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一川
簡介｜倫敦政經政治系在讀研究生
興趣｜早期現代哲學、康德政治哲學、西方現代社會學思潮、中國近現代思想史
引言
康德、馬克思，西方哲學史乃至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思想家。但或許正如魏斐德所言，歷史的大人物往往都會成為它自身形象的俘虜。事實上，時至今日，康德與馬克思留給世人的印像也的確呈現出某種臉譜化的特徵。我們似乎都相信這樣的事實：康德，未離開哥尼斯堡一步的書齋式哲人，為人類的理性啟蒙、道德自律、共和憲政以及永久和平而苦苦思索；馬克思，憤世嫉俗的資本主義掘墓人，為英國工人階級的現狀、全世界無產者的命運以及一切受壓迫民族的前途而奮鬥終生。然而，一切臉譜的背後都湧動著那一旦失去就會使歷史無趣的豐富細節。來自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Lea Ypi教授就向我們指出，事實上，在康德與馬克思之間存在著一種令人著迷的關聯。而當我們耐心解開這重關聯時便會發現，原來康德也曾以近乎唯物的觀點領會過現實與過往，而馬克思也不總是在所有時刻都對唯心傳統持批判的立場。那麼，Lea究竟是從哪一個角度入手來找尋康德與馬克思之間的隱秘聯繫呢？畢竟，對我們來說，這兩位思想家的思想體係都太過於龐雜。 | |
|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系Lea Ypi教授 |
革命來臨，革命過後
Lea指出，康德與馬克思在“革命”議題上呈現出了某種驚人的一致性，而這或許有悖於我們的直覺。因為我們似乎普遍相信，康德與馬克思在革命問題上的態度理應相去甚遠；畢竟，康德信奉的是漸近改良，而馬克思才是暴力革命的倡導者。更重要的是，尋求康德與馬克思之間共性的努力似乎遭到了後者文本的直接反駁。在一生的諸多寫作中，馬克思曾十分坦率地表達過他本人對康德的強烈不滿。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就認為，康德“善的意志”體現出的不過是德國小市民的無能與可憐，因為他並未從中開掘出關乎這一階級的實在利益與真實生存現狀。既然如此，Lea又是憑藉何種理據去讓我們相信存在於康德、馬克思之間的那種一致性呢？ | |
| 馬克思一生對康德的態度似乎隨著自身思想體系的成熟而發生改變。青年馬克思在私人通信中，曾向其父親坦誠自己深受康德與費希特哲學的影響。 |
必須承認，Lea的角度是獨到而深邃的。她認為，事實上，康德與馬克思都曾對革命熱情及其散發出的道德理想主義氣質給予過高度的讚賞，而這一讚賞體現出的則是兩位思想家對人類在一個祛魅的環境中理性所達邊界的宏觀思考。無論是康德還是馬克思，他們都清楚地看到革命來臨之際人類的見識是如何被“黑雲壓城”的氛圍所鍛造，而革命過後它又在參與者與旁觀者心中激起怎樣的崇高理想。當Lea逐一揭開這兩方面的答案後，我們自然會看到，那把鬥爭視為歷史前進動力的康德，以及在冰冷的利益分析外曾謳歌過激情的馬克思。
歷史的標記
在革命緣何爆發這一問題上，Lea認為，康德與馬克思就已經顯出出一致性。在她看來，這主要涉及兩方面。首先，革命的爆發在於某一群體能完全超越一己之私利從而著眼於關乎人類整體命運的價值與目標，並進而掀起道德解放以及廣泛的政治參與。在這裡，我們必須要看到，儘管康德對這一群體的指向未做出任何說明而馬克思則堅持認為它必然指向無產階級，但兩位思想家事實上都已抓住那些真正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革命所共有的本質，即它們不單單圍繞權力或財富來展開，而必然包含著某些超越於物質生存之上的精神寄託。這也就是為什麼，那些試圖以歷史學方法來否定康德曾積極評價法國大革命事實的做法是注定失敗的。因為康德雖然在個人法權的意義上否定過革命，但當他站在人類整體的道德進步與理性啟蒙的立場上時，革命所展現出來的某些進步因素很難不觸動他。這也就是為什麼，在法國大革命之外，康德也曾對美國獨立運動與愛爾蘭人民的反抗流露出難以掩飾的好感。其二，革命的爆發在於人類社會的某種永在矛盾以及人在歷史來臨一刻的能動性。一方面，康德與馬克思都看到了人類的知識、技巧與能力是如何代代傳承並趨於完善的過程。另一方面，他們二人同樣深刻領會到，根植於人性深處的某種特質正宿命般地將人類引向彼此對立，甚至各自為戰的境遇。區別在於，前者從哲學思辨的角度將這種特質稱之為“非社會的社會性”，後者則著重政治經濟因素把它視為“階級鬥爭”。更重要的是，當歷史的變革一刻到來之際，康德與馬克思都證實了在一個祛魅的環境中個人理性所能拓展的新邊疆。尤其是康德，他對法國大革命的欣賞，有相當一部分都來自於那些革命者對一個聽上去近乎烏托邦的共和憲政政府的不懈追求。康德以為，革命者採取的手段或許是充滿爭議的，他們的行動也可能是魯莽的，但就是失敗，他們的努力也注定會成為一個歷史的“標記”；它表明，人類在這一時刻曾趨於一個進步的臨界點，政治行動的可行性也在這裡被大大拓寬。在Lea看來，這不正是馬克思唯物主義史觀下經常閃耀的“線性進步”因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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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正是這種阻力才喚起了人類的全部能力；推動著他去克服自己的懶惰傾向，並且由於虛榮心、權力欲或貪婪心的驅使而要在他的同胞們—他既不能很好地容忍他們，可又不能脫離他們—中間為自己爭得一席地位” （Unsocial Sociability）。 |
革命的熱情
而革命過後，它又給我留下了什麼樣的遺產呢？Lea認為，這是康德與馬克思再次取得一致性的地方。他們二人都相信，革命無論成功還是失敗，其迸發出的熱情都會在人類的集體記憶中留下鮮明的痕跡並感染著所有回味這種記憶的人。這一點對康德來說是很明顯的。這位曾對法國大革命難掩欣喜之情以致被身邊的人視作“雅各賓分子”的哲學家，恰恰是看到了大革命的某種超然性以及它與人類啟蒙進程的契合，才能在明知其裹挾著暴力與殺伐的情況下依然以一種矛盾的心態來肯定著它的先進。而對於馬克思，儘管他以對資本主義與階級鬥爭歷史作唯物主義的分析而見長。但在《法蘭西內戰》中，他也曾坦誠精神的力量有時能迸發出超乎人想像的能量。巴黎的工人不正是受到了革命的感召，因而才甘願為保衛巴黎公社以及求取自身的最終解放而鬥爭乃至獻身嗎？除此之外，馬克思還看到，過往的革命如何成為未來革命者的資源，使得後者能夠從中不斷地得到鼓舞、總結經驗。從這一點上講，雖然我們常說馬克思很反感將政治問題道德化的處理方法，其本也幾乎終其一生不介入任何現代倫理學的學術爭論，但正如Lea所說，馬克思事實上並未完全顛覆西方啟蒙時代以來形成的價值標準，其文本也完全經受得住後人的一番道德解讀。 | |
| 巴黎公社被政府軍攻陷之際，那些不顧個人安危而走上街頭、誓死保衛公社的婦女，不正好說明革命的熱情在人心中所煥發出的高尚情感嗎？它或許是簡單的、粗野的，卻也是真摯的、可貴的。 |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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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歷史必然走向“終結”的福山，在代表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中運用的分析工具來源於柏拉圖的“靈魂學說”。其中，福山特別感興趣的是那介於慾望與理性之間且易被環境所觸發的”意氣”（thymos）。 |
Lea的這種以“革命熱情”為視角來閱讀康德與馬克思文本的嘗試，事實上反映出西方政治哲學家對人性的一種經典觀察與理解方式，它很容易使人想起美籍日裔學者福山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中所嘗試的那些分析。在福山看來，人類社會之所以終將向自由民主的方向匯合，不僅僅取決於各國經濟上現代化的需要，更是被人性中的某種成分所深深決定著。福山繼承並發展了柏拉圖的“靈魂學說”，承認靈魂中有慾望、理性與意氣三部分組成。但在他看來，恰恰是“意氣”這部分最為特殊。因為它逼迫著人類為獲取他人的“認可”而不斷鬥爭。自然，最好的認可方式即人與人之間都彼此承認對方的尊嚴與價值，只存在於自由民主制度下。因此，在那些尚未實現自由民主的國度中，未得到認可的人類便會在“意氣”的作用下，在某些時刻不畏死亡、奮起與國家機器反抗，直至最終達成心願。筆者認為，福山的這些分析所反映出的對人性的基本觀點，事實上與Lea的理解非常接近。或許，恰如笛卡爾的悲觀，我們始終無法真正看清人性的全部構成，但這並不妨礙我們感受到來自它的某種“情緒”。而正是這種情緒，使得我們驚奇地發現，至少在某些時刻人類真的能超越最低生存的需要而執念於某些虛無縹緲的所謂真理。
參考文獻
- Ypi, Lea, 'On Revolution in Kant and Marx', Political Theory, Vol.42(3) (2014), pp.262-287
-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1970. The German Ideology.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Karl Marx. 1996.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ant, Immanuel. 1991. Kant Political Wri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rancis Fukkuyama.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London: Hamish Hamil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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