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一川
簡介｜倫敦政經政治系研究生
興趣｜早期現代哲學、康德政治哲學、西方現代社會學思潮、中國近現代思想史
那麼，在孔飛力的觀念中，「現代國家」具有哪些基本特徵？換言之，他是依照何種尺度來分析中國從傳統向現代的過渡呢？在《起源》的「導論」部分，孔飛力給出了他的參照標準：
事實上，在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之交的清帝國，通過科舉制進入官僚體系的文人數量非常狹小。孔飛力所引用的來自艾爾曼研究中的兩份資料，頗值得關注：
相比魏源，馮桂芬的意見則更為激進，且帶有明顯的西化色彩，這多少與他曾經避難上海有關。馮桂芬沿襲了魏源有關擴大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的基本觀點，並將它進一步具體化。在他的構想中，不同程度的「選舉」成為核心要素。首先，在官僚集團內部，官員的選拔與任命都以選舉為核心展開。這表現為，在中央層面，六部九卿和各省知府以上官職，由官僚機構中的廣大成員提名舉薦。在地方層面，地方官員由包括生員以及鄉村長者在內的群體推舉產生。其次，為遏制掠奪性掮客對國家稅收的剋扣，介於官府與百姓之間的中介力量將由鄉民通過票選產生，且這些由選舉產生的中介人員將憑此獲得正式官員身份。必須看到，將涉及國家官員任免的權力交由一個更廣泛的群體來處理，事實上，是打破了過去由皇帝一人對公民德行以及公共利益解釋權的壟斷。這裡暗含著一個深具政治哲學色彩的命題，在西方這被稱作共和主義之爭，即，公共利益能否在整個社會中逐漸「內在化」，以致人們彼此之間的私人利益爭鬥也不會妨礙公共利益的展開與實現。對馮桂芬來說，在他將選舉權逐漸下放甚至最終交由底層鄉民之時，他似乎默認了西方思想家麥迪遜有關「公民德行在社會中廣泛存在」的信條。馮桂芬相信，在一種持續不斷的政治參與和競爭中，公共利益將得到修正與塑造，國家也將因此走向富強。
事實上，問題的答案就隱藏在第三章開頭的分析中。在進入有關“農業集體化”的討論前，孔飛力花了不少篇幅去記敘了一起名為“耒陽暴亂”的歷史事件。“耒陽暴亂”發生於一八四三年。起因是耒陽當地的一位生員由於無法忍受當地稅收胥吏對底層百姓的盤剝，毅然決然赴京告狀。然而，所告之狀遭到了北京方面的駁回，其人也被投入到耒陽當地的監獄。可想而知，這引起了他的族人極大的憤怒。他們決意實行村莊自治，對內徵收錢糧以籌集對抗官府的資金，對外阻攔糧戶向官府交納稅賦。最終，由於政府當年稅收收入的減少，官府決定派兵鎮壓。該生員的宗族也因此走上了武裝暴亂之路，直至最終失敗。這樣的一起中國歷史上並不鮮見的暴亂緣何引起了孔飛力的注意？在對魏源與馮桂芬的思想檢討與對“農業集體化”的分析之間，插入這樣的一段歷史敘述，這其中反映出孔氏怎樣的態度與觀點呢？
從對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的關注，到聚焦中央政府財政稅收能力，孔飛力顯然是在有所暗示。誠然，魏源和馮桂芬倡導的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的確可能為政治系統注入更大的活力。然而，它的局限也同樣明顯，那就是，這樣的主張無法在短時間內達到國家層面的“富國強兵”，因而也就不能使中國盡快地擺脫外侮。正如列文森在對梁啟超思想的研究中所指出的，中國在十九世紀面臨的危機，使得中國不能像英國一樣，一步步地推行現代化措施。因為，“弱肉強食”的國際生存環境無法向中國提供開展內部改革所需的必要時間。如此一來，怎麼做才能在最快的時間內實現國家的強大，成為魏源、馮桂芬乃至康有為、梁啟超之後部分激進主義者的努力方向。這其中就包括在四九年奪取全國政權的中國共產黨。
在孔飛力看來，中國共產黨的貢獻無疑是巨大的。在建國的前三十年，針對中國歷史上歷屆政府都無法解決的財政汲取難題，中共進行了諸多富有成效且具有首創性質的嘗試。在這一點上，孔飛力推進並細化了杜贊奇有關“國家政權內捲化”的觀點。他指出，相比之前的所有舊政權，包括南京的國民政府，共產黨政權的特殊性在於，中共的建國領袖們深刻意識到工業化對於國家戰略安全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因而具有著將工業化戰略貫徹到底的決心與意志力。這就導致，這一新生的政權，當它試圖將國家權力的觸角深入鄉村社會時，就不可能僅僅滿足於收取一定程度的稅收從而維持某種現狀。相反，它的雄心只會逼迫它不斷地去擠壓介於官府與民眾之間中介力量的生存空間，並進而實現對鄉村的全面政治控制。從最初的土地改革，到之後的“統購”，再到最終的“農業合作社運動”，中國共產黨所推進的這一系列重大社會變革，其初衷皆在於此。自然，在這一過程中，由於需要在增強“汲取能力”的同時發展“社會生產力”，新中國的部分政治實踐的確遭遇到了困難。然而，即便如此，從“合作社”蛻變而來的鄉鎮行政機構還是成功地將政權的觸角第一次深入到縣級以下單位，並作為一項歷史遺產，延續到了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歷史進程。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共在建國初期取消土地轉讓甚至關閉市場體系的激進社會變革，無論是對於推進工業化，還是提高現代國家治理水平來說，都起到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未來尚不可知，然而當我們回首來路時，我們的思緒又一次次地被帶回到那個令人著迷卻又注定無解的問題上來；人口激增、生態惡化、民族糾紛、政治腐敗、通貨膨脹，十八世紀末葉的滿清王朝，全面性社會危機開始顯現。假使洋人在後來沒有打進中國，中國人能否在克服這場前所未有的國內危機中迎來自己的現代國家？
興趣｜早期現代哲學、康德政治哲學、西方現代社會學思潮、中國近現代思想史
前言
二零一三年，漢學家孔飛力的代表作品《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被譯介到國內，隨即引起國內知識界的關注與熱議。不同於孔氏的其他作品，如《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叫魂》等，《起源》一書在篇章結構上略顯鬆散。它實際是一部以作者在法蘭西學院所作系列講座為基礎、編輯修訂而成的學術論文集，不僅章節之間在內容上無太多顯見的關聯，且所討論的時空範疇寬廣、前後跨度超過百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該書的重要性並未因此而有所削減。事實上，《起源》被廣泛視作理解孔飛力一生學術思想精髓的綱領性文本。因為在這本著作中，孔飛力在極為有限的篇幅中，以凝練的筆道傳遞出貫穿其學術生涯的中心議題，即，中國的歷程是否已經表明，現代性的構建作為一種「普世現象」，確乎存在著一種迥異於西方世界的經驗？對於我們中國人而言，這一議題直接聯結著中國的過去與未來；一方面，自魏源以來的無數近代愛國志士仁人，在他們謀求中國「富國強兵」的努力背後，是否真的隱藏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某些特殊規律？另一方面，這種規律對我們思考今日中國政治改革的前景又有哪些昭示與啟迪？我想，這一切都要求我們重新回到孔飛力的文本之中，咀嚼並回味那些精巧而意蘊深長的文字。作為普世現象的“現代國家”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孔飛力在《起源》中所關心的議題，始終是圍繞在「現代國家在中國」這個基本點上。換言之，在孔飛力的敘事中，但凡涉及到有關「現代中國」的觀念是如何形成，或者民族主義話語如何產生等內容，皆不在他的討論分析的範疇之內。究其原因在於，「現代國家在中國」與「現代中國」實際上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它們之間有交集，但側重點不一。對孔飛力而言，他所關心的乃是作為一種普世現象的「現代國家」，它在中國的出現以及後續生長，究竟經歷了哪些超越西方人想像的獨特歷程？而這一歷程又是否清晰地表明出一種區別於西方的陌生經驗？最終這種經驗又是否反映了西方知識版圖中有關「現代世界」認知的不足與缺漏？從這個意義上講，孔飛力透過《起源》一書所展現出的格局和野心是非常寬廣的。 |
| 「現代國家」究竟是一種「英格蘭現象」，還是「普世現象」？從麥克法蘭到孔飛力，爭論仍在繼續 |
那麼，在孔飛力的觀念中，「現代國家」具有哪些基本特徵？換言之，他是依照何種尺度來分析中國從傳統向現代的過渡呢？在《起源》的「導論」部分，孔飛力給出了他的參照標準：
在這裡，有三個曾在清代晚期吸引過人們注意力的問題持續地存在下來，並似乎由於現代的條件而變得更為緊迫。這些問題是：
• 政治參與的擴大如何同國家權力及其合法性加強的目標協調起來？孔飛力指出，早在西方憑藉武力侵略中國之前，大清帝國內部的一些令人不安的危機跡象就已經開始引起部分有識之士的警覺，而對這些跡象的反思，不論反思者本人是否意識得到，事實上都已經顯示出某些「根本性」特徵。具體而言，十八世紀九十年代隱藏在「乾隆盛世」之下的危機，諸如地方政府的腐敗、邊疆的民族糾紛、人口激增所帶來的人地矛盾以及白銀大量流入造成的物價抬升，在中國歷史上都是無先例可循的。它們所造成的潛在威脅，已不可能通過一兩次的農民起義與王朝更迭便得到妥善解決。在這種危機下，部分中國文化精英所進行的一些自我檢討與反思，譬如改革官僚體系的內在結構，其實已經涉及到一些根本性、決定性的因素。這在孔飛力看來，即為他所定義的「根本性問題」——「人們關於為公共生活帶來合法性秩序的種種考慮」。而孔飛力所指出的上述三個具體問題，實際上是「根本性問題」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所表現出的「建制議程」；它代表了人們在具體的行動中給予某一「根本性問題」以優先考慮地位的意願。基於此，孔飛力鋪展開他的設問：中國自十八世紀以來通向「現代國家」的漫漫歷程，究竟在怎樣的大道與岔路之間穿行？從晚清士大夫魏源、馮桂芬到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革命者，無數近現代的愛國志士在謀求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道路上都作出了哪些無畏的嘗試與犧牲？他們之中失敗與成功的原因又都何在？
• 政治競爭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協調起來？
• 國家的財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會的需要協調起來？
從魏源到馮桂芬：「文人中流」的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
孔飛力認為，中華帝國晚期社會的危機跡象，大都因存在於龐大文化精英階層與狹小官僚集團階層之間的鴻溝而進一步惡化。這其中，有兩方面的隱患尤其值得注意。其一，由於帝國疆域的不斷拓展以及人口的激增，那種強烈依賴地方官僚、非政府編制人員以及地方士紳的舊式統治方法，已經不能滿足中央政府在統籌全國治理方面的需要。其二，由於滿清政權作為「外來征服者政權」而始終無法擺脫的「政權合法性焦慮」，那種單純以「文字獄」為核心所建立起的恐怖專制，也已不能籠絡漢人的人心。值此危機關頭，如何吸收更多的漢人文化精英進入政治系統，就成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因為，倘若能「自上而下」地成功擴大政治參與的範疇，那麼新進加入的文化精英，一方面可以為統治階層的決策提供諮詢與監督，以此提高中央政府的治理水平；另一方面則通過自身的製度化政治參與，增強對現行政治秩序的認同與效忠。這兩方面的效果，對於幫助帝國走出現階段的危機而言，意義都十分重大。 |
| 如何吸收那些「鬱鬱不得志」、處於官僚體系之外的「文人中流」進入政治系統從而加強國家權力的行使，成為魏源、馮桂芬思考中國前途命運時的著眼點 |
事實上，在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之交的清帝國，通過科舉制進入官僚體系的文人數量非常狹小。孔飛力所引用的來自艾爾曼研究中的兩份資料，頗值得關注：
•到19世紀中葉，「通曉經典的文人」的總數也許達到了三百萬，也就是佔當時總人口的不到百分之一。正是由於認識到這種制度上的缺漏，某些先知先覺者，如魏源與馮桂芬，先後提出了他們各自的變革主張。在魏源的觀念中，由於「結黨」在中國人的觀念裡一向被視作與「謀反」相關聯的政治行動，因而如何為文人聯合起來的參政行為提供正當依據，便構成了他思考的主題。在對《詩經》的研究中，魏源借「呦呦鹿鳴，食野之蘋」的詩句突出了「鹿與鹿之間交流」的重要性。在他看來，政策的正確性來源於「討論」。唯有允許被排斥在官僚體系之外的「文人中流」進行觀點之間的競爭與碰撞，政治的真理才能夠逐漸形成。實際上，這與英國哲學家密爾的觀點非常相似，儘管他們各自的目的千差萬別。對魏源來說，在「文人中流」之間培育一個能夠超越於地方觀念之上、具備全國視野的群體，並進而鼓勵他們議政，這將有助於增強政權的合法性以及提升政治權力行使效能。雖然在這一主張中，一般民眾被排斥在政治參與的範疇之外，且國家權力的強化是其終極目標，但是我們不能據此便忽視如下重要事實，即，早在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之前，國內的社會危機已經激發了像魏源這樣的文化精英的反思，而這種反思，從中國歷史上看，顯然具有某種根本變革性質。
•雖曾誦讀經書、但卻仕途無門的文人可以分成三類。在最底層，考取秀才而成為生員的比例在清代是1.5%。參加省級鄉試的生員中，大約5%可以通過考試而獲得舉人頭銜。而在鄉試成功者中，大約0.8%能夠通過在京師舉行的會試及殿試而成為進士，從而打開進入官場的大門。也就是說，在所有通曉經典的文人中，每萬人中僅有8人能夠成為進士。而在整個清代（1644-1911），在全部考生中，最後能通過各級考試的人數比例為0.1%。
相比魏源，馮桂芬的意見則更為激進，且帶有明顯的西化色彩，這多少與他曾經避難上海有關。馮桂芬沿襲了魏源有關擴大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的基本觀點，並將它進一步具體化。在他的構想中，不同程度的「選舉」成為核心要素。首先，在官僚集團內部，官員的選拔與任命都以選舉為核心展開。這表現為，在中央層面，六部九卿和各省知府以上官職，由官僚機構中的廣大成員提名舉薦。在地方層面，地方官員由包括生員以及鄉村長者在內的群體推舉產生。其次，為遏制掠奪性掮客對國家稅收的剋扣，介於官府與百姓之間的中介力量將由鄉民通過票選產生，且這些由選舉產生的中介人員將憑此獲得正式官員身份。必須看到，將涉及國家官員任免的權力交由一個更廣泛的群體來處理，事實上，是打破了過去由皇帝一人對公民德行以及公共利益解釋權的壟斷。這裡暗含著一個深具政治哲學色彩的命題，在西方這被稱作共和主義之爭，即，公共利益能否在整個社會中逐漸「內在化」，以致人們彼此之間的私人利益爭鬥也不會妨礙公共利益的展開與實現。對馮桂芬來說，在他將選舉權逐漸下放甚至最終交由底層鄉民之時，他似乎默認了西方思想家麥迪遜有關「公民德行在社會中廣泛存在」的信條。馮桂芬相信，在一種持續不斷的政治參與和競爭中，公共利益將得到修正與塑造，國家也將因此走向富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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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中國危機的時刻，中國的本土知識資源已在冥冥之中與西方的思想發生關聯。馮桂芬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他的部分觀點非常接近美國那些建國者的考量 |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功績：政治控制與工業化
但是，在敘述完魏源與馮桂芬所代表的本土知識資源後，《起源》一書發生了很明顯的「跳躍」。在全書第二章與第三章之間，孔飛力“空出”了將近一個世紀的中國現代化歷程。在結束第二章對馮桂芬的分析後，孔飛力緊隨其後的便是有關新中國“農業集體化”的討論。面對這樣的一種歷史剪裁，我們不禁會問，難道對於像孔飛力這樣的一位諳熟中國歷史的學者，他會不知道這其間歷史的意義？那他這樣做的用意究竟是什麼？這其中是否暗藏著一種看待歷史的獨特眼光？事實上，問題的答案就隱藏在第三章開頭的分析中。在進入有關“農業集體化”的討論前，孔飛力花了不少篇幅去記敘了一起名為“耒陽暴亂”的歷史事件。“耒陽暴亂”發生於一八四三年。起因是耒陽當地的一位生員由於無法忍受當地稅收胥吏對底層百姓的盤剝，毅然決然赴京告狀。然而，所告之狀遭到了北京方面的駁回，其人也被投入到耒陽當地的監獄。可想而知，這引起了他的族人極大的憤怒。他們決意實行村莊自治，對內徵收錢糧以籌集對抗官府的資金，對外阻攔糧戶向官府交納稅賦。最終，由於政府當年稅收收入的減少，官府決定派兵鎮壓。該生員的宗族也因此走上了武裝暴亂之路，直至最終失敗。這樣的一起中國歷史上並不鮮見的暴亂緣何引起了孔飛力的注意？在對魏源與馮桂芬的思想檢討與對“農業集體化”的分析之間，插入這樣的一段歷史敘述，這其中反映出孔氏怎樣的態度與觀點呢？
從對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的關注，到聚焦中央政府財政稅收能力，孔飛力顯然是在有所暗示。誠然，魏源和馮桂芬倡導的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的確可能為政治系統注入更大的活力。然而，它的局限也同樣明顯，那就是，這樣的主張無法在短時間內達到國家層面的“富國強兵”，因而也就不能使中國盡快地擺脫外侮。正如列文森在對梁啟超思想的研究中所指出的，中國在十九世紀面臨的危機，使得中國不能像英國一樣，一步步地推行現代化措施。因為，“弱肉強食”的國際生存環境無法向中國提供開展內部改革所需的必要時間。如此一來，怎麼做才能在最快的時間內實現國家的強大，成為魏源、馮桂芬乃至康有為、梁啟超之後部分激進主義者的努力方向。這其中就包括在四九年奪取全國政權的中國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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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與梁漱溟早年在延安的爭論，已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在解決現代化問題時的獨特思路 |
在孔飛力看來，中國共產黨的貢獻無疑是巨大的。在建國的前三十年，針對中國歷史上歷屆政府都無法解決的財政汲取難題，中共進行了諸多富有成效且具有首創性質的嘗試。在這一點上，孔飛力推進並細化了杜贊奇有關“國家政權內捲化”的觀點。他指出，相比之前的所有舊政權，包括南京的國民政府，共產黨政權的特殊性在於，中共的建國領袖們深刻意識到工業化對於國家戰略安全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因而具有著將工業化戰略貫徹到底的決心與意志力。這就導致，這一新生的政權，當它試圖將國家權力的觸角深入鄉村社會時，就不可能僅僅滿足於收取一定程度的稅收從而維持某種現狀。相反，它的雄心只會逼迫它不斷地去擠壓介於官府與民眾之間中介力量的生存空間，並進而實現對鄉村的全面政治控制。從最初的土地改革，到之後的“統購”，再到最終的“農業合作社運動”，中國共產黨所推進的這一系列重大社會變革，其初衷皆在於此。自然，在這一過程中，由於需要在增強“汲取能力”的同時發展“社會生產力”，新中國的部分政治實踐的確遭遇到了困難。然而，即便如此，從“合作社”蛻變而來的鄉鎮行政機構還是成功地將政權的觸角第一次深入到縣級以下單位，並作為一項歷史遺產，延續到了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歷史進程。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共在建國初期取消土地轉讓甚至關閉市場體系的激進社會變革，無論是對於推進工業化，還是提高現代國家治理水平來說，都起到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結論
然而，中國自十八世紀末以來的轉型之路，並未在中國共產黨建政之際便宣告結束。事實上，對於生活在現代中國的我們，這場已有無數志士仁人為之流血犧牲的變革仍在繼續。在“富國強兵”已實現的今天，如何通過重啟被擱置已久的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來為中國的政治系統注入更大活力？在與世界市場對接的當下，如何超越過去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緊張關係與舊有模式？在孔飛力看來，這一系列問題的複雜程度已遠遠超過曾幾何時魏源與馮桂芬、梁啟超與章太炎的想像。不過，作為留待中國人面對的當下乃至未來的“建制議程”，這些問題從提出到解決，在孔飛力看來，所根據的仍舊是中國自己的條件。未來尚不可知，然而當我們回首來路時，我們的思緒又一次次地被帶回到那個令人著迷卻又注定無解的問題上來；人口激增、生態惡化、民族糾紛、政治腐敗、通貨膨脹，十八世紀末葉的滿清王朝，全面性社會危機開始顯現。假使洋人在後來沒有打進中國，中國人能否在克服這場前所未有的國內危機中迎來自己的現代國家？
參考文獻
- [美]孔飛力著，《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M]，陳兼，陳之宏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 年
- [美]杜贊奇著，《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鄉村》[M]，王福明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年
- [中]梁漱溟著，《鄉村建設理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 Joseph R Levenson. 2011. Liang Ch'i 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Literary Licensing,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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