就是多數人在道德問題上採取相對主義的立場。劇中的大風廠工會主席鄭西坡的兒子鄭勝利，正是這種「遊民」狀態的典型代表。許多觀眾認為鄭勝利和他的女朋友在劇情上純屬累余，毫無意義。孰不知這他們所表現的就是當下游離於體制之外的多數人的生活狀態。與此相對的，是將革命理想轉化為技術性的政治修辭的科層官僚制，一切以數據所能顯現的利益最大化為追求之本。正因為如此，在「好書記」李達康親自指揮強拆的夜晚，為了捍衛大風廠的工人權益而手持火把、擋在推土機面前的老共產黨陳岩石，才會顯得如此孤獨與悲壯。

　　由於這位老人的挺身而出，劇中的大風廠拆遷才避免了造成嚴重的流血，並進一步逼出了漢東省貪腐集團的真相；儘管周梅森給予了陳岩石以新任省委書記的父親的部下的身份，但作為一名退休幹部，促使他以八十高齡捲入是非之地的理由只有一個：那就是共產黨員是要為「人民」的幸福而獻身的。這裡的「人民」與食色本性的原子化的「小我」無關，而是使得個體生命實現自我超越的載體，因而成為了道德勇氣的真正源泉。至此我們才能發現，這位曾經為新中國的誕生而浴血奮戰的第一代共產黨人的化身，才是全劇真正的靈魂。他一身而兼任了革命與改革的雙重歷史傳統，既是神聖的「人民」的一員，又象徵著執政黨與「人民」之間的血肉聯繫。假如沒有這位老人，其後劇情必然失控。但周梅森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既用全劇最為劇烈的戲劇衝突，即工人與政府的對立，反向地彰顯了執政黨的最根本的「正義」邏輯——美國學者史華慈所說的「德性統治（the reign of virtue）」，又不動聲色地暗寫了這一邏輯正在加深的內部裂痕。

　　大風廠事件之後，新任省委書記沙瑞金召開第一次常委會，請陳岩石作黨史教育。陳岩石介紹自己在抗戰時期虛報年齡「火線入黨」的事跡，直言「戰爭年代里，背炸藥包是共產黨員才有的特權」，這也就說，他所理解的共產黨員的本質是先鋒隊員，其任務就在於把「人民」組織起來粉碎一切自私自利、結黨營私的圖謀，建立一個使每個人都充滿公共德性的社會概念，從而實現「公意」。陳岩石的慷慨陳詞讓省常務成員感動不已，其中也包括作為反派的高育良。就在陳岩石離去之後，富於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李達康與高育良兩人立刻回到了日常性的政治交鋒，李達康明指高育良門生祁同偉諂媚謀權，高育良暗諷李達康用人不當，兩人並無任何自我批評反省；而紀委書記田國福則表示了因顧及社會影響而無法處理「男女關係」不正常的幹部官員的無奈。電視劇中陳岩石與沙瑞金父親奮勇血戰的黑白畫面與常委會議西裝革履的華麗廳堂形成了鮮明對比，借用馬基雅維利的話說，這暗示我們：現代政治不再像革命年代那樣從「應該做什麼」（what should be done）的道德高度去理解和評價政治，而是反過來從「事實上做什麼」（what is done）的現實角度去理解和評價政治活動以及一切超越真實的道德理想。

人們對事物的理解模式反映著自身的期望

這種「應然」與「實然」的二元對話，以隱性的方式貫穿了侯亮平看似無堅不摧的反腐行動；正是由於「真實」的需求或者說政治生態的還原，使得一種偏離於「反腐」的敘事邏輯若暗若現，在祁同偉、高育良以及幕後黑手趙立春的思維中，「反腐」的正義性與打擊政敵、鞏固權力的無正義性總是糾結在一起，侯亮平因此被視為沙瑞金進行政治清洗的打手。與此對照的是，祁同偉、高育良的口中一次又一次地出現「人民」、「黨」、「國家」，在陳岩石的敘事中具有神聖性的主義、理想隨時可以被心術不正的政客的轉化為虛偽的政治言辭。我們只要想想劇中所出現的一個暗喻：貪腐集團的核心成員高小琴每次在酒席間都扮演著機智勇敢的「阿慶嫂」與侯亮平扮演的「刁德一」進行周旋，《沙家浜》的正邪屬性在這裡被倒轉過來，周梅森的未言之義即不難理解。行政鬥爭的遊戲雖然在智力上是高水平的，但在精神上是極低水平的，它沒有任何精神性的意義，毫無理想與道德，只剩下為了權力而權鬥、為了利益而爭利的單純競賽。可以說，孫連城的懶政，還是可以經由李達康書記的治理而得到懲治。但對於渴求真實的「人民」而言，一旦在「應然」與「實然」之間而選擇了作為故事背景的「客觀」真實，由此對於「正義」所產生的不信任感，是不可能被侯亮平這類典型的美國式的英雄主義所輓救的，至於九零後的林華華則更不具有這種可能性。

　　只有老共產黨員陳岩石與新任書記沙瑞金站在一起時，周梅森所預設的現實政治的內在張力才有可能被克制，一切感官上的娛樂衝動以及正義冷漠即刻收斂，客觀真實才不至於侵害理想與信仰。陳岩石無私、誠懇，儘管待遇不高，卻能為社會福利捐出積蓄；對於自己遇害的兒子，絕無悲戚，只是鼓勵他堅強恢復起來然後像自己一樣俯仰無愧地繼續戰鬥。這一切行為遠非當下道德水準所能理解，以致於「陳岩石」不能引起任何娛樂性話題。許多人質疑陳岩石退而不休的行為，但實際上，劇中陳岩石多年堅持舉報趙立春，使得趙立春及其子趙瑞龍所塑造的系統性腐敗不至於摧毀漢東省全部的政治正當性。由此，「陳岩石」獲得了一種超越於客觀真實的價值真實。因此，至少在劇中，在兩種「真實」隱匿的對話中，後者最終艱難地馴服了前者。

　　但正如我們所見，唯一的問題在於，陳岩石老了。

　　從數十年的客觀史實來看，正是這種「政道」（公平正義）的堅守，使得「人民」能夠寬容「治道」（發展模式）的失誤，因為「人民」本身是受到這種「政道」的教育而得以成長的。而我們必須承認，劇中的模範官僚李達康，其根本德性其實多在於純粹的理性的審慎。沒有「人民」的重新出場，李達康書記的技術與效率，在本質上永遠塑造不了「政道」。好在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希望。正如托克維爾所說，只有自由能教導我們自由。我們也可以認為，只有正義能教導我們正義。只有對政治正義的熱愛再次深入「人民」，使其適度參與對於政治正義的構建，「王文革」式泛濫的激情與「鄭勝利」式麻木的心靈才會得到糾正，從而在根本上破解困境。

　　《人民的名義》所涉及的視域極為廣闊，房地產膨脹、國企改革、官員懶政等等，但其核心問題，實際上就在如其名字一樣，如何守住「政道」或者說「正道」，如何能夠繼續正當、合法地以人民的名義去完成人民的事業。而在「反腐」的主題下，周梅森選擇最為理智的方式顯示了「反腐」的必要性與延展性，將「道術分裂」這一急需克服的時代局限呈現在這一代「人民公僕」與「人民」的面前，可謂已盡全力。不管以後腐敗分子的貪腐手段如何變化、紀檢方式如何更新，我想周梅森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把「反腐劇」寫完了。劇中的陳岩石最後病逝於貪腐集團徹底垮台的前夜，他的兒子陳海從昏迷中醒來，他會像他父親一樣，舉起火把去守衛他熱愛的人民嗎？我們終究不得而知。但我們至少明白，陳老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仍然會真誠地堅信，那個理想中的時代，終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